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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人們或許以為，反恐戰爭會令保守派團結起來，但這似乎隻是凸顯了他們之間的分歧。對阿什克羅夫特來說，這已成了他個人的宗教戰爭。當聽說“9·11”事件的時候，他立即對司法部的工作人員說：“這將改變我們所知道的世界。”從此他將它描繪為一場反對“邪惡陰謀”的戰鬥。阿什克羅夫特和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是代表小布希政府懲罰恐怖嫌疑犯意願的具體化身：設立秘密軍事法庭、選派美國公民作為敵方戰鬥人員、竊聽清真寺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據說，甘迺迪領導的司法部在打擊有組織犯罪方麵是如此堅定，以至於犯罪集團成員在人行道上吐口痰都會被逮捕，而阿什克羅夫特領導的司法部，甚至不讓恐怖分子有吐痰的機會。賴特溫的方法有更多細微的差別，作為影子內閣的內政大臣，他同樣提倡更嚴厲的判決，但他也談到民權，並且對恐怖主義背後的原因更為不安。阿什克羅夫特優先考慮的是保護美國人免受另一次災難性的攻擊。對於伊斯蘭世界動盪不安局麵的社會原因，他還不像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對愛爾蘭天主教的社會原因那樣感興趣。對他而言，重要的是將敵人逼上絕路。
不同種類的保守主義
人們很容易誤以為這些分歧是個性所致，阿什克羅夫特是小布希內閣中在社會問題上最保守的一員，賴特溫與保守黨以前的某些內政大臣（其中包括麥可·霍華德）相比更具親和力。但是，大西洋兩岸不同的保守主義之間的鴻溝雖沒有幾英裏寬，但也有好幾碼深，這時，性格方麵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雙方之間的鴻溝部分是由政治組織的差異所致，部分是由信仰上的差異造成。
在本書中，政治組織上的差異是一以貫之的主題，在此隻須最簡要地概括一下即可。把阿什克羅夫特擁上美國司法部部長位置的那一類群眾運動（該運動的興起我們已在本書中有記載），在其他地方都不存在，至少在右派是完全不存在的。在世界其他地方，保守主義是政黨的創造物——或者是一個政黨的小派別。在美國，保守主義是一場民粹主義運動，一場生氣勃勃、信心十足的運動，隻要共和黨願意服從保守主義的命令，它就是一場隨時與共和黨並肩作戰的運動、一場共和黨無論在野多久都願意耐心等待的運動。[2]
例如，如果把卡爾·羅夫放在倫敦維多利亞街的保守黨總部，叫他重現美國式的保守主義運動，他肯定不知道該從何下手。在河右岸方麵，隻有那麽幾個小小的保守主義智庫。這些智庫的預算遠遠低於200萬美元，它們捉襟見肘，不到最後關頭募不到款項，許多人在這裏工作並非為了其他什麽目標，而是為了爬上保守主義升官發財的階梯。[3]他可能因看到以《每日郵報》（daily mail）和《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默多克的這些報紙至少此刻已投向托尼·布萊爾了）的形式出現的保守派新聞而受到鼓舞，但是卻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保守派脫口秀電台，並且也根本沒有可與福克斯電視台比肩的機構。事實上，如果不打破各種各樣的客觀性報導規則，魯珀特·默多克是不會將他的英國天空廣播公司新聞台（british sky news）福克斯化的。至於基層戰士方麵，盡管有一個為大企業遊說的“英國工商業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但卻沒有可與格羅弗·諾奎斯特的機構相媲美的反稅運動；盡管有一個贊成狩獵的遊說團體，但卻沒有可與美國槍枝協會相抗衡、贊成槍枝擁有的遊說團體；盡管有一場反歐運動，但卻從未弄清楚這場運動對保守派是好是壞。
