第164頁
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如果把目光放得比誹謗和中傷更遠一些，那麽西方同盟的狀況既比第一眼看上去要好得多，同時又要糟糕得多。之所以說要好得多，是因為伊拉克的悲劇給了右派美國一個嚴厲的教訓，讓它明白了軟實力的重要性。“讓他們又怕又恨”（oderint dum metuant）的哲學，對於一個試圖發動全球反恐戰的國家來說，是沒有什麽意義的。打擊恐怖主義需要贏得“民心”。美國的實力再強大，它的民心也隻占世界的5%，讓其他大多數人帶著疑慮來看你是沒有什麽好處的。美國的殺傷力是伊拉克難以平和的一個原因，美國的殺傷力使其得到國際支持變得更為艱難。小布希政府由於受到指責（盡管它不願意承認），自那時以來已經開始追求以多邊的方式來管理和平，它也再次強調以多邊主義來處理伊朗和朝鮮問題。
然而，就短期而言，如果說實用主義可能將西方夥伴聚到一起的話，那麽，就長期而言，其他兩件事情則會使它們分道揚鑣。第一件事是美國與其盟友之間的硬實力差距，這種差距在下一次危機出現時有可能會變得更大。右派美國正在國內積蓄力量，美國也正在世界上充分地積蓄力量。我們提到過世界上國家之間國防開支的巨大差距，但這種差距是由經濟力量和人口統計學做支撐的。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和研發開支已經分別占世界的30%和40%，它似乎也是唯一經濟能夠快速增長且人口年輕化的先進大國。[17]到2050年，美國人口的中位數依然為36歲左右，而歐洲則會上升到38~56歲之間。任何全球性的問題將依然是美國的問題。
對於西方聯盟狀況持悲觀主義的第二個原因，執拗一點說，乃是反恐戰。盡管言辭上都說反恐戰是一場西方的共同鬥爭，其實是根本不對稱的。冷戰期間，大西洋聯盟因麵臨一同毀滅的共同威脅而團結在一起，這種情形已經不復存在。溫斯頓·邱吉爾把綏靖者定義為希望大鱷會先吃掉別人的人。但是，在基地組織看來，歐洲人所感受的程度不及美國人，而且許多歐洲人認為，如果領導人不去像美國那樣與激進的伊斯蘭組織對抗，他們就會更加安全。2004年3月基地組織在馬德裏發起的攻擊改變了選舉的結果，部分原因是西班牙選民認定，他們的政府因支持小布希入侵伊拉克而使國家變得更加脆弱。許多歐洲人不明白有什麽理由要在一場新的戰爭中跟在美國身後唯命是從，他們認為這場戰爭是美國自找的。
當歐洲人解釋自己為什麽不願意追隨美國領導的全球反恐戰時，大西洋聯盟中兩處最大的傷口為他們提供了畏縮不前的便利“原則”。第一個傷口是伊拉克戰爭。華盛頓所犯的錯誤——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誇大其詞、重建規劃失敗等——為歐洲人提供了又一個退縮的藉口。第二個遠為有力的藉口是巴勒斯坦人的困境。許多歐洲人認為，隻要美國對這一阿拉伯人所遭受的最大不公持如此片麵的觀點，就很難在這一地區有所成就。畢竟，右派所敬畏的同樣勇氣十足的以色列，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都被看作是貪婪攫取土地的怪獸，它在別人的土地上建立定居點，向人口密集的城市發射火箭彈，並且否認基本的人權。2003年歐洲的一項民意調查中，以色列被視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且中東是許多西方聯盟私下裏言辭惡毒的誘因。一方抱怨說美國的外交政策為一個猶太人陰謀小集團所操縱，而另一方則還之以指控歐洲人的反猶主義。無怪乎托尼·布萊爾這位費最大氣力使西方聯盟黏合在一起的政治家，要花如此多的時間和資本來推動小布希在巴以爭端上的進展。他激情洋溢地對下議院做有關夥伴和敵手的演講：“我相信沒有任何問題比巴以問題上的進展，更能夠有力地使世界社會重新團結起來。”[18]
歐洲的挑戰
為了同右派美國更容易相處，歐洲人能夠怎樣做呢？有四件優先要做的事情——三件是正麵的，一件是負麵的。第一件優先要做的事是縮小硬實力的差距。隻有當歐洲人為自己的防務承擔更多的責任時，歐美之間才能夠建立起一種成熟的關係。冷戰期間，西歐的軍事開支大約相當於美國60%的水平，如今則接近40%了。[19]此刻，歐洲在撿美國軍力的便宜，這種情況引起了美國的怨恨和歐洲的不負責任。
力量不應僅限於坦克和戰艦。在1945年至1990年間，歐洲的經濟基本趕上了美國。西歐的平均收入由1950年相當於美國50%的水平，上升到超過80%（較富裕的西歐國家已基本上與美國持平）。[20]但歐洲大陸結構改革的失敗使之付出了昂貴的代價。自1995年以來，世界經濟增長大約60%來自美國。美國工人的產出比歐洲工人更高——而且他們要比歐洲工人每年平均多工作300小時。德國工人每工作5小時，美國工人就要工作6個多小時。
