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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的確，越是從國際角度關注2004年尋求總統職位的民主黨人，就越會發現他們似乎不像是左派。任何一個領先的候選人都可能會像迪安一樣，說自己更像艾森豪式的共和黨人，而不是充滿活力的自由派。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提議大規模地擴大政府，大多數人兜售的肯定比麥可·杜卡基斯更右，更不用與麥戈文相比較了。另一位千萬富翁愛德華茲從他的律師同行那裏得到了大部分的財政支持，並且強調自己對南方白人的吸引力。利伯曼更右，他是一個宗教道德論者，譴責柯林頓通姦，支持伊拉克戰爭，甚至還一度為學券製搖旗吶喊。克拉克在新罕布夏州的嚴酷環境中變成了左派民主黨，而此前他曾是個共和黨人。他誇耀說投了裏根的票，並且直到2002年，他還發表演講稱讚小布希，鼓勵人們支持老大黨。（很難想像歐洲任何中間偏左的政黨會因為其領導人而求助於軍隊。）
就連美國自由主義2008年最後的希望——希拉蕊·柯林頓——似乎也開始回歸中間路線，她可能依然是左派的“熱情之花” pasionaria）(2)，但是，自從憑自身能力進入政壇以來，她已經悄悄地改變了自己的調子，放棄了親巴勒斯坦人的立場，大聲贊成嚴厲的福利政策，並且把自己打扮成鷹派的樣子。在參議院裏，她沒有繼續在她的老地盤衛生福利委員會任職，而是聰明地加入了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armed servicesmittee）。她利用這一地位來支持反恐戰爭，而非削弱之。在伊拉克戰爭最困難的時刻，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來到該委員會召開閉門聽證會，這位前第一夫人給了他最強有力的支持。她還高調地去看望駐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國軍隊，就連她那自作多情的傳記也可被解釋成是為了競選的需要。這個先前嘲笑烤甜餅太太的人現在不厭其煩地要人們相信，柯林頓的婚姻是一宗傳統婚姻，而不僅僅是某種政治利益的結合，她還談到她的衛理公會宗教信仰以及對巴裏·戈德華特的感情。希拉蕊像克裏和其他人一樣，都知道可選性（electability）很重要。
一旦掌權會怎麽樣呢
從競選上看，約翰·克裏很難說是一位形成中的“歐洲式”總統。但我們還是再細想一下，假如他贏了，他定會嚐試向左偏轉。一個真正的自由派克裏總統會有什麽作為呢？肯定微乎其微。
對老式自由派總統最明顯的限製來自國會——可以預言它仍將在共和黨的控製之下。2004年，共和黨在參議院中的有效多數從51∶49增加到55∶45，共和黨也為自己在眾議院中輕鬆取得的多數優勢增加了少量席位。你可能會推測，如果克裏當選，共和黨就不會表現得那麽出色了，但是，沒有人真的期望國會會在2004年易手。即使是在勢均力敵的參議院，民主黨在2004年也有19個席位需要捍衛，比共和黨多了4席。民主黨有10個席位是在小布希2000年獲勝的州裏麵，包括5個在位民主黨人即將退休的南方席位，他們是喬治亞州的澤爾·米勒（zell miller）、北卡羅來納州的約翰·愛德華茲、南卡羅來納州的弗裏茨·霍林斯（fritz hollings）、佛羅裏達州的鮑勃·格雷厄姆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約翰·布魯（john breaux）。
試圖左轉的民主黨總統遇到的第二個限製是金錢。2000年的選舉中，用於總統和國會選舉的資金估計為30億美元，州選舉則花了10億美元，其他國家不能望其項背。在參議院贏得一席平均花費770萬美元，是2001年英國工黨再次當選的全部花費的一半。[14]比起那些領導共和黨的k街保守派，民主黨不太迷戀向公司慷慨解囊，但區別隻在五十步與百步之間而已。有時政治家能夠從小額捐助者那裏獲得大筆金錢，迪安的反叛就是一例。但是，反叛本質上隻有在打破政治常規的時候才會發生。民主黨這架機器依靠的是更大額的捐助。工會當然會向民主黨捐助，但是工會隻在民主黨的捐助者名單上排名第五，排在它之前的商業利益集團有電影名流、辯護律師、房地產商和投資銀行家。除了迪安以外，民主黨的發展趨勢是更深地鑽進公司的錢袋裏。柯林頓對他的黨做出的一大貢獻就是證明了人民的黨也像共和黨一樣，可以有效地搜刮工商界。例如，在過去那場保險公司與辯護律師（insurers v.trialwyers）的戰鬥中，柯林頓壓榨辯護律師就像共和黨壓榨保險公司一樣有效。
這些政治資金不可避免地要將民主黨拖向右派。在大多數國家，政治通常至少會向典型的勞資雙方的鬥爭低頭；而在美國，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分的資本反對另一部分資本的鬥爭。無可否認，政治家偶爾會投票反對那些對自己更好的財務權益——就像2003年7月那樣，盡管製藥業砸了大把大把的錢，但國會還是投票允許重新從國外進口廉價藥品——但是，公司捐助者最終是要得到回報的。1996年，柯林頓政府以價值700億美元的免費廣播頻譜來回報它的最大捐助者電信產業，約翰·麥凱恩把這份厚禮描繪為“茶壺山醜聞（teapot dome scandal）(3)以來最巨額的竊取案之一”[15]。民主黨人似乎隻有當富裕程度達到可以用自己的錢競選的時候，才能掙脫公司資金的束縛。因此，高盛集團的前總裁喬恩·科爾津（jon corzine）自掏腰包花了大約6000萬美元，在新澤西州的參議員競選中獲勝。而托尼·斯科特（tony scott）花的錢幾乎一樣多——他的錢主要來自能源業和銀行業——卻沒能在德克薩斯州的州長競選中取勝。賺這種錢的人很少會願意對資本主義進行重新設計。
