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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第三件優先要做的事情是重新設計聯合國。如果歐洲人堅持美國應恪守多邊體係，那麽他們就必須重新設計這些多邊機構，以應對全球恐怖主義的威脅。尤其重要的是，他們必須幫助建立一種使用先發製人武力的可信的多邊機製。科菲·安南（kofi annan）2003年10月警告說：“如果各國對聯合國的合法性打折扣，並且感覺它們能夠而且必須單方麵先發製人地使用武力，那麽這個世界將變得更加危險。”[23]他的警告並沒錯，但是，有兩件事不能忽略：第一，在應對像基地組織這樣沒有國家的恐怖主義者和所謂的“流氓國家”時，傳統的遏製和威懾政策並不管用；第二，在聯合國的製度內是很難先發製人的。目前隻有在兩種情況下允許使用武力，《聯合國憲章》中第51條規定的自衛，以及聯合國安理會實施的製裁。聯合國需要對一些新的指導方針（或許就包含在第51條內）達成一致意見。歐洲人也要直麵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留下的聯合國安理會進行重新設計的要求。例如，如果不給日本、德國、印度和巴西這樣的國家否決權的話，也可以給予它們常任理事國的席位。
第四件優先要做的事情適用於美歐雙方，即防止西方聯盟內部的政治分歧蔓延到經濟之中。當政治爭論的是戰爭和核武器時，對鋼鐵、木材和乳罩徵收進口稅似乎有點流於世俗了。但是，美國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差距不斷加大，有可能威脅全球自由貿易秩序的基礎。這種風險是，關於政治的分歧會形成貿易集團。歐洲堡壘會反對美國堡壘，這不僅是兩個城堡之內的人們的悲劇，而且也可能是被拒於這兩個城堡之外的發展中世界的悲劇。
正義的國家
右派美國本身怎麽樣呢？它能使自己更容易相處嗎？存在妥協的空間，但或許比世界其他地方所要求的更小。
布希政府在一長串事件上引起了不必要的摩擦，錯誤早就開始了。無論《京都議定書》廢棄與否，真的有必要表示自己毫無遺憾嗎？將之歸咎於在參議院不可能取得一致不是更好嗎？但真正的傷害發生在“9·11”事件兩年後。無論怎樣衡量，布希政府都在一段相當短的時間裏耗掉了——許多人說是揮霍了——國際上巨大的善意。西方聯盟的不和並非不可避免，無論老歐洲有什麽缺點。“9·11”事件發生後，歐洲本能地與美國站在了一起。《世界報》宣稱：“我們現在都是美國人。”北約啟動了第五條款，首次宣稱整個組織受到了攻擊，結果隻使得自己在阿富汗提供的幫助被漠視了。
甚至在對付薩達姆的問題上，盟國也相當一致地同意需要做些事情。2002年11月，聯合國安理會全體支持美國的第一份決議。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麵，事情變糟的原因多種多樣，但是，我們已經說過，許多原因同歐洲國家有關，因為它們用不著意氣用事。但美國的殺傷力則對此不利。2003年2月和3月，美國開始兜售第二份伊拉克決議案，這時人們認為美國粗暴專橫，美國甚至無法說服墨西哥和智利這樣的盟友來支持它除掉薩達姆。在聯合國安理會的15個成員中，美國隻設法將英國、西班牙和保加利亞吸引到了自己一邊。
布希政府在求助於聯合國之前，就要求在伊拉克進行“政權更迭”，這樣做明智嗎？調查還沒開展，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就將其當作騙局而嗤之以鼻，這樣做聰明嗎？讓聯合國調查組再進行30天的調查，就能在安理會贏得多數支持嗎？在溫斯頓－塞勒姆（winston-salem）進行的第二場總統辯論中，候選人小布希曾發出一通著名的警告：“如果我們是一個傲慢無理的國家，他們就將憎恨我們。”然而，就像法裏德·紮卡裏亞（fareed zakaria）指出的那樣，“期待”很快成了布希總統最喜歡的動詞——他期待巴勒斯坦人打倒阿拉法特，期待土耳其同意美國立場。[24]這種方法不僅明顯說服不了被期待者，並且尤其得不到那些通常對美國有好感的人的贊同。直到2003年還擔任墨西哥外長的喬戈·卡斯塔涅達（jorge casta?eda）說：“拉丁美洲的大多數官員都不是反美的人，我們曾在美國學習或工作過，我們喜歡並了解美國。但由於受到嚴重的蔑視，我們感到極端氣憤。”[25]
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即使右派美國拋開它吹噓的美國基本準則，它依然在國外激起了致命的敵意。例如，很難想到還有什麽比美國對關塔那摩灣“敵方戰鬥人員”的待遇更能傷害美國的形象。嫌疑犯——甚至是在阿富汗被抓獲的嫌疑犯——可能被拒絕見律師，並被迫進入一個最高上訴人為小布希（而他宣布關塔那摩灣的所有在押犯都是“壞極了的人”）的審判體係，這種做法甚至激怒了保守主義的英國——尤其是因為加利福尼亞州白人、“美國的塔利班分子”約翰·沃克·林德（john walker lindh）得到了合適的民事審判。雖然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可以說他設計了一個成就獨特的司法體係，但是這一司法體係是如此缺乏公正性，致使英國的右派報紙《每日郵報》（daily mail）大聲嚷嚷，說要代表英國的兩名黑人穆斯林尋求公正，而在其他情況下，《每日郵報》可能會對這兩個穆斯林不聞不問。
