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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死刑這個議題是如此容易獲取選票，以至於在州長選舉年裏，各州執行死刑的可能性要比非選舉年高出25%；死刑是如此地與“封閉性”聯繫在一起，以至於現在又逐漸變得半公開了。2001年蒂莫西·麥克維被處以死刑的時候，差不多有300人——大部分是俄克拉何馬城爆炸中受害者的親屬——選擇“現場”觀看死刑的執行，大約有30人透過監獄中的玻璃牆觀看死刑的執行，其他人則是通過閉路電視看到的。這是自從1936年在肯塔基州的歐文斯伯勒（owensboro）公開絞死雷尼·貝西婭（rainey bethea）（當時有2萬人樂滋滋地觀看死刑的執行）以來，美國最大的一批觀看行刑的人。
喬治·瑞安大規模減刑的反響，顯示民主黨對這一問題的警惕有多麽正確。瑞安的做法沒有如他希望的那樣推動取消死刑的運動，相反卻喚醒了受害者權利這一沉睡的巨人。瑞安這一大動作的批評者馬上指出，取消所有的死刑——即使是對那些明顯有罪的人——同樣是“武斷和反覆無常的”。費德爾·卡菲（fedell caffey）和傑奎琳·威廉斯（jacquelline williams）是瑞安這種令人絕望的做法的兩個受益者。1995年，他們決定再要一個孩子（傑奎琳已經有3個孩子了），他們將一位孕婦刺死，並從她的身體中摘出了幾乎足月的胎兒；他們還謀殺了這位孕婦10歲大的女兒和8歲大的兒子。
接受死刑隻是民主黨向右移動的一部分行動。自由派準確地指出，他們已經在黨內贏得了墮胎和平權法案問題的爭論。但是民主黨卻避開了大量的自由派事業——同性戀婚姻是一種難以啟齒的愛。盡管毒品戰存在著種種不公，但談論毒品合法化的往往不是民主黨，而是卡托研究所。民主黨在福利問題上大大地退步了，而對小布希的巨額減稅卻反應軟弱。
至於宗教方麵，民主黨當然是兩黨中更為世俗的。2001年，阿爾·戈爾得到了61%不上教堂的美國選民的支持。[16]然而，戈爾自己顯然是一個宗教性很濃的人。他在範德比爾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學習神學，並在20世紀70年代同妻子蒂珀（tipper gore）一道獲得了重生，他總是把宗教當作生活的基石。[17]1994年他在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日對學生們說：“我堅信侍奉上帝，努力理解並遵守上帝賦予我們生命的意誌。”在《心的結合》（joined at the heart）中，戈爾和蒂珀寫道：“我們深深堅守的信仰形成了我們共同擁有的價值觀的核心，而我們信仰傳統的宗教儀式則總是為我們的家庭生活提供可靠穩定的節奏。”這對夫婦認為，飯前的祈禱就像飯食一樣是必需的，睡覺前的祈禱也必不可少，星期日上午去教堂是“每個星期最重要的家庭活動”[18]。戈爾幾乎像小布希一樣熱衷於通過宗教組織解決社會問題。許多其他民主黨人也篤信宗教。柯林頓夫婦倆都是熱心做禮拜的人。希拉蕊和小布希一樣，是一個衛理公會信徒。柯林頓夫婦的精神顧問傑西·傑克遜，從不羞於將上帝帶到公共生活中來。美國公眾對喬·利伯曼的最初了解，或許就是他是一個觀察力特別敏銳的猶太教徒。迪克·格普哈特、約翰·愛德華茲和約翰·克裏都經常提到上帝，連自麥可·杜卡基斯以來最世俗的民主黨候選人霍華德·迪安，在初選升溫的時候也熱衷於上教堂。
好萊塢和哈佛大學
那麽，究竟在哪裏能夠找到舊式的自由派呢？保守派會告訴你，兩大舊式自由派的抵抗基地正是一對腐蝕年輕人的雙胞胎：學術界和好萊塢。事實上，兩者都沒你想的那麽歐化。
