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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今天對小布希的仇視，與昨天對柯林頓的仇視驚人地相似。可還記得對柯林頓經營毒品和進行謀殺的指控嗎？名為“布希家的屍體計算”（bushbodycount）的網站彙編了一串它所說的自約翰·甘迺迪以來被布希家族除掉的人。可還記得理察·梅隆·斯凱夫向他那為了消除柯林頓的“阿肯色州計劃”投入大把現金？2004年，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投入了2700萬美元準備打發走小布希，他把這描述為“我生命中最關注”的事業。[8]名為“回擊”（counterpunch）的網站把小布希比作希特勒，隻勉強承認“小布希不如希特勒那樣雄辯”。
從選舉上說，這種應對右派的戰略幾乎是自尋敗局。大多數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喜歡小布希其人甚於其政策。越是妖魔化小布希，就越是強化了他的基礎並疏遠了遊離選民。自由派美國怒火的下麵潛藏著恐懼——恐懼民主黨正無情地變成少數黨，恐懼小布希正在從根本上改變美國，恐懼本書的觀點是正確的。20世紀30年代，富蘭克林·d.羅斯福利用在國會的穩固多數（以及在最高法院的微弱多數），為福利國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30年之後，林登·b.詹森利用甘迺迪遇刺的震驚效應和自己對戈德華特的壓倒性勝利，建立了“偉大社會計劃”。20世紀80年代，羅納德·裏根抓住“卡特萎靡期”的記憶，將公共開支的平衡從提供福利轉向了加強美國的力量。在許多自由派的眼裏，小布希利用了“9·11”事件，把美國推向了更保守的方向。這就是為什麽對小布希的仇視看上去似乎比對柯林頓的仇視更加激烈，甚至更加絕望。
美國自由派將註定在憤怒或絕望的震撼中度過餘生嗎？他們能夠找到一種與右派美國相處的辦法嗎？荒謬的是，過去曾大大有利於保守主義的兩樣東西——美國憲法和美國的巨大規模——今天卻給了自由派希望。自由主義的美國受到分權的保護。例如，最高法院可以把小布希送進白宮，但自那以後，從允許平權法案，到取消禁止同性戀性交，甚至到同意對關塔納摩一個囚犯的案件進行聽證，它已經做出了大量著名的自由主義判決。
更具普遍意義的是，聯邦製使得自由主義能夠在地區層麵繁榮發展。自由派市長依然可以統治自由派城市，如舊金山；自由派州長依然可以統治自由派州，如佛蒙特州。聯邦製也為溫和派共和黨人提供了一個避難所。如果喬治·帕塔基和阿諾德·施瓦辛格崛起於目前走強硬路線的國會共和黨，那麽他們的日子就不好過了。但是作為紐約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州長，他們卻發揮了相當的政治影響力。在其他大多數國家裏，隻有一把政治梯子值得向上爬——如威斯敏斯特的英國議會——因此政黨大佬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國，意識形態的反叛可以在州一級為自己建立成功的履歷。
地理因素有力地加強了這種靈活性。在一個如此遼闊的國家裏，任何集團都很難專橫地對待他人的希望——即便是現代保守主義運動這種具有協調性的集團也是如此。這是關乎實力政策的問題。盡管黨派偏見在增加，但美國依然存在溫和的中間派，這是任何共和黨總統都不能忽視的。小布希可以簽署法案視晚期墮胎為非法，但即便這樣做，他也要咕噥一下，這個國家並不想禁止所有類型的墮胎。
回顧美國的歷史，歷史學家羅伯特·維貝（robert wiebe）注意到，“使美國人聚合到一起的是人們分開生活的能力，社會的基礎是分割”。如果不喜歡鄰居，隻要搬到自己喜歡的地方即可。貴格派離開了清教徒的波士頓來到費城生活，摩門教徒艱苦跋涉穿越美國來到猶他州生活，最近同性戀者遷到舊金山這樣的城市，甚至遷到了同性戀者把門的社區。技術加強了人們對這個世界的選擇能力。不太久以前，美國人隻有3家電視台可供選擇——社會保守派因完全受控於自由派而憤怒不已。如今，有線頻道的擴散和網際網路的爆炸式發展意味著沒人有理由感到自己被剝奪了公民權。自由派和保守派有很好的機會分而共處。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珍愛一種道德上的聯邦主義傳統，它使得這樣的“共處”相對容易些。美國的先賢們竭力使聯邦政府超脫於公民道德事務。詹姆斯·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56篇）中指出，不同的團體以不同的速度前進。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則在《聯邦黨人文集》（第17篇）中認為，任何將某種集中道德強加於人的企圖，將“既麻煩，也無效”。這種道德上的聯邦主義從來就不合適。我們在本書中對約翰·阿什克羅夫特如此苛刻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專橫地對待美國天性中對多樣性的承諾——而這有損於他珍愛的事業。聯邦政府有的時候應該介入對個人和憲法權利的保護。現在很少有人會質疑聯邦政府使用自己的力量來使南方的種族隔離製度解體的正確性。但總的來說，聯邦政府應該對包括同性戀婚姻在內的一些問題態度謹慎，而有理性的人們可以在這些問題上存有分歧。必須承認，不同群體有不同的政治觀和道德觀。注意一下大城市是如何以71%對26%的差額投票支持戈爾，而小城市和鄉村卻以59%對38%的差額投票支持小布希的。[9]隻要可能，就應該試著允許那些群體自己做決定，而不是迫使他們向華盛頓卑躬屈膝。分歧意見的存在為這個國家提供了一個避免無休止文化戰的最佳機會，以免一方利用聯邦政府的力量來強迫另一方接受自己的觀點。
