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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無處求助
另外一個大的差別是人們對國家的期許。簡言之，美國人格外喜歡限製國家的規模及國家行為的範圍。政府開支大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0%，遠低於英國的39%和斯堪地那維亞國家50%的水平。如果你還記得美國的軍費開支遠遠高於其他國家——2002年美國的人均軍費開支是1138美元，英國則為590美元（大多數其他歐洲國家比這低得多）——那麽美國政府開支所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似乎比這還要低得多。[25]
在許多歐洲國家裏，對於是否可以提高稅收水平以換取更優質服務這一問題，存在著激烈的辯論。2001年，有大約62%的英國人告訴民意調查者，他們認為是可以的。在美國，隻有1%的人認為稅收太低。[26]美國政治生活中最熟悉的咒語之一，即錢是人民的錢，而不是政府的錢。如果不把這些錢作為減稅款拿回來，就會在華盛頓白白浪費掉。小布希常向下屬員工提起自己在艾奧瓦州的競選路途中遇見的一位婦女，她對他說：“我知道，如果盤子裏留有餅幹，就會被人吃掉。”[27]2002年，預算盈餘沒有了，而人們對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減稅計劃依然記憶猶新，這時如果通過實行更多的減稅來參加競選，或許會被認為是魯莽之舉。然而那恰恰是小布希在中期選舉中的作為，而且共和黨漂亮地贏得了選舉。2003年1月，當小布希公布一項6700億美元的減稅計劃時，米爾頓·弗裏德曼認為，僅從它將使政府的規模縮小這一點而言，這項減稅是合理的。他說：“縮小政府規模的唯一途徑，是讓父母控製孩子的揮霍，減少他們的零花錢。”[28]
對於許多美國人，尤其是保守派來說，他們有一個要使政府保持小規模的根本原則，即權力歸於個人而非國家。在世界上許多國家，“權力下放”隻是一個政治詞語，而在美國，權力由中央下放的思想卻是一種矛盾。權力首先歸於個人，其次是地方團體，然後是各州，最後才是聯邦政府。美國人甚至對把權力交給他們選出來的代表都感到緊張不安。除瑞士外，美國是發達國家中唯一一個複決權（referenda）普遍存在的國家。
公民投票創製權（ballot initiative）是右派最強有力的武器。像《13號提案》這樣的減稅措施，在右派的圖解中所起的作用就像大罷工曾經在社會主義運動的圖解中所起的作用一樣。大量的此類提案被用來減少政治家的權力，或限製任期，或限製開支。美國最大最富裕的州是加利福尼亞州，州長隻掌握該州大約1/5的資金額度，當然，州長還會被公民隨心所欲地罷免。
在利用國家來戰勝貧窮方麵，歐洲人比美國人要熱心得多，而在區分出值得幫助的窮人方麵，歐洲人則遠比美國人缺乏這種傾向。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表明，分別有74%的俄羅斯人、71%的義大利人、62%的法國人和62%的英國人認為，相對於政府讓個人自由追求目標，政府保證每個人都免於危難更重要。34%的美國人贊成社會安全網的建立優先於個人自由——這一比例隻相當於那些政府長期腐敗和缺乏競爭傳統的國家，如委內瑞拉、宏都拉斯、瓜地馬拉、加納、奈及利亞和巴基斯坦。隻有29%的美國人同意，政府有責任幫助窮人（而在英國這一比例是它的兩倍）。[29]美國人擔心，國家福利會獎勵人們的自毀行為，並減少他們重新自主的動力。當比爾·柯林頓的福利改革進一步減少發放本就相對慳吝的津貼給單身媽媽的時候，共和黨參議員菲爾·格拉姆評論道，4000萬一直在搭便車的人現在該“下車幫我們一道推車了”[30]。