大學城常常是自由派行動主義的中心。有的大學，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學或哥倫比亞大學，與本地的左派文化相得益彰。而多數大學，如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俄亥俄州阿森斯（athens）的俄亥俄大學、科羅拉多州博爾德的科羅拉多大學，像是一個個小小的、憤怒的孤島，島上是留著長須、紮著馬尾辮的反叛者，周圍則是德克薩斯、喬治亞和科羅拉多的共和主義海洋。但那並沒有減少自由派學術界的美國味而使之顯得更自由，至少對任何在歐洲有過學術生涯的人來說是如此。
在歐洲，大學不僅是由國家出資的，往往還是國家開辦的。在法國，大學用不著費心去競爭教員，因為學術等級是由傳統和國家法令確定的。在德國，國家不僅決定大學招收哪些學生（所有通過國家考試的學生可以在本地大學就讀），還確定教授的薪水。相反，美國的4100所大學，無論名義上是公立還是私立，都是市場動物。它們無情地競爭一切——從明星教員到有前途的學生。許多大學也是無情的賺錢機器，永遠在尋找增加收入和擴大捐助的辦法。學費上漲比通貨膨脹快得多，2002年，公立大學的費用增加了近10%。哈佛大學是躺在錢堆上的，但這並沒有阻止它向校友求取更多的捐助，並且為了鼓勵他們慷慨解囊而對其子女的入學申請給予一點照顧。
在大學競爭環境中撐不住的學生隻能被淹沒。隻有一半的美國大學生在5年內畢業。關注一下最低收入家庭的大學學生，就會發現他們中隻有1/4的人上大學；轉向大學教授的職業生活，就會發現他們是不平等經濟的無情的行家裏手。大學想通過雇用明星教授來提高自己的學術等級，而明星教授則通過與其他競爭機構半真半假地拉關係以提高自己的薪水和津貼。學術明星的競標戰上演得如此瘋狂，以至於大學不得不付出遠比慷慨解囊高得多的薪水來網羅這些掠食者，給他們提供超級公休假、研究資助，甚至還有配偶的工作。哥倫比亞大學甚至給專攻貧窮問題的發展經濟學家傑弗裏·薩克斯（jeffery sachs）置了一幢價值800萬美元的鄉村聯排別墅。[19]
喬治·瑞安大規模減刑的反響，顯示民主黨對這一問題的警惕有多麽正確。瑞安的做法沒有如他希望的那樣推動取消死刑的運動，相反卻喚醒了受害者權利這一沉睡的巨人。瑞安這一大動作的批評者馬上指出，取消所有的死刑——即使是對那些明顯有罪的人——同樣是“武斷和反覆無常的”。費德爾·卡菲（fedell caffey）和傑奎琳·威廉斯（jacquelline williams）是瑞安這種令人絕望的做法的兩個受益者。1995年，他們決定再要一個孩子（傑奎琳已經有3個孩子了），他們將一位孕婦刺死，並從她的身體中摘出了幾乎足月的胎兒；他們還謀殺了這位孕婦10歲大的女兒和8歲大的兒子。
接受死刑隻是民主黨向右移動的一部分行動。自由派準確地指出，他們已經在黨內贏得了墮胎和平權法案問題的爭論。但是民主黨卻避開了大量的自由派事業——同性戀婚姻是一種難以啟齒的愛。盡管毒品戰存在著種種不公，但談論毒品合法化的往往不是民主黨，而是卡托研究所。民主黨在福利問題上大大地退步了，而對小布希的巨額減稅卻反應軟弱。
