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7頁
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無論人口多少,每個州都擁有兩個參議員席位,這一做法也加強了美國的保守主義傾向。像懷俄明和蒙大拿這樣人煙稀少的州,參議員的席位卻和加利福尼亞州與紐約州一樣多,這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西部和中西部鄉村選民的影響力,限製了沿海和工業地帶城市選民的影響力。在整個美國歷史中,來自小州的參議員一直在動手挫敗受到眾議院青睞的聯邦計劃。而選舉人團製也由於同樣的原因使總統競選帶有保守的傾向。阿爾·戈爾2000年以不錯的優勢贏得了選民的支持,但卻仍然失去了問鼎白宮的機會。
社會主義沒有在美國發生
憲法強化了美國保守的力量,同樣也弱化了美國激進的力量。在19世紀後半葉,社會主義政黨在所有重要的歐洲國家都發展興旺,它們動員群眾支持擴大國家的權力,同時提供養老金等福利服務並限製市場的權力。但是在美國,社會主義者播下的種子遇到的卻是一片貧瘠的土地。
失敗的原因部分是機械性的。先到終點為獲勝方的製度、對總統職位的集中關注以及分權,使得第三黨不可能挑戰兩黨的壟斷地位。美國的一些州早在19世紀20年代就採用了白人男性的普選權製度,從而防止了社會主義者將經濟變化的要求與普選權的要求結合到一起,而這正是他們在歐洲做過的事情。
然而,社會主義者的失敗也是意識形態上的失敗。在美國,他們碰到的是對社會主義思想遠遠缺少激情的工人階級。1890年,弗裏德裏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les)就曾為之氣憤不已:“美國是純粹的資產階級國家,甚至沒有封建主義的過去,並且以自己純粹的資產階級製度而自豪。”有趣的是,不像他們在歐洲的同儕,美國費盡周折終於產生的左派堅持的卻是個人主義。在大蕭條之前,從主流的美國勞工聯合會(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bor)到世界產業工人組織(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整個美國勞工領域都反對擴大國家角色的計劃。美國勞工聯合會反對國家為老年人提供養老金、義務醫療保險、最低工資立法和失業補償;1914年以來,它甚至一直反對立法規定男性的最高工時。[11]大多數美國左派更感興趣的是公平分享美國夢,而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到了1929年,約瑟夫·史達林對社會主義在美國的進展感到非常不耐煩,因此把美國共產黨的黨首傑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召到莫斯科,要求他解釋不成功的原因。洛夫斯通及時地提出了與恩格斯同樣的理由,埋怨在美國缺乏像歐洲那樣的階級製度、貴族等。[12]事實上,大蕭條最終使美國的政治有一點點“歐洲化”了。新政導致了國家權力在稅收、開銷和經濟調節領域的大大擴張,其中包括建立幫助老年人的社會保障體係和設立監控商業事務的政府機構。工會人數從1927年的300萬(占非農業勞動力的11.3%)暴增到1939年的800多萬(占非農業勞動力的28.6%),[13]工會也深化了與民主黨的關係。
雖然如此,考慮到美國正麵臨的災難程度,新政最突出的表現在於它的適度性。在華盛頓,集聚到羅斯福周圍的美國費邊社成員夢想著建立中央計劃經濟,但他們徹底失望了。羅斯福更喜歡調節,而不是完全由國家控製,他拒絕了對支離破碎的金融係統進行國有化的呼籲。國會議員為保留地方政府的權力而戰,每個人都對安全網的過於舒適而遲疑不決。1935年的《社會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特地將農業工人和家務工排除在外,從而沒有照顧到許多貧窮的黑人。1935年9月,新創立的蓋洛普民意測驗組織問美國人,政府應該花多少錢在救濟和恢復上。回答政府在此項上花錢太多的人是回答花錢適度人數的兩倍,而回答花錢太少的人幾乎不到1/10。羅斯福重新當選以後,50%的民主黨人說,他們希望他的第二任期比第一任期更保守一些;而隻有19%的人說,他們希望他的第二任期更自由一點。[14]
由於缺乏社會主義政黨,美國走上了一條與其歐洲競爭者非常不同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的社會開支並不比歐洲少。1938年,羅斯福政府在失業保險和公職之類的社會項目上所花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3%,比例高於瑞典(3.2%)、法國(3.4%)、英國(5.5%)和德國(5.6%)。[15]但是,事情在戰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歐洲,積聚力量多年的社會黨抓住戰後重建的機會,強行對社會項目施加深遠的影響。在美國,政府對採取免費兒童醫療保健計劃躊躇不前,更不用說建立成熟的全國性公共醫療服務了。美國提供醫療保險的兩個主要嚐試項目——醫療保險計劃和醫療補貼計劃——要到25年後才會出現。當羅納德·裏根在1980年的選舉中踏著保守主義仇視“大政府”的浪潮進入白宮的時候,與其他任何工業化國家相比,美國的稅率更低、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更小、福利更不發達、政府擁有的產業更少。
把這些情況考慮進去,似乎美國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運動了。不過其他三股力量遠在美國發起保守主義運動之前,就已經總是使美國靠右站了。這三股力量是宗教、資本主義以及最為根本的地理因素。
以上帝的名義