另一個能夠生動地說明美國對福利國家充滿敵意的例子是醫療保險。歐洲人經常誣稱美國，說它是一個任由沒錢的窮人在醫院過道裏自生自滅的國家。事實上，美國擁有一個公共醫療補助體係，正好是用來應對上述緊急情況的。即便這樣，美國依然是富國中唯一一個沒有公共醫療服務或免費兒童撫養係統的國家，大約4400萬美國人沒有醫療保險。10年前，柯林頓夫婦曾試圖將這部分人納入到醫療保險的範圍內，從而使美國更像歐洲一些。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共和黨人設法妖魔化這一計劃，說它是一個要使1/7的經濟國有化的半社會主義陰謀。而“希拉蕊保險計劃”也從未起步過。大多數美國人喜歡美國的私人保險體係，為了保留這一體係，他們願意容忍昂貴的醫療保險和數以百萬計無醫療保險者的存在。
堅持這一原則的成本很高。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將美國置於健康開銷首位的國家（每人每年3700美元），但美國的健康服務卻隻排在第37位。美國10%的最富有者是世界上最健康的人，中間的一大塊得到的是“中等治療”，而最窮的5%~10%的人口則極其悲慘。結果是，在最富裕的國家中，美國人的平均壽命遠低於日本、加拿大和所有西歐人。美國人的平均壽命不及希臘人，美國男性的平均壽命不及波多黎各人。盡管如此，人們談論的不是進行根本的改革，而隻是進行小修小補，如2003年對老年人進行處方藥的補貼。
資本主義和不平等的魔力
美國人通常對政府懷有敵意，他們也通常對資本主義滿懷熱情。歐洲社會盡管在過去25年裏縮小了國家對經濟幹預的範圍，但是還是將“創造性破壞”理念(3)［法國人所稱的野蠻資本主義（le capitalisme sauvage）］看作是一種必要的弊病。這種不信任是同情憐憫、平等主義和勢利行為的混合。（英國任何一個百萬富翁在貿易中發了財，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買一處鄉下地產冒充農夫。）歐洲政治家已嚐試對資本主義進行束縛，並使之文明化，其實施的手段包括：強行規定高的最低工資；使解僱員工變得困難；使企業關心環境；讓破產成為一個痛苦的過程；迫使公司不僅對所有的利益攸關者負責，而且對所有的股東負責。
另外一個大的差別是人們對國家的期許。簡言之，美國人格外喜歡限製國家的規模及國家行為的範圍。政府開支大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0%，遠低於英國的39%和斯堪地那維亞國家50%的水平。如果你還記得美國的軍費開支遠遠高於其他國家——2002年美國的人均軍費開支是1138美元，英國則為590美元（大多數其他歐洲國家比這低得多）——那麽美國政府開支所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似乎比這還要低得多。[25]
在許多歐洲國家裏，對於是否可以提高稅收水平以換取更優質服務這一問題，存在著激烈的辯論。2001年，有大約62%的英國人告訴民意調查者，他們認為是可以的。在美國，隻有1%的人認為稅收太低。[26]美國政治生活中最熟悉的咒語之一，即錢是人民的錢，而不是政府的錢。如果不把這些錢作為減稅款拿回來，就會在華盛頓白白浪費掉。小布希常向下屬員工提起自己在艾奧瓦州的競選路途中遇見的一位婦女，她對他說：“我知道，如果盤子裏留有餅幹，就會被人吃掉。”[27]2002年，預算盈餘沒有了，而人們對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減稅計劃依然記憶猶新，這時如果通過實行更多的減稅來參加競選，或許會被認為是魯莽之舉。然而那恰恰是小布希在中期選舉中的作為，而且共和黨漂亮地贏得了選舉。2003年1月，當小布希公布一項6700億美元的減稅計劃時，米爾頓·弗裏德曼認為，僅從它將使政府的規模縮小這一點而言，這項減稅是合理的。他說：“縮小政府規模的唯一途徑，是讓父母控製孩子的揮霍，減少他們的零花錢。”[28]
