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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美國篤信宗教的第二個原因可能更加令人吃驚。事實上，美國是作為一個世俗國家而被建立起來的。憲法《第一條修正案》保證了宗教自由信仰的實踐，但它禁止國會製定任何“尊重宗教機構”的法律。政教分離使美國不同於歐洲“懺悔式的國家”。許多宗教保守派抱怨，政教分離不合法地排除了宗教集會。許多傾力支持政教分離的人卻是自由派。但事實上，政教分離對於保持宗教作為美國生活中一股充滿活力的（常常是保守的）力量起到了最大的作用。
政教分離將市場的力量注入美國的宗教生活之中，宗教組織不能夠像英國國教那樣依賴國家的補助，它們必須通過競爭求生存。這種情況恰恰是政教分離最傾力的支持者傑斐遜所預測到的。他在1776年一則向國會發表演說的筆記中認為，宗教自由將加強宗教，因為那將“迫使其牧師變得勤勉並成為表率”[16]。美國宗教總是能夠產生新的教派，這些教派是比競爭更好推銷的字眼。例如，在19世紀40年代的“大覺醒”（the great awakening）時期，教會復興派實行拉丁文的布道［一切都是他她它（hic haec hoc）(2)，裏麵並沒有上帝這個詞］，並且創造了鼓舞人心的福音歌曲。[17]政教分離也使得宗教卸去了巨大的負擔，還有什麽比使信念依賴於政治人物一時的興致更能夠歪曲一種信念呢？又有什麽比將信念與閑差肥缺掛鉤更能夠使一種信念變得軟弱呢？美國很幸運，沒有本土的特羅洛普式的整天想得到官方肥差的教區牧師。它也避免了使天主教變得軟弱的那種權力鬥爭。可曾記得英國著名政治理論家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的勸諭？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一勸諭出自他對中世紀教皇的描述。美國的教派生存，除了自身的精神力量外，別無其他可恃的東西。
在美國競爭性的環境中生存得最好的宗教團體是那些最富“激情”的團體，那些最嚴肅對待自己的信念和最傾力傳道的宗教團體。即使在今天，美國人也在快速地改換宗教。大約16%的人改變了教派，而信念越是根本性的，這一比例就越高。一項研究顯示，大教派的一半牧師都是從其他教派過來的。[18]有人認為，美國現正處於第四次“大覺醒”時期。[19]但實際情況是，這些大覺醒發生得如此頻繁悠長，以至於不存在從中覺醒的睡眠期。教會復興主義不需要使自己復興，相反，復興是美國生活一個連續不斷的事實。
美國人鍾愛宗教，這並不隻對保守派有利。美國最具宗教性群體之一的非洲裔美國人，也是最具民主黨色彩的一個群體。美國最傑出的兩位左派政治家傑西·傑克遜和阿爾·夏普頓（al sharpton）都是牧師，夏普頓在10歲時就擔任聖職。在整個美國歷史中，抗議運動中都含有宗教的成分。幫助奴隸逃到北方得到自由的地下鐵路卻是由聖潔的罪犯來經營管理的。民粹主義神父威廉斯·詹寧斯·布賴恩（williams jennings bryan）是一個凡俗的講道人。宗教人士站在了爭取黑人和婦女民權鬥爭的前列。2000年的總統競選中，阿爾·戈爾談到用“以信仰為基礎的組織”來解決美國的社會問題時，熱情不亞於小布希。
但是在整個美國的歷史中，宗教狂熱不僅一直鼓勵人們以個人的善與惡來看待問題，也鼓勵美國人試圖通過自願行動而非國家行動來解決社會的弊病。英國人卡爾文·科爾頓（calvin colton）在19世紀30年代訪問了美國，他注意到，政教分離已經催生了“一種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社會組織”。[20]在美國，誌願性組織起到了在歐洲由國家或國家出資的教會所起的作用。宗教團體建立了精心計劃的福利製度。例如，天主教會建立了一個單獨的福利國家，這是一個有著自己學校、醫院並為窮人及不幸者提供食品的平行領域。許多這樣的誌願性團體對政府的介入懷疑重重。1931年，紅十字會中央委員會主席到國會去討論一筆擬議的2500萬美元的聯邦撥款，以救濟遭受旱災的受害者，他對國會說：“我們唯一懇請的，就是你們別管我們，讓我們來做這項工作。”[21]
宗教也加強了美國的愛國主義。從一開始，逃到美國的宗教團體就有一種強烈的感覺，認為他們是按上帝的計劃，在一個特殊的地方——山巔之城，一座照耀世界其他地方的燈塔——定居下來擔當特殊的角色。長期以來，美國一直認為自己是個救世主的國家。19世紀有位名叫萊曼·比徹（lyman beecher）的牧師說過：“受到我們這個榜樣的激勵，一個接著一個的國家將會追尋我們的足跡，直到全世界都獲得自由。”愛國主義與宗教起到相互強化的作用。這就是為什麽在艾森豪擔任總統的時候，宗教團體將“上帝的國度”（來自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講”）一詞添加到“美國公民宣誓詞”中。而保守派注意到“上帝的國度”一詞的原版，則是出自社會主義教育家弗朗西斯·貝拉米（francis bemy）之手。[22]
強勢的美元