第二件優先要做的事情與雄心壯誌有關。歐洲缺乏硬實力，從而在外交政策中滋生了更深的不快。在某種意義上，夥伴角色已經混亂不清了。25年前，理想主義的歐洲左派提出改變世界的空幻計劃，並且對基辛格的實力政治感到氣憤，現在則是美國右派有一個使中東民主化的空幻計劃，而歐洲左派則在談論不幹涉主權國家事務的必要性。[21]這種“明槍易躲”（devil-you-know）的偏好，在2003年3月10日雅克·席哈克的承諾中得到了體現，他承諾“無論在什麽情況下”，都要在聯合國安理會否決伊拉克戰爭的決議。[22]
然而，就短期而言，如果說實用主義可能將西方夥伴聚到一起的話，那麽，就長期而言，其他兩件事情則會使它們分道揚鑣。第一件事是美國與其盟友之間的硬實力差距，這種差距在下一次危機出現時有可能會變得更大。右派美國正在國內積蓄力量，美國也正在世界上充分地積蓄力量。我們提到過世界上國家之間國防開支的巨大差距，但這種差距是由經濟力量和人口統計學做支撐的。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和研發開支已經分別占世界的30%和40%，它似乎也是唯一經濟能夠快速增長且人口年輕化的先進大國。[17]到2050年，美國人口的中位數依然為36歲左右，而歐洲則會上升到38~56歲之間。任何全球性的問題將依然是美國的問題。
對於西方聯盟狀況持悲觀主義的第二個原因，執拗一點說，乃是反恐戰。盡管言辭上都說反恐戰是一場西方的共同鬥爭，其實是根本不對稱的。冷戰期間，大西洋聯盟因麵臨一同毀滅的共同威脅而團結在一起，這種情形已經不復存在。溫斯頓·邱吉爾把綏靖者定義為希望大鱷會先吃掉別人的人。但是，在基地組織看來，歐洲人所感受的程度不及美國人，而且許多歐洲人認為，如果領導人不去像美國那樣與激進的伊斯蘭組織對抗，他們就會更加安全。2004年3月基地組織在馬德裏發起的攻擊改變了選舉的結果，部分原因是西班牙選民認定，他們的政府因支持小布希入侵伊拉克而使國家變得更加脆弱。許多歐洲人不明白有什麽理由要在一場新的戰爭中跟在美國身後唯命是從，他們認為這場戰爭是美國自找的。
當歐洲人解釋自己為什麽不願意追隨美國領導的全球反恐戰時，大西洋聯盟中兩處最大的傷口為他們提供了畏縮不前的便利“原則”。第一個傷口是伊拉克戰爭。華盛頓所犯的錯誤——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誇大其詞、重建規劃失敗等——為歐洲人提供了又一個退縮的藉口。第二個遠為有力的藉口是巴勒斯坦人的困境。許多歐洲人認為，隻要美國對這一阿拉伯人所遭受的最大不公持如此片麵的觀點，就很難在這一地區有所成就。畢竟，右派所敬畏的同樣勇氣十足的以色列，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都被看作是貪婪攫取土地的怪獸，它在別人的土地上建立定居點，向人口密集的城市發射火箭彈，並且否認基本的人權。2003年歐洲的一項民意調查中，以色列被視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且中東是許多西方聯盟私下裏言辭惡毒的誘因。一方抱怨說美國的外交政策為一個猶太人陰謀小集團所操縱，而另一方則還之以指控歐洲人的反猶主義。無怪乎托尼·布萊爾這位費最大氣力使西方聯盟黏合在一起的政治家，要花如此多的時間和資本來推動小布希在巴以爭端上的進展。他激情洋溢地對下議院做有關夥伴和敵手的演講：“我相信沒有任何問題比巴以問題上的進展，更能夠有力地使世界社會重新團結起來。”[18]
歐洲的挑戰
為了同右派美國更容易相處，歐洲人能夠怎樣做呢？有四件優先要做的事情——三件是正麵的，一件是負麵的。第一件優先要做的事是縮小硬實力的差距。隻有當歐洲人為自己的防務承擔更多的責任時，歐美之間才能夠建立起一種成熟的關係。冷戰期間，西歐的軍事開支大約相當於美國60%的水平，如今則接近40%了。[19]此刻，歐洲在撿美國軍力的便宜，這種情況引起了美國的怨恨和歐洲的不負責任。
力量不應僅限於坦克和戰艦。在1945年至1990年間，歐洲的經濟基本趕上了美國。西歐的平均收入由1950年相當於美國50%的水平，上升到超過80%（較富裕的西歐國家已基本上與美國持平）。[20]但歐洲大陸結構改革的失敗使之付出了昂貴的代價。自1995年以來，世界經濟增長大約60%來自美國。美國工人的產出比歐洲工人更高——而且他們要比歐洲工人每年平均多工作300小時。德國工人每工作5小時，美國工人就要工作6個多小時。
第二件優先要做的事情與雄心壯誌有關。歐洲缺乏硬實力，從而在外交政策中滋生了更深的不快。在某種意義上，夥伴角色已經混亂不清了。25年前，理想主義的歐洲左派提出改變世界的空幻計劃，並且對基辛格的實力政治感到氣憤，現在則是美國右派有一個使中東民主化的空幻計劃，而歐洲左派則在談論不幹涉主權國家事務的必要性。[21]這種“明槍易躲”（devil-you-know）的偏好，在2003年3月10日雅克·席哈克的承諾中得到了體現，他承諾“無論在什麽情況下”，都要在聯合國安理會否決伊拉克戰爭的決議。[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