對於許多美國人，尤其是保守派來說，他們有一個要使政府保持小規模的根本原則，即權力歸於個人而非國家。在世界上許多國家，“權力下放”隻是一個政治詞語，而在美國，權力由中央下放的思想卻是一種矛盾。權力首先歸於個人，其次是地方團體，然後是各州，最後才是聯邦政府。美國人甚至對把權力交給他們選出來的代表都感到緊張不安。除瑞士外，美國是發達國家中唯一一個複決權（referenda）普遍存在的國家。
公民投票創製權（ballot initiative）是右派最強有力的武器。像《13號提案》這樣的減稅措施，在右派的圖解中所起的作用就像大罷工曾經在社會主義運動的圖解中所起的作用一樣。大量的此類提案被用來減少政治家的權力，或限製任期，或限製開支。美國最大最富裕的州是加利福尼亞州，州長隻掌握該州大約1/5的資金額度，當然，州長還會被公民隨心所欲地罷免。
在利用國家來戰勝貧窮方麵，歐洲人比美國人要熱心得多，而在區分出值得幫助的窮人方麵，歐洲人則遠比美國人缺乏這種傾向。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表明，分別有74%的俄羅斯人、71%的義大利人、62%的法國人和62%的英國人認為，相對於政府讓個人自由追求目標，政府保證每個人都免於危難更重要。34%的美國人贊成社會安全網的建立優先於個人自由——這一比例隻相當於那些政府長期腐敗和缺乏競爭傳統的國家，如委內瑞拉、宏都拉斯、瓜地馬拉、加納、奈及利亞和巴基斯坦。隻有29%的美國人同意，政府有責任幫助窮人（而在英國這一比例是它的兩倍）。[29]美國人擔心，國家福利會獎勵人們的自毀行為，並減少他們重新自主的動力。當比爾·柯林頓的福利改革進一步減少發放本就相對慳吝的津貼給單身媽媽的時候，共和黨參議員菲爾·格拉姆評論道，4000萬一直在搭便車的人現在該“下車幫我們一道推車了”[30]。
另一個能夠生動地說明美國對福利國家充滿敵意的例子是醫療保險。歐洲人經常誣稱美國，說它是一個任由沒錢的窮人在醫院過道裏自生自滅的國家。事實上，美國擁有一個公共醫療補助體係，正好是用來應對上述緊急情況的。即便這樣，美國依然是富國中唯一一個沒有公共醫療服務或免費兒童撫養係統的國家，大約4400萬美國人沒有醫療保險。10年前，柯林頓夫婦曾試圖將這部分人納入到醫療保險的範圍內，從而使美國更像歐洲一些。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共和黨人設法妖魔化這一計劃，說它是一個要使1/7的經濟國有化的半社會主義陰謀。而“希拉蕊保險計劃”也從未起步過。大多數美國人喜歡美國的私人保險體係，為了保留這一體係，他們願意容忍昂貴的醫療保險和數以百萬計無醫療保險者的存在。
堅持這一原則的成本很高。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將美國置於健康開銷首位的國家（每人每年3700美元），但美國的健康服務卻隻排在第37位。美國10%的最富有者是世界上最健康的人，中間的一大塊得到的是“中等治療”，而最窮的5%~10%的人口則極其悲慘。結果是，在最富裕的國家中，美國人的平均壽命遠低於日本、加拿大和所有西歐人。美國人的平均壽命不及希臘人，美國男性的平均壽命不及波多黎各人。盡管如此，人們談論的不是進行根本的改革，而隻是進行小修小補，如2003年對老年人進行處方藥的補貼。
資本主義和不平等的魔力
美國人通常對政府懷有敵意，他們也通常對資本主義滿懷熱情。歐洲社會盡管在過去25年裏縮小了國家對經濟幹預的範圍，但是還是將“創造性破壞”理念(3)［法國人所稱的野蠻資本主義（le capitalisme sauvage）］看作是一種必要的弊病。這種不信任是同情憐憫、平等主義和勢利行為的混合。（英國任何一個百萬富翁在貿易中發了財，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買一處鄉下地產冒充農夫。）歐洲政治家已嚐試對資本主義進行束縛，並使之文明化，其實施的手段包括：強行規定高的最低工資；使解僱員工變得困難；使企業關心環境；讓破產成為一個痛苦的過程；迫使公司不僅對所有的利益攸關者負責，而且對所有的股東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