上帝使美國傾向於保守主義，財神也是如此。如果西進就可以解決問題，為什麽要把自己的命運交給激進分子呢？如果在已確立的製度之外能夠做得很好，為什麽要鼓動革命呢？正如沃納·鬆巴特（werner sombart）的名言所說，美國社會主義這艘輪船在“烤牛肉和蘋果派”上擱淺了。
政教分離將市場的力量注入美國的宗教生活之中，宗教組織不能夠像英國國教那樣依賴國家的補助，它們必須通過競爭求生存。這種情況恰恰是政教分離最傾力的支持者傑斐遜所預測到的。他在1776年一則向國會發表演說的筆記中認為，宗教自由將加強宗教，因為那將“迫使其牧師變得勤勉並成為表率”[16]。美國宗教總是能夠產生新的教派，這些教派是比競爭更好推銷的字眼。例如，在19世紀40年代的“大覺醒”（the great awakening）時期，教會復興派實行拉丁文的布道［一切都是他她它（hic haec hoc）(2)，裏麵並沒有上帝這個詞］，並且創造了鼓舞人心的福音歌曲。[17]政教分離也使得宗教卸去了巨大的負擔，還有什麽比使信念依賴於政治人物一時的興致更能夠歪曲一種信念呢？又有什麽比將信念與閑差肥缺掛鉤更能夠使一種信念變得軟弱呢？美國很幸運，沒有本土的特羅洛普式的整天想得到官方肥差的教區牧師。它也避免了使天主教變得軟弱的那種權力鬥爭。可曾記得英國著名政治理論家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的勸諭？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一勸諭出自他對中世紀教皇的描述。美國的教派生存，除了自身的精神力量外，別無其他可恃的東西。
在美國競爭性的環境中生存得最好的宗教團體是那些最富“激情”的團體，那些最嚴肅對待自己的信念和最傾力傳道的宗教團體。即使在今天，美國人也在快速地改換宗教。大約16%的人改變了教派，而信念越是根本性的，這一比例就越高。一項研究顯示，大教派的一半牧師都是從其他教派過來的。[18]有人認為，美國現正處於第四次“大覺醒”時期。[19]但實際情況是，這些大覺醒發生得如此頻繁悠長，以至於不存在從中覺醒的睡眠期。教會復興主義不需要使自己復興，相反，復興是美國生活一個連續不斷的事實。
美國人鍾愛宗教，這並不隻對保守派有利。美國最具宗教性群體之一的非洲裔美國人，也是最具民主黨色彩的一個群體。美國最傑出的兩位左派政治家傑西·傑克遜和阿爾·夏普頓（al sharpton）都是牧師，夏普頓在10歲時就擔任聖職。在整個美國歷史中，抗議運動中都含有宗教的成分。幫助奴隸逃到北方得到自由的地下鐵路卻是由聖潔的罪犯來經營管理的。民粹主義神父威廉斯·詹寧斯·布賴恩（williams jennings bryan）是一個凡俗的講道人。宗教人士站在了爭取黑人和婦女民權鬥爭的前列。2000年的總統競選中，阿爾·戈爾談到用“以信仰為基礎的組織”來解決美國的社會問題時，熱情不亞於小布希。
但是在整個美國的歷史中，宗教狂熱不僅一直鼓勵人們以個人的善與惡來看待問題，也鼓勵美國人試圖通過自願行動而非國家行動來解決社會的弊病。英國人卡爾文·科爾頓（calvin colton）在19世紀30年代訪問了美國，他注意到，政教分離已經催生了“一種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社會組織”。[20]在美國，誌願性組織起到了在歐洲由國家或國家出資的教會所起的作用。宗教團體建立了精心計劃的福利製度。例如，天主教會建立了一個單獨的福利國家，這是一個有著自己學校、醫院並為窮人及不幸者提供食品的平行領域。許多這樣的誌願性團體對政府的介入懷疑重重。1931年，紅十字會中央委員會主席到國會去討論一筆擬議的2500萬美元的聯邦撥款，以救濟遭受旱災的受害者，他對國會說：“我們唯一懇請的，就是你們別管我們，讓我們來做這項工作。”[21]
宗教也加強了美國的愛國主義。從一開始，逃到美國的宗教團體就有一種強烈的感覺，認為他們是按上帝的計劃，在一個特殊的地方——山巔之城，一座照耀世界其他地方的燈塔——定居下來擔當特殊的角色。長期以來，美國一直認為自己是個救世主的國家。19世紀有位名叫萊曼·比徹（lyman beecher）的牧師說過：“受到我們這個榜樣的激勵，一個接著一個的國家將會追尋我們的足跡，直到全世界都獲得自由。”愛國主義與宗教起到相互強化的作用。這就是為什麽在艾森豪擔任總統的時候，宗教團體將“上帝的國度”（來自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講”）一詞添加到“美國公民宣誓詞”中。而保守派注意到“上帝的國度”一詞的原版，則是出自社會主義教育家弗朗西斯·貝拉米（francis bemy）之手。[22]
強勢的美元
上帝使美國傾向於保守主義，財神也是如此。如果西進就可以解決問題，為什麽要把自己的命運交給激進分子呢？如果在已確立的製度之外能夠做得很好，為什麽要鼓動革命呢？正如沃納·鬆巴特（werner sombart）的名言所說，美國社會主義這艘輪船在“烤牛肉和蘋果派”上擱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