至於宗教方麵，民主黨當然是兩黨中更為世俗的。2001年，阿爾·戈爾得到了61%不上教堂的美國選民的支持。[16]然而，戈爾自己顯然是一個宗教性很濃的人。他在範德比爾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學習神學，並在20世紀70年代同妻子蒂珀（tipper gore）一道獲得了重生，他總是把宗教當作生活的基石。[17]1994年他在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日對學生們說：“我堅信侍奉上帝，努力理解並遵守上帝賦予我們生命的意誌。”在《心的結合》（joined at the heart）中，戈爾和蒂珀寫道：“我們深深堅守的信仰形成了我們共同擁有的價值觀的核心，而我們信仰傳統的宗教儀式則總是為我們的家庭生活提供可靠穩定的節奏。”這對夫婦認為，飯前的祈禱就像飯食一樣是必需的，睡覺前的祈禱也必不可少，星期日上午去教堂是“每個星期最重要的家庭活動”[18]。戈爾幾乎像小布希一樣熱衷於通過宗教組織解決社會問題。許多其他民主黨人也篤信宗教。柯林頓夫婦倆都是熱心做禮拜的人。希拉蕊和小布希一樣，是一個衛理公會信徒。柯林頓夫婦的精神顧問傑西·傑克遜，從不羞於將上帝帶到公共生活中來。美國公眾對喬·利伯曼的最初了解，或許就是他是一個觀察力特別敏銳的猶太教徒。迪克·格普哈特、約翰·愛德華茲和約翰·克裏都經常提到上帝，連自麥可·杜卡基斯以來最世俗的民主黨候選人霍華德·迪安，在初選升溫的時候也熱衷於上教堂。
好萊塢和哈佛大學
那麽，究竟在哪裏能夠找到舊式的自由派呢？保守派會告訴你，兩大舊式自由派的抵抗基地正是一對腐蝕年輕人的雙胞胎：學術界和好萊塢。事實上，兩者都沒你想的那麽歐化。
大學城常常是自由派行動主義的中心。有的大學，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學或哥倫比亞大學，與本地的左派文化相得益彰。而多數大學，如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俄亥俄州阿森斯（athens）的俄亥俄大學、科羅拉多州博爾德的科羅拉多大學，像是一個個小小的、憤怒的孤島，島上是留著長須、紮著馬尾辮的反叛者，周圍則是德克薩斯、喬治亞和科羅拉多的共和主義海洋。但那並沒有減少自由派學術界的美國味而使之顯得更自由，至少對任何在歐洲有過學術生涯的人來說是如此。
在歐洲，大學不僅是由國家出資的，往往還是國家開辦的。在法國，大學用不著費心去競爭教員，因為學術等級是由傳統和國家法令確定的。在德國，國家不僅決定大學招收哪些學生（所有通過國家考試的學生可以在本地大學就讀），還確定教授的薪水。相反，美國的4100所大學，無論名義上是公立還是私立，都是市場動物。它們無情地競爭一切——從明星教員到有前途的學生。許多大學也是無情的賺錢機器，永遠在尋找增加收入和擴大捐助的辦法。學費上漲比通貨膨脹快得多，2002年，公立大學的費用增加了近10%。哈佛大學是躺在錢堆上的，但這並沒有阻止它向校友求取更多的捐助，並且為了鼓勵他們慷慨解囊而對其子女的入學申請給予一點照顧。
在大學競爭環境中撐不住的學生隻能被淹沒。隻有一半的美國大學生在5年內畢業。關注一下最低收入家庭的大學學生，就會發現他們中隻有1/4的人上大學；轉向大學教授的職業生活，就會發現他們是不平等經濟的無情的行家裏手。大學想通過雇用明星教授來提高自己的學術等級，而明星教授則通過與其他競爭機構半真半假地拉關係以提高自己的薪水和津貼。學術明星的競標戰上演得如此瘋狂，以至於大學不得不付出遠比慷慨解囊高得多的薪水來網羅這些掠食者，給他們提供超級公休假、研究資助，甚至還有配偶的工作。哥倫比亞大學甚至給專攻貧窮問題的發展經濟學家傑弗裏·薩克斯（jeffery sachs）置了一幢價值800萬美元的鄉村聯排別墅。[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