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慈善事業的傳統,使得美國有勇氣不需要建立歐洲式的福利國家去應對社會問題,並且鼓勵它在擁抱現代性的同時,不放棄自願捐助、權力下放和實驗的傳統。美國在1913年採取聯邦收入稅之前,已經出色地建立起了全國性的基礎設施。並且即使是在因戰爭、蕭條和理想主義而使聯邦政府擴大的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美國採取的依然是保守主義態度,即不應將自願捐助逐出公共部門。


    西部的誘惑


    美國的保守主義和其他國家一樣,紮根於最根本的事物之中——地理。美國是世界國土麵積第四大的國家,而且這一片廣袤土地的不同尋常之處是它2/3的土地都適合人居住。這是一片有著完全開放空間的土地。在這裏,粗獷的個人主義成了一種哲學,而不僅僅是充滿希望的陳詞濫調;在這裏,總是可能出現徹底的改造;在這裏,保守主義是一種比在其他地方都樂觀得多的信條,有時候甚至是烏托邦式的信條。


    移民通常是人口較擁擠地方的不滿的根源,但地理因素解釋了為什麽移民在美國往往影響相反。美國每座大城市的歷史都充滿了已定居下來的居民與新來者之間的戰鬥。但是移民不斷地為美國資本主義夢補給新的皈依者。紐約埃利斯島(ellis ind)有一句古老的箴言:“懦弱者止步不來,虛弱者斃命於途。”同過去的家園相比,大多數移民過去——至今依然——把美國看作是一片富饒的樂土。大多數人會以一種皈依者的熱情來擁抱這個新的國家,並且循著路徑向上爬升:剛一開始是在少數民族的孤立據點開始自己的生涯——這也對淡化工人階級的團結產生了影響,然後最終進入市郊和美國龐大的中產階級隊伍。美國黑人是唯一非自願來到這個國家的人群,因此,美國最堅持不懈的左派群體總是黑人,這一現象並非偶然。


    而一旦人們來到了美國,就不停地搬遷。美國經濟成功的秘訣之一就是它的內部移民。瑪格麗特·柴契爾的一位內閣閣員曾對英國的失業者發出過一通著名的勸誡——“騎上自行車”去找工作。在美國用不著這樣的忠告,那裏總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左派正確地指出,有些經濟移民曾經非常絕望。我們可以想想《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3)中的湯姆·喬德(tom joad)和那些不幸的俄克拉何馬州農夫移民(okies)。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大多數移民都變得更富足了。美國史學家弗雷德裏克·傑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1893年的論文《美國歷史中的邊疆及其意義》(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中寫道:“從阿勒格尼山脈到太平洋沿岸,西部的曠野成了呈現於文明人眼前從未有過的最富裕的自由贈禮。人類不可能再得到這樣的天賜良機。”有位資深的加利福尼亞州共和黨人審視該黨加州代表大會上一張張成功而飽經風霜的白人麵孔時說,他想到了一個詞:俄克拉何馬州農夫移民。(盡管他把這個詞當作是一種侮辱,但那也顯示,湯姆·喬德的後代子孫做得還不賴。)


    移民把自己的過去連同舊世界所累積起來的一切傳統,一股腦兒地甩在了身後。辨別許多移民的身份不是根據他們的姓氏,而是根據他們的教名和人們更喜歡的暱稱——給人暱稱的傳統在德克薩斯州至今方興未艾(這從小布希給他所知道的每個人都起了暱稱即可看出)[31]。丹尼爾·布爾斯廷引用了一位德克薩斯州先驅者的話:“確實,這是一個不關心事物既定秩序的地方,他們把秩序丟得遠遠的。而且,瞧吧,暴富者擁有了土地和土地上的膏腴。”[32]


    現代與此相類似的安家之處是市郊。如果現在問美國人想在哪裏居住,隻有13%的人說願意在城市居住,回答在小鎮居住的人最多,達37%,有25%的人回答是市郊。[33]大多數美國人在內心深處似乎期望最終生活在一個陽光福佑的住宅區裏。[34]他們這樣想是正確的。美國現在有超過一半的人口生活在郊區之類的地方,相反,歐洲2/3的人口則被歸類為城市居民。而且,美國的郊區不同於歐洲的郊區,美國那些新的邊緣城市與人們在歐洲所見到的那類城市周邊的中產階級標準郊區住宅“通勤區”muter belt)相比,事務所和辦公場所更多,移民更多,空間更大,貧富差距也更大。


    新世界徹底改造自己的能力——在遼闊的空間中鼓起勇氣建立一個未曾有過的全新世界——也加強了美國保守主義核心中個人主義和傳統主義的奇怪組合。在裏根時代凸顯重要性的陽光地帶幾乎也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新的國家。陽光地帶的城鎮開始於沒有任何宏偉建築、大教堂、檔案和紀念碑之類背負過去記憶的地方。這是一個城市星羅棋布、政策刀耕火種,並具有無窮改造能力的新國家,一個有著條條商業街、超級大教堂、西部鄉村音樂和“納斯卡”賽車的新國家。


    然而,新邊疆中許多沒有根基的人卻將這種徹底改造與對宗教安慰的強烈渴望結合到了一起。這種宗教要比活躍在東海岸的宗教嚴厲得多,更不用說活躍於歐洲的宗教了。這種宗教並不需要把金錢看作是一種罪過的東西,而是看作一個人因工作努力而得到上帝恩賜的標記——這種思想在切諾基吉普車取代馬車隊很長時間以後依然存在。1981年6月,羅納德·裏根的白宮法律顧問赫伯特·埃林伍德(herbert ellingwood)在加利福尼亞州阿納海姆的一個“金融成功研討會”上說:“經濟救助與精神救助是相得益彰的。”[35]我們之中曾有一人愉快地對科羅拉多州的一個基督教保守團體建議說,耶穌基督實際上有點像個社會主義者——然後卻不得不花上半小時緊急研讀《聖經》。尤其是在南方,這種宗教可以是一種嚴厲的審判。《新約》中寬容人過失的神秘顯聖,吸引力比不上《舊約》中的實用主義。人做了壞事,壞事就會降臨到他身上。正如德克薩斯州傑出的現代編年史作家t.r.費倫巴赫(t.r.fehrenbach)注意到的那樣,《聖經》中對德克薩斯州有意義的部分,是“以色列的子民在荒涼之地看見了芳香果實,並堆積起敵人的陰莖包皮的那些部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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