然而，右派安撫其批評者的意願明顯有限。就像我們在本書關於新保守派那一章中所見，保守主義的美國本能上傾向於單邊主義。它總是對華盛頓掌管外交政策機構的那些娘娘腔的老油條疑慮重重，也不信任國際外交機構——尤其是聯合國。一位國務院的內幕人士這樣描述拉姆斯菲爾德：他所追求的政策不僅蓄意對抗美國的盟友，而且也蓄意對抗他自己所在政府中的有分量的人物。
第四件優先要做的事情適用於美歐雙方，即防止西方聯盟內部的政治分歧蔓延到經濟之中。當政治爭論的是戰爭和核武器時，對鋼鐵、木材和乳罩徵收進口稅似乎有點流於世俗了。但是，美國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差距不斷加大，有可能威脅全球自由貿易秩序的基礎。這種風險是，關於政治的分歧會形成貿易集團。歐洲堡壘會反對美國堡壘，這不僅是兩個城堡之內的人們的悲劇，而且也可能是被拒於這兩個城堡之外的發展中世界的悲劇。
正義的國家
右派美國本身怎麽樣呢？它能使自己更容易相處嗎？存在妥協的空間，但或許比世界其他地方所要求的更小。
布希政府在一長串事件上引起了不必要的摩擦，錯誤早就開始了。無論《京都議定書》廢棄與否，真的有必要表示自己毫無遺憾嗎？將之歸咎於在參議院不可能取得一致不是更好嗎？但真正的傷害發生在“9·11”事件兩年後。無論怎樣衡量，布希政府都在一段相當短的時間裏耗掉了——許多人說是揮霍了——國際上巨大的善意。西方聯盟的不和並非不可避免，無論老歐洲有什麽缺點。“9·11”事件發生後，歐洲本能地與美國站在了一起。《世界報》宣稱：“我們現在都是美國人。”北約啟動了第五條款，首次宣稱整個組織受到了攻擊，結果隻使得自己在阿富汗提供的幫助被漠視了。
甚至在對付薩達姆的問題上，盟國也相當一致地同意需要做些事情。2002年11月，聯合國安理會全體支持美國的第一份決議。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麵，事情變糟的原因多種多樣，但是，我們已經說過，許多原因同歐洲國家有關，因為它們用不著意氣用事。但美國的殺傷力則對此不利。2003年2月和3月，美國開始兜售第二份伊拉克決議案，這時人們認為美國粗暴專橫，美國甚至無法說服墨西哥和智利這樣的盟友來支持它除掉薩達姆。在聯合國安理會的15個成員中，美國隻設法將英國、西班牙和保加利亞吸引到了自己一邊。
布希政府在求助於聯合國之前，就要求在伊拉克進行“政權更迭”，這樣做明智嗎？調查還沒開展，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就將其當作騙局而嗤之以鼻，這樣做聰明嗎？讓聯合國調查組再進行30天的調查，就能在安理會贏得多數支持嗎？在溫斯頓－塞勒姆（winston-salem）進行的第二場總統辯論中，候選人小布希曾發出一通著名的警告：“如果我們是一個傲慢無理的國家，他們就將憎恨我們。”然而，就像法裏德·紮卡裏亞（fareed zakaria）指出的那樣，“期待”很快成了布希總統最喜歡的動詞——他期待巴勒斯坦人打倒阿拉法特，期待土耳其同意美國立場。[24]這種方法不僅明顯說服不了被期待者，並且尤其得不到那些通常對美國有好感的人的贊同。直到2003年還擔任墨西哥外長的喬戈·卡斯塔涅達（jorge casta?eda）說：“拉丁美洲的大多數官員都不是反美的人，我們曾在美國學習或工作過，我們喜歡並了解美國。但由於受到嚴重的蔑視，我們感到極端氣憤。”[25]
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即使右派美國拋開它吹噓的美國基本準則，它依然在國外激起了致命的敵意。例如，很難想到還有什麽比美國對關塔那摩灣“敵方戰鬥人員”的待遇更能傷害美國的形象。嫌疑犯——甚至是在阿富汗被抓獲的嫌疑犯——可能被拒絕見律師，並被迫進入一個最高上訴人為小布希（而他宣布關塔那摩灣的所有在押犯都是“壞極了的人”）的審判體係，這種做法甚至激怒了保守主義的英國——尤其是因為加利福尼亞州白人、“美國的塔利班分子”約翰·沃克·林德（john walker lindh）得到了合適的民事審判。雖然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可以說他設計了一個成就獨特的司法體係，但是這一司法體係是如此缺乏公正性，致使英國的右派報紙《每日郵報》（daily mail）大聲嚷嚷，說要代表英國的兩名黑人穆斯林尋求公正，而在其他情況下，《每日郵報》可能會對這兩個穆斯林不聞不問。
然而，右派安撫其批評者的意願明顯有限。就像我們在本書關於新保守派那一章中所見，保守主義的美國本能上傾向於單邊主義。它總是對華盛頓掌管外交政策機構的那些娘娘腔的老油條疑慮重重，也不信任國際外交機構——尤其是聯合國。一位國務院的內幕人士這樣描述拉姆斯菲爾德：他所追求的政策不僅蓄意對抗美國的盟友，而且也蓄意對抗他自己所在政府中的有分量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