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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毫無疑問，美國革命捍衛的不僅僅是古代英國的自由。開國元勛們逐漸認識到，他們需要更具創造性，而不僅僅是捍衛現狀。就像約翰·傑伊（john jay）宣稱的那樣，他們是“第一批受到上天恩寵的人，有機會審議並選擇自己在其中生活的政府形式”。[5]而且，相對於捍衛古代英國憲法中的權利，他們對保證普遍的自由更感興趣。他們不僅閱讀洛克和孟德斯鳩的著作，也閱讀威廉·布萊克斯通（william ckstone）的作品。不過他們追求的是一種相當溫和的自由，即個人盡可能地不受政府的幹預而追求自己的目標。正是由於這種對公民自由壓倒一切的承諾，才使得美國革命具有保守主義的優勢。它限製了政府的野心，政府的好壞不是根據其提高道德或促進繁榮的能力來判斷，而是由其讓人民自由自在地追求個人目標的能力來決定的。美國的開國之父與正直的貴族精英思想沒有瓜葛，但是他們對大眾先天的善良也不抱幻想。[6]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人文集》（federalist）第51篇中寫道：“政府不是必要的……如果是由天使統治人間，那麽對政府的內外約束就沒有必要。”
本著這種精神，美國的開國之父把民主看作是達到更高目標的手段，而不是把民主本身當作目的，而更高的目標是自由。他們小心翼翼地設計了一種製度，以防止民主陷於“混亂和荒唐”之中。他們使用分權來防止民主最常見的危險——多數人壓迫少數人、少數人綁架政府、民選代表把自己的利益淩駕於人民之上。他們建立了參議院，議員起初是由各州任命而非直接選舉產生，以便“為大眾的情緒波動提供一個穩定器”。他們利用聯邦主義原則，以確保決策盡可能在最低層級進行。當然，他們關於“人民”由哪些人組成的思想有點局限。例如，婦女、無土地者和奴隸無權投票。開國者們錯綜複雜的設計令人注目。參議員任期6年，從而具有更長遠的眼光；眾議員任期2年，從而與人民的意誌更接近；總統由選舉人團而不是由原始的多數來選舉，從而確保了總統關心小州的利益。
英國保守主義的守護神埃德蒙·伯克對美國革命的崇敬之情同他對法國革命的仇恨程度一樣深，這不足為奇。他認為，法國革命的結局是個災難，因為他們是為抽象的自由而戰（如伯克所指出的那樣，是為“自由的噴發”而戰），也因為他們要利用政府來改造人性。美國革命是成功的，因為他們是在為人們的真正自由而戰，為美國固有的生活方式而戰，以反對不斷加劇的權力專斷野心。他們調和政府以適應人性，政府的職責是要保護個人追求自己的幸福，他們從未對此視而不見。
右派的藍圖
伯克是正確的，在他關於美國革命的言辭背後是保守主義的本質。出於偶然或有意為之，美國憲法通過兩種方式將美國推向保守主義（並且最終使之遠離社會主義）：限製中央集權的國家，賦予各鄉村州比例不均的權力。
對政府的不信任始自第一艘來到美洲的英國輪船。定居在新英格蘭地區的清教徒是從英國國教的絕對壟斷權中走出來的逃亡者，緊隨其後的是其他宗教異見人士，其中包括天主教徒。殖民者習慣於忽視倫敦製定的規則。英國首位首相羅伯特·沃波爾（robert walpole）把英國對那13個殖民地的統治描繪成“有益的忽視”（salutary neglect）(1)製度，而正是由於企圖將這種製度轉變成真正的帝國統治製度，才加速了革命的到來。即使在革命期間，大陸會議（the continental congress）也並不情願向喬治·華盛頓提供抗擊英國人所需的人力和物力。[7]
美國人一再堅持他們對“有益的忽視”的偏愛。在共和國的早期歲月裏，主張小政府的共和黨人與聯邦黨人之間的戰鬥最終以共和黨喜歡的方式得以解決。在1801年的第一次就職演說中，傑斐遜重申他對“一個賢明、節儉政府”的承諾，“這個政府將使人們相互免受傷害，讓人們在其他方麵自由地控製自己對事業和進步的追求，並不會從人們口中奪走他們通過辛勤勞動得到的果實”。民主黨1840年的政治綱領是該黨歷史上的第一份政治綱領，其開篇即寫道：“那是斷然的，聯邦政府是一個權力受到限製的政府……”而在20年後，共和黨的第一份政治綱領聽起來也有一種類似的無政府主義調門兒，“那是斷然的……人民驚恐地目睹不計後果的鋪張在聯邦政府的每個部門蔓延……”[8]
美國政治製度強化保守主義的第二種方式是給美國最保守的因素賦予了巨大的權力。美國南方——一個最初受種植園貴族控製並紮根於奴隸製的地區——在美國革命和內戰期間是國內一股決定性的政治力量。傑斐遜、麥迪遜和華盛頓三人都是奴隸主。在1789年至1861年的72年間，擔任總統的南方人占了16位中的10位，36位眾議院議長中有24位是南方人，35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有20位來自南方。[9]