就連美國自由主義2008年最後的希望——希拉蕊·柯林頓——似乎也開始回歸中間路線，她可能依然是左派的“熱情之花” pasionaria）(2)，但是，自從憑自身能力進入政壇以來，她已經悄悄地改變了自己的調子，放棄了親巴勒斯坦人的立場，大聲贊成嚴厲的福利政策，並且把自己打扮成鷹派的樣子。在參議院裏，她沒有繼續在她的老地盤衛生福利委員會任職，而是聰明地加入了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armed servicesmittee）。她利用這一地位來支持反恐戰爭，而非削弱之。在伊拉克戰爭最困難的時刻，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來到該委員會召開閉門聽證會，這位前第一夫人給了他最強有力的支持。她還高調地去看望駐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國軍隊，就連她那自作多情的傳記也可被解釋成是為了競選的需要。這個先前嘲笑烤甜餅太太的人現在不厭其煩地要人們相信，柯林頓的婚姻是一宗傳統婚姻，而不僅僅是某種政治利益的結合，她還談到她的衛理公會宗教信仰以及對巴裏·戈德華特的感情。希拉蕊像克裏和其他人一樣，都知道可選性（electability）很重要。
一旦掌權會怎麽樣呢
從競選上看，約翰·克裏很難說是一位形成中的“歐洲式”總統。但我們還是再細想一下，假如他贏了，他定會嚐試向左偏轉。一個真正的自由派克裏總統會有什麽作為呢？肯定微乎其微。
對老式自由派總統最明顯的限製來自國會——可以預言它仍將在共和黨的控製之下。2004年，共和黨在參議院中的有效多數從51∶49增加到55∶45，共和黨也為自己在眾議院中輕鬆取得的多數優勢增加了少量席位。你可能會推測，如果克裏當選，共和黨就不會表現得那麽出色了，但是，沒有人真的期望國會會在2004年易手。即使是在勢均力敵的參議院，民主黨在2004年也有19個席位需要捍衛，比共和黨多了4席。民主黨有10個席位是在小布希2000年獲勝的州裏麵，包括5個在位民主黨人即將退休的南方席位，他們是喬治亞州的澤爾·米勒（zell miller）、北卡羅來納州的約翰·愛德華茲、南卡羅來納州的弗裏茨·霍林斯（fritz hollings）、佛羅裏達州的鮑勃·格雷厄姆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約翰·布魯（john breaux）。
試圖左轉的民主黨總統遇到的第二個限製是金錢。2000年的選舉中，用於總統和國會選舉的資金估計為30億美元，州選舉則花了10億美元，其他國家不能望其項背。在參議院贏得一席平均花費770萬美元，是2001年英國工黨再次當選的全部花費的一半。[14]比起那些領導共和黨的k街保守派，民主黨不太迷戀向公司慷慨解囊，但區別隻在五十步與百步之間而已。有時政治家能夠從小額捐助者那裏獲得大筆金錢，迪安的反叛就是一例。但是，反叛本質上隻有在打破政治常規的時候才會發生。民主黨這架機器依靠的是更大額的捐助。工會當然會向民主黨捐助，但是工會隻在民主黨的捐助者名單上排名第五，排在它之前的商業利益集團有電影名流、辯護律師、房地產商和投資銀行家。除了迪安以外，民主黨的發展趨勢是更深地鑽進公司的錢袋裏。柯林頓對他的黨做出的一大貢獻就是證明了人民的黨也像共和黨一樣，可以有效地搜刮工商界。例如，在過去那場保險公司與辯護律師（insurers v.trialwyers）的戰鬥中，柯林頓壓榨辯護律師就像共和黨壓榨保險公司一樣有效。
這些政治資金不可避免地要將民主黨拖向右派。在大多數國家，政治通常至少會向典型的勞資雙方的鬥爭低頭；而在美國，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分的資本反對另一部分資本的鬥爭。無可否認，政治家偶爾會投票反對那些對自己更好的財務權益——就像2003年7月那樣，盡管製藥業砸了大把大把的錢，但國會還是投票允許重新從國外進口廉價藥品——但是，公司捐助者最終是要得到回報的。1996年，柯林頓政府以價值700億美元的免費廣播頻譜來回報它的最大捐助者電信產業，約翰·麥凱恩把這份厚禮描繪為“茶壺山醜聞（teapot dome scandal）(3)以來最巨額的竊取案之一”[15]。民主黨人似乎隻有當富裕程度達到可以用自己的錢競選的時候，才能掙脫公司資金的束縛。因此，高盛集團的前總裁喬恩·科爾津（jon corzine）自掏腰包花了大約6000萬美元，在新澤西州的參議員競選中獲勝。而托尼·斯科特（tony scott）花的錢幾乎一樣多——他的錢主要來自能源業和銀行業——卻沒能在德克薩斯州的州長競選中取勝。賺這種錢的人很少會願意對資本主義進行重新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