美國人為什麽如此具有宗教性?最明顯不過的原因乃是宗教在美國的建立和形成過程中都扮演過非常突出的角色。清教徒最早在美洲殖民地定居,他們將這片土地看作是自己逃避宗教迫害、盡力實踐自己宗教信仰的機會。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特別保證了對宗教的“自由表達”。這個國家大體上實踐了這一諾言,而那些依然感到受歧視的人——尤其是摩門教徒——則在19世紀充當了西進的先鋒。
社會主義沒有在美國發生
憲法強化了美國保守的力量,同樣也弱化了美國激進的力量。在19世紀後半葉,社會主義政黨在所有重要的歐洲國家都發展興旺,它們動員群眾支持擴大國家的權力,同時提供養老金等福利服務並限製市場的權力。但是在美國,社會主義者播下的種子遇到的卻是一片貧瘠的土地。
失敗的原因部分是機械性的。先到終點為獲勝方的製度、對總統職位的集中關注以及分權,使得第三黨不可能挑戰兩黨的壟斷地位。美國的一些州早在19世紀20年代就採用了白人男性的普選權製度,從而防止了社會主義者將經濟變化的要求與普選權的要求結合到一起,而這正是他們在歐洲做過的事情。
然而,社會主義者的失敗也是意識形態上的失敗。在美國,他們碰到的是對社會主義思想遠遠缺少激情的工人階級。1890年,弗裏德裏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les)就曾為之氣憤不已:“美國是純粹的資產階級國家,甚至沒有封建主義的過去,並且以自己純粹的資產階級製度而自豪。”有趣的是,不像他們在歐洲的同儕,美國費盡周折終於產生的左派堅持的卻是個人主義。在大蕭條之前,從主流的美國勞工聯合會(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bor)到世界產業工人組織(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整個美國勞工領域都反對擴大國家角色的計劃。美國勞工聯合會反對國家為老年人提供養老金、義務醫療保險、最低工資立法和失業補償;1914年以來,它甚至一直反對立法規定男性的最高工時。[11]大多數美國左派更感興趣的是公平分享美國夢,而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到了1929年,約瑟夫·史達林對社會主義在美國的進展感到非常不耐煩,因此把美國共產黨的黨首傑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召到莫斯科,要求他解釋不成功的原因。洛夫斯通及時地提出了與恩格斯同樣的理由,埋怨在美國缺乏像歐洲那樣的階級製度、貴族等。[12]事實上,大蕭條最終使美國的政治有一點點“歐洲化”了。新政導致了國家權力在稅收、開銷和經濟調節領域的大大擴張,其中包括建立幫助老年人的社會保障體係和設立監控商業事務的政府機構。工會人數從1927年的300萬(占非農業勞動力的11.3%)暴增到1939年的800多萬(占非農業勞動力的28.6%),[13]工會也深化了與民主黨的關係。
雖然如此,考慮到美國正麵臨的災難程度,新政最突出的表現在於它的適度性。在華盛頓,集聚到羅斯福周圍的美國費邊社成員夢想著建立中央計劃經濟,但他們徹底失望了。羅斯福更喜歡調節,而不是完全由國家控製,他拒絕了對支離破碎的金融係統進行國有化的呼籲。國會議員為保留地方政府的權力而戰,每個人都對安全網的過於舒適而遲疑不決。1935年的《社會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特地將農業工人和家務工排除在外,從而沒有照顧到許多貧窮的黑人。1935年9月,新創立的蓋洛普民意測驗組織問美國人,政府應該花多少錢在救濟和恢復上。回答政府在此項上花錢太多的人是回答花錢適度人數的兩倍,而回答花錢太少的人幾乎不到1/10。羅斯福重新當選以後,50%的民主黨人說,他們希望他的第二任期比第一任期更保守一些;而隻有19%的人說,他們希望他的第二任期更自由一點。[14]
由於缺乏社會主義政黨,美國走上了一條與其歐洲競爭者非常不同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的社會開支並不比歐洲少。1938年,羅斯福政府在失業保險和公職之類的社會項目上所花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3%,比例高於瑞典(3.2%)、法國(3.4%)、英國(5.5%)和德國(5.6%)。[15]但是,事情在戰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歐洲,積聚力量多年的社會黨抓住戰後重建的機會,強行對社會項目施加深遠的影響。在美國,政府對採取免費兒童醫療保健計劃躊躇不前,更不用說建立成熟的全國性公共醫療服務了。美國提供醫療保險的兩個主要嚐試項目——醫療保險計劃和醫療補貼計劃——要到25年後才會出現。當羅納德·裏根在1980年的選舉中踏著保守主義仇視“大政府”的浪潮進入白宮的時候,與其他任何工業化國家相比,美國的稅率更低、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更小、福利更不發達、政府擁有的產業更少。
把這些情況考慮進去,似乎美國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運動了。不過其他三股力量遠在美國發起保守主義運動之前,就已經總是使美國靠右站了。這三股力量是宗教、資本主義以及最為根本的地理因素。
以上帝的名義
美國人為什麽如此具有宗教性?最明顯不過的原因乃是宗教在美國的建立和形成過程中都扮演過非常突出的角色。清教徒最早在美洲殖民地定居,他們將這片土地看作是自己逃避宗教迫害、盡力實踐自己宗教信仰的機會。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特別保證了對宗教的“自由表達”。這個國家大體上實踐了這一諾言,而那些依然感到受歧視的人——尤其是摩門教徒——則在19世紀充當了西進的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