美國內戰和重建以暴力的方式結束了南方的權力。但是南方人的政治才幹在20世紀的前半個世紀再次得到了證明。南方成為民主黨的堅實基地，這意味著這一地區的參議員能夠進入“這個帶著南方口音的人類公共機構”，反覆當選並被任命擔任所有最重要委員會的主席——這得歸功於參議院剛性的資歷製。[10]1949年林登·詹森進入參議院的時候，參議院隻有一個委員會的主席不是由南方人或與南方緊密結盟的人來擔任。保守的南方民主黨人同北方共和黨人一道形成了一個勢力強大的投票集團，以保護南方怪異的種族主義做法，挫敗雄心勃勃的自由派改革。
本著這種精神，美國的開國之父把民主看作是達到更高目標的手段，而不是把民主本身當作目的，而更高的目標是自由。他們小心翼翼地設計了一種製度，以防止民主陷於“混亂和荒唐”之中。他們使用分權來防止民主最常見的危險——多數人壓迫少數人、少數人綁架政府、民選代表把自己的利益淩駕於人民之上。他們建立了參議院，議員起初是由各州任命而非直接選舉產生，以便“為大眾的情緒波動提供一個穩定器”。他們利用聯邦主義原則，以確保決策盡可能在最低層級進行。當然，他們關於“人民”由哪些人組成的思想有點局限。例如，婦女、無土地者和奴隸無權投票。開國者們錯綜複雜的設計令人注目。參議員任期6年，從而具有更長遠的眼光；眾議員任期2年，從而與人民的意誌更接近；總統由選舉人團而不是由原始的多數來選舉，從而確保了總統關心小州的利益。
英國保守主義的守護神埃德蒙·伯克對美國革命的崇敬之情同他對法國革命的仇恨程度一樣深，這不足為奇。他認為，法國革命的結局是個災難，因為他們是為抽象的自由而戰（如伯克所指出的那樣，是為“自由的噴發”而戰），也因為他們要利用政府來改造人性。美國革命是成功的，因為他們是在為人們的真正自由而戰，為美國固有的生活方式而戰，以反對不斷加劇的權力專斷野心。他們調和政府以適應人性，政府的職責是要保護個人追求自己的幸福，他們從未對此視而不見。
右派的藍圖
伯克是正確的，在他關於美國革命的言辭背後是保守主義的本質。出於偶然或有意為之，美國憲法通過兩種方式將美國推向保守主義（並且最終使之遠離社會主義）：限製中央集權的國家，賦予各鄉村州比例不均的權力。
對政府的不信任始自第一艘來到美洲的英國輪船。定居在新英格蘭地區的清教徒是從英國國教的絕對壟斷權中走出來的逃亡者，緊隨其後的是其他宗教異見人士，其中包括天主教徒。殖民者習慣於忽視倫敦製定的規則。英國首位首相羅伯特·沃波爾（robert walpole）把英國對那13個殖民地的統治描繪成“有益的忽視”（salutary neglect）(1)製度，而正是由於企圖將這種製度轉變成真正的帝國統治製度，才加速了革命的到來。即使在革命期間，大陸會議（the continental congress）也並不情願向喬治·華盛頓提供抗擊英國人所需的人力和物力。[7]
美國人一再堅持他們對“有益的忽視”的偏愛。在共和國的早期歲月裏，主張小政府的共和黨人與聯邦黨人之間的戰鬥最終以共和黨喜歡的方式得以解決。在1801年的第一次就職演說中，傑斐遜重申他對“一個賢明、節儉政府”的承諾，“這個政府將使人們相互免受傷害，讓人們在其他方麵自由地控製自己對事業和進步的追求，並不會從人們口中奪走他們通過辛勤勞動得到的果實”。民主黨1840年的政治綱領是該黨歷史上的第一份政治綱領，其開篇即寫道：“那是斷然的，聯邦政府是一個權力受到限製的政府……”而在20年後，共和黨的第一份政治綱領聽起來也有一種類似的無政府主義調門兒，“那是斷然的……人民驚恐地目睹不計後果的鋪張在聯邦政府的每個部門蔓延……”[8]
美國政治製度強化保守主義的第二種方式是給美國最保守的因素賦予了巨大的權力。美國南方——一個最初受種植園貴族控製並紮根於奴隸製的地區——在美國革命和內戰期間是國內一股決定性的政治力量。傑斐遜、麥迪遜和華盛頓三人都是奴隸主。在1789年至1861年的72年間，擔任總統的南方人占了16位中的10位，36位眾議院議長中有24位是南方人，35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有20位來自南方。[9]
美國內戰和重建以暴力的方式結束了南方的權力。但是南方人的政治才幹在20世紀的前半個世紀再次得到了證明。南方成為民主黨的堅實基地，這意味著這一地區的參議員能夠進入“這個帶著南方口音的人類公共機構”，反覆當選並被任命擔任所有最重要委員會的主席——這得歸功於參議院剛性的資歷製。[10]1949年林登·詹森進入參議院的時候，參議院隻有一個委員會的主席不是由南方人或與南方緊密結盟的人來擔任。保守的南方民主黨人同北方共和黨人一道形成了一個勢力強大的投票集團，以保護南方怪異的種族主義做法，挫敗雄心勃勃的自由派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