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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與此相伴相隨的是美國不斷增強的自信心——歐洲人稱之為傲慢。普裏斯科特·布希的那一代戰前領袖，仍然對歐洲——尤其是大不列顛——有所敬畏。他們源於英國，爾後又被偏見認為是親英派，哈羅德·麥克米倫（harold macmin）說，英國之於美國需要像希臘之於羅馬，對此他們半心半意地感到贊同。他們對歐洲人的民族自豪也敏感得令人欽佩，他們努力使自己的力量隱匿（沒錯，美國要做的一切就是隱匿）在多邊機構的框架裏。但是小布希的親信卻沒有這種敏感。正如我們所見，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自陽光地帶而非更具“歐洲性”的東北部。他們認為，法國和德國頑固不化——這種偏見突出地記錄在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充滿偏見的“老歐洲”講話中。他們還認為，歐洲之於美國就像希臘之於羅馬的想法，簡直一派胡言。小布希並不是要將美國推向歐洲的方向，而是要將美國——以及整個世界——向他堅信的“美國”方向推進。
這些分歧在書中反覆出現。現在，輪到我們稍微進一步挖掘分歧背後的原因了。我們將在5個廣泛的領域關注美國例外論：外交政策、犯罪和犯罪懲罰、國家的限度、資本主義和不平等、墮胎和宗教狂熱。
與眾不同且引以為豪
歐洲人想到美國例外論時，首先會轉向美國的外交政策。事實上，相對於小布希在內政問題上的立場，小布希的外交（在本書第八章中討論過）很難被直截了當地描述為“右派的”。他上台的時候，歐洲人指責他是孤立主義者，而現在他們則擔心他是帝國主義者。然而，在這種困惑中，兩件事情特別突出。第一，美國分享權力的傾向比其他國家要弱得多；第二，右派對兩個引起劇變的事件——冷戰的結束和“9·11”事件——的反應，使美國的外交政策異乎尋常地向單邊主義傾斜。
美國例外論最突出的一些例子與其對特定地區或國家的政策有關。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那樣固執地支持以色列，堅決地譴責古巴。批評美國的人認為，這些立場更多地與美國國內的遊說集團而非原則有關，但是許多美國人顯然不這樣認為。以色列作為大西洋兩岸爭執最激烈的問題，對於美國右派來說已成為一項激發情感的事業，對全體美國人民而言可能也是如此。2002年5月的親以色列決議，包括給以色列軍隊提供2億美元，在眾議院和參議院分別以352∶21和94∶2的投票結果獲得通過，幾乎所有的反對票都來自民主黨人。[8]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支持以色列的幅度大致與多數非美國人支持巴勒斯坦的幅度相當。事實上，支持強硬政策的美國人的比例要高於以色列人本身。除了小布希，沒有哪位世界領導人會把阿裏爾·沙龍描述為“愛好和平的人”[9]。
然而，美國例外論的根本取決於它對多邊秩序的態度。樂觀的大西洋主義者再次有他們的道理。從歷史的角度看，美國依然可以宣稱自己是歷史上最具多邊主義色彩的超級大國。在過去50年間，美國使自己的權力受製於國際組織的程度是19世紀的英國或16世紀的西班牙難以想像的。然而顯而易見，如今似乎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那樣與國際條約之間有如此多的齟齬。這些問題部分是程序所致——條約要在美國參議院獲得批準，需要得到2/3的多數票，而且按照憲法，條約在法律上的地位低於美國國內法。但是，它也反映了美國人懷疑在這樣一個單極世界裏，是否有必要因條約而使自己陷入纏結不清。
這種懷疑論在小布希之前已經存在。批評小布希的人常常忘記了，1997年，美國參議院一致投票拒絕了《京都議定書》，而比爾·柯林頓接下來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使美國回到有關全球氣候變暖的條約中來。然而，小布希的單邊主義還是顯得特別咄咄逼人。《京都議定書》被小布希棄如敝屣，對柯林頓一聲假惺惺的道歉都沒有。該條約隻是被小布希錯誤地宣布就要“死亡了”。白宮拚命地反對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拒絕《禁止生物武器公約》（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的部分內容，拒絕支持《全麵禁止核試驗條約》prehensive nuclear-test-ban treaty）和《渥太華禁雷公約》（ottawandmine treaty）。為了建立自己的國家飛彈防禦體係，美國迫不及待地撕碎了《反彈道飛彈條約》，並在同意加入一項正式公約之前，試圖勸說弗拉基米爾·普京接受一項核武器的“君子協議”。[10]