從選舉上說，這種應對右派的戰略幾乎是自尋敗局。大多數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喜歡小布希其人甚於其政策。越是妖魔化小布希，就越是強化了他的基礎並疏遠了遊離選民。自由派美國怒火的下麵潛藏著恐懼——恐懼民主黨正無情地變成少數黨，恐懼小布希正在從根本上改變美國，恐懼本書的觀點是正確的。20世紀30年代，富蘭克林·d.羅斯福利用在國會的穩固多數（以及在最高法院的微弱多數），為福利國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30年之後，林登·b.詹森利用甘迺迪遇刺的震驚效應和自己對戈德華特的壓倒性勝利，建立了“偉大社會計劃”。20世紀80年代，羅納德·裏根抓住“卡特萎靡期”的記憶，將公共開支的平衡從提供福利轉向了加強美國的力量。在許多自由派的眼裏，小布希利用了“9·11”事件，把美國推向了更保守的方向。這就是為什麽對小布希的仇視看上去似乎比對柯林頓的仇視更加激烈，甚至更加絕望。
美國自由派將註定在憤怒或絕望的震撼中度過餘生嗎？他們能夠找到一種與右派美國相處的辦法嗎？荒謬的是，過去曾大大有利於保守主義的兩樣東西——美國憲法和美國的巨大規模——今天卻給了自由派希望。自由主義的美國受到分權的保護。例如，最高法院可以把小布希送進白宮，但自那以後，從允許平權法案，到取消禁止同性戀性交，甚至到同意對關塔納摩一個囚犯的案件進行聽證，它已經做出了大量著名的自由主義判決。
更具普遍意義的是，聯邦製使得自由主義能夠在地區層麵繁榮發展。自由派市長依然可以統治自由派城市，如舊金山；自由派州長依然可以統治自由派州，如佛蒙特州。聯邦製也為溫和派共和黨人提供了一個避難所。如果喬治·帕塔基和阿諾德·施瓦辛格崛起於目前走強硬路線的國會共和黨，那麽他們的日子就不好過了。但是作為紐約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州長，他們卻發揮了相當的政治影響力。在其他大多數國家裏，隻有一把政治梯子值得向上爬——如威斯敏斯特的英國議會——因此政黨大佬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國，意識形態的反叛可以在州一級為自己建立成功的履歷。
地理因素有力地加強了這種靈活性。在一個如此遼闊的國家裏，任何集團都很難專橫地對待他人的希望——即便是現代保守主義運動這種具有協調性的集團也是如此。這是關乎實力政策的問題。盡管黨派偏見在增加，但美國依然存在溫和的中間派，這是任何共和黨總統都不能忽視的。小布希可以簽署法案視晚期墮胎為非法，但即便這樣做，他也要咕噥一下，這個國家並不想禁止所有類型的墮胎。
回顧美國的歷史，歷史學家羅伯特·維貝（robert wiebe）注意到，“使美國人聚合到一起的是人們分開生活的能力，社會的基礎是分割”。如果不喜歡鄰居，隻要搬到自己喜歡的地方即可。貴格派離開了清教徒的波士頓來到費城生活，摩門教徒艱苦跋涉穿越美國來到猶他州生活，最近同性戀者遷到舊金山這樣的城市，甚至遷到了同性戀者把門的社區。技術加強了人們對這個世界的選擇能力。不太久以前，美國人隻有3家電視台可供選擇——社會保守派因完全受控於自由派而憤怒不已。如今，有線頻道的擴散和網際網路的爆炸式發展意味著沒人有理由感到自己被剝奪了公民權。自由派和保守派有很好的機會分而共處。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珍愛一種道德上的聯邦主義傳統，它使得這樣的“共處”相對容易些。美國的先賢們竭力使聯邦政府超脫於公民道德事務。詹姆斯·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56篇）中指出，不同的團體以不同的速度前進。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則在《聯邦黨人文集》（第17篇）中認為，任何將某種集中道德強加於人的企圖，將“既麻煩，也無效”。這種道德上的聯邦主義從來就不合適。我們在本書中對約翰·阿什克羅夫特如此苛刻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專橫地對待美國天性中對多樣性的承諾——而這有損於他珍愛的事業。聯邦政府有的時候應該介入對個人和憲法權利的保護。現在很少有人會質疑聯邦政府使用自己的力量來使南方的種族隔離製度解體的正確性。但總的來說，聯邦政府應該對包括同性戀婚姻在內的一些問題態度謹慎，而有理性的人們可以在這些問題上存有分歧。必須承認，不同群體有不同的政治觀和道德觀。注意一下大城市是如何以71%對26%的差額投票支持戈爾，而小城市和鄉村卻以59%對38%的差額投票支持小布希的。[9]隻要可能，就應該試著允許那些群體自己做決定，而不是迫使他們向華盛頓卑躬屈膝。分歧意見的存在為這個國家提供了一個避免無休止文化戰的最佳機會，以免一方利用聯邦政府的力量來強迫另一方接受自己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