羅夫可能會想像號召英國教會——“正在禱告的保守黨”——去喚醒一些人，這種做法可能會更加令人沮喪。像天主教徒一樣，英國國教徒這股力量傾向左派，它使政府苦惱不已，原因是政府沒有在窮人身上花足夠多的錢，卻為了什麽倫理美德進行競選。在最近的英國公眾生活中，隻有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已故的朗福德爵士（lord longford）——因為一直將基督教倫理置於政治的中心而著稱於世，而他對基督教教義的解釋卻是，社會應該嚐試讓兇手獲得自由，而不是加速判他們死刑。另外，在英國還有一場小小的反墮胎運動、一個非政治化的福音派基督教邊緣團體以及那麽幾個抱怨英國廣播公司裸體節目的反對者。
對於歐洲的經歷來說，英國的世俗主義稀鬆平常。這個大陸與其說是基督教的，不如說是後基督教的。小布希政府內種類繁多的道德保守主義在法國的戴高樂主義者和德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那裏，是找不到知音的。在大多數歐洲的基督教民主黨派那裏，基督教的部分通常表現得很低調，當然不存在與福音派基督教道德主義的聯繫，無疑也不會有內閣像小布希的團隊在從聖薩爾瓦多回國的飛機上那樣，在國外旅途中舉行即席的宗教儀式。
我們得記住這種比較是從什麽地方開始的，英國保守黨是美國共和黨在國外與其最接近的夥伴。在英美之外的大多數國家，賴特溫將會因為縮減國家權力的熱情而被歸類為極右分子。大多數歐洲大陸的保守派更喜歡英國新聞記者佩裏格林·沃索恩（peregrine worsthorne）這一類保守主義者。沃索恩認為，由於福利國家是社會穩定的保障，因此保守派應該“堅定地”捍衛福利國家，“隻有多數人免除經濟困難，少數人才可指望得到經濟社會特權”[4]。賴特溫對魯迪·朱利亞尼的“零寬容執法”、重新製定社會政策以及發動伊拉克戰爭的態度熱情有加，但大多數歐洲大陸的保守派則會對此皺眉不已。環顧更富裕的發達國家，人們會發現，激進保守主義要麽瀕臨破產，要麽一開始就從未成功進入政治圈子。在日、法、德諸國，幾乎沒有一個政治家——更不用說一個政黨——的哲學，可以被描述為美國意義上的保守主義哲學。義大利的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毫無疑問是親美的，但他卻大量地把他贊成資本主義的精力集中在廢除那些討厭的媒體所有權規則上。西班牙和葡萄牙最近也是由親美派掌管政府，這些政府同以往相比似乎是保守的，但是它們的哲學卻依然把它們向左推，成為美國民主黨的同路人。
不同種類的保守主義
人們很容易誤以為這些分歧是個性所致，阿什克羅夫特是小布希內閣中在社會問題上最保守的一員，賴特溫與保守黨以前的某些內政大臣（其中包括麥可·霍華德）相比更具親和力。但是，大西洋兩岸不同的保守主義之間的鴻溝雖沒有幾英裏寬，但也有好幾碼深，這時，性格方麵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雙方之間的鴻溝部分是由政治組織的差異所致，部分是由信仰上的差異造成。
在本書中，政治組織上的差異是一以貫之的主題，在此隻須最簡要地概括一下即可。把阿什克羅夫特擁上美國司法部部長位置的那一類群眾運動（該運動的興起我們已在本書中有記載），在其他地方都不存在，至少在右派是完全不存在的。在世界其他地方，保守主義是政黨的創造物——或者是一個政黨的小派別。在美國，保守主義是一場民粹主義運動，一場生氣勃勃、信心十足的運動，隻要共和黨願意服從保守主義的命令，它就是一場隨時與共和黨並肩作戰的運動、一場共和黨無論在野多久都願意耐心等待的運動。[2]
例如，如果把卡爾·羅夫放在倫敦維多利亞街的保守黨總部，叫他重現美國式的保守主義運動，他肯定不知道該從何下手。在河右岸方麵，隻有那麽幾個小小的保守主義智庫。這些智庫的預算遠遠低於200萬美元，它們捉襟見肘，不到最後關頭募不到款項，許多人在這裏工作並非為了其他什麽目標，而是為了爬上保守主義升官發財的階梯。[3]他可能因看到以《每日郵報》（daily mail）和《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默多克的這些報紙至少此刻已投向托尼·布萊爾了）的形式出現的保守派新聞而受到鼓舞，但是卻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保守派脫口秀電台，並且也根本沒有可與福克斯電視台比肩的機構。事實上，如果不打破各種各樣的客觀性報導規則，魯珀特·默多克是不會將他的英國天空廣播公司新聞台（british sky news）福克斯化的。至於基層戰士方麵，盡管有一個為大企業遊說的“英國工商業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但卻沒有可與格羅弗·諾奎斯特的機構相媲美的反稅運動；盡管有一個贊成狩獵的遊說團體，但卻沒有可與美國槍枝協會相抗衡、贊成槍枝擁有的遊說團體；盡管有一場反歐運動，但卻從未弄清楚這場運動對保守派是好是壞。
羅夫可能會想像號召英國教會——“正在禱告的保守黨”——去喚醒一些人，這種做法可能會更加令人沮喪。像天主教徒一樣，英國國教徒這股力量傾向左派，它使政府苦惱不已，原因是政府沒有在窮人身上花足夠多的錢，卻為了什麽倫理美德進行競選。在最近的英國公眾生活中，隻有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已故的朗福德爵士（lord longford）——因為一直將基督教倫理置於政治的中心而著稱於世，而他對基督教教義的解釋卻是，社會應該嚐試讓兇手獲得自由，而不是加速判他們死刑。另外，在英國還有一場小小的反墮胎運動、一個非政治化的福音派基督教邊緣團體以及那麽幾個抱怨英國廣播公司裸體節目的反對者。
對於歐洲的經歷來說，英國的世俗主義稀鬆平常。這個大陸與其說是基督教的，不如說是後基督教的。小布希政府內種類繁多的道德保守主義在法國的戴高樂主義者和德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那裏，是找不到知音的。在大多數歐洲的基督教民主黨派那裏，基督教的部分通常表現得很低調，當然不存在與福音派基督教道德主義的聯繫，無疑也不會有內閣像小布希的團隊在從聖薩爾瓦多回國的飛機上那樣，在國外旅途中舉行即席的宗教儀式。
我們得記住這種比較是從什麽地方開始的，英國保守黨是美國共和黨在國外與其最接近的夥伴。在英美之外的大多數國家，賴特溫將會因為縮減國家權力的熱情而被歸類為極右分子。大多數歐洲大陸的保守派更喜歡英國新聞記者佩裏格林·沃索恩（peregrine worsthorne）這一類保守主義者。沃索恩認為，由於福利國家是社會穩定的保障，因此保守派應該“堅定地”捍衛福利國家，“隻有多數人免除經濟困難，少數人才可指望得到經濟社會特權”[4]。賴特溫對魯迪·朱利亞尼的“零寬容執法”、重新製定社會政策以及發動伊拉克戰爭的態度熱情有加，但大多數歐洲大陸的保守派則會對此皺眉不已。環顧更富裕的發達國家，人們會發現，激進保守主義要麽瀕臨破產，要麽一開始就從未成功進入政治圈子。在日、法、德諸國，幾乎沒有一個政治家——更不用說一個政黨——的哲學，可以被描述為美國意義上的保守主義哲學。義大利的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毫無疑問是親美的，但他卻大量地把他贊成資本主義的精力集中在廢除那些討厭的媒體所有權規則上。西班牙和葡萄牙最近也是由親美派掌管政府，這些政府同以往相比似乎是保守的，但是它們的哲學卻依然把它們向左推，成為美國民主黨的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