反恐戰爭進一步誇大了美國例外論。美國在9月11日受到攻擊，歐洲卻沒有。美國捲入到一場“反恐戰”之中。盡管許多歐洲人援引北約的第5條（確認北約的某一國受到進攻即是對北約全體成員的進攻），但是他們還拿不準“戰爭”是否隻不過是一個比喻。美國人把這場衝突看作是善與惡的衝突，許多歐洲人則反對這一“簡單化”的用語。有位法國專家抱怨道：“我們正經歷再生者之間的戰鬥，布希是再生的基督徒，本·拉登是再生的穆斯林。”[11]在伊拉克問題上的爭吵顯示，反恐戰爭將美國推向了先發製人的政策，而不是盟友更喜歡的遏製和威懾信條。即使小布希或繼任者拒絕了新保守派的道德帝國主義觀點（本書第八章已有論及），美國顯然還是要做一個不會受到挑戰的霸主——一個舒舒服服但權力大於任何大國的霸主。甚至連偉大的“自由派”反戰候選人霍華德·迪安都自誇“無論何時何地”都願意“派遣軍隊”，並抱怨小布希對沙烏地阿拉伯人過於謹慎。[12]
這些分歧在書中反覆出現。現在，輪到我們稍微進一步挖掘分歧背後的原因了。我們將在5個廣泛的領域關注美國例外論：外交政策、犯罪和犯罪懲罰、國家的限度、資本主義和不平等、墮胎和宗教狂熱。
與眾不同且引以為豪
歐洲人想到美國例外論時，首先會轉向美國的外交政策。事實上，相對於小布希在內政問題上的立場，小布希的外交（在本書第八章中討論過）很難被直截了當地描述為“右派的”。他上台的時候，歐洲人指責他是孤立主義者，而現在他們則擔心他是帝國主義者。然而，在這種困惑中，兩件事情特別突出。第一，美國分享權力的傾向比其他國家要弱得多；第二，右派對兩個引起劇變的事件——冷戰的結束和“9·11”事件——的反應，使美國的外交政策異乎尋常地向單邊主義傾斜。
美國例外論最突出的一些例子與其對特定地區或國家的政策有關。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那樣固執地支持以色列，堅決地譴責古巴。批評美國的人認為，這些立場更多地與美國國內的遊說集團而非原則有關，但是許多美國人顯然不這樣認為。以色列作為大西洋兩岸爭執最激烈的問題，對於美國右派來說已成為一項激發情感的事業，對全體美國人民而言可能也是如此。2002年5月的親以色列決議，包括給以色列軍隊提供2億美元，在眾議院和參議院分別以352∶21和94∶2的投票結果獲得通過，幾乎所有的反對票都來自民主黨人。[8]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支持以色列的幅度大致與多數非美國人支持巴勒斯坦的幅度相當。事實上，支持強硬政策的美國人的比例要高於以色列人本身。除了小布希，沒有哪位世界領導人會把阿裏爾·沙龍描述為“愛好和平的人”[9]。
然而，美國例外論的根本取決於它對多邊秩序的態度。樂觀的大西洋主義者再次有他們的道理。從歷史的角度看，美國依然可以宣稱自己是歷史上最具多邊主義色彩的超級大國。在過去50年間，美國使自己的權力受製於國際組織的程度是19世紀的英國或16世紀的西班牙難以想像的。然而顯而易見，如今似乎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那樣與國際條約之間有如此多的齟齬。這些問題部分是程序所致——條約要在美國參議院獲得批準，需要得到2/3的多數票，而且按照憲法，條約在法律上的地位低於美國國內法。但是，它也反映了美國人懷疑在這樣一個單極世界裏，是否有必要因條約而使自己陷入纏結不清。
這種懷疑論在小布希之前已經存在。批評小布希的人常常忘記了，1997年，美國參議院一致投票拒絕了《京都議定書》，而比爾·柯林頓接下來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使美國回到有關全球氣候變暖的條約中來。然而，小布希的單邊主義還是顯得特別咄咄逼人。《京都議定書》被小布希棄如敝屣，對柯林頓一聲假惺惺的道歉都沒有。該條約隻是被小布希錯誤地宣布就要“死亡了”。白宮拚命地反對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拒絕《禁止生物武器公約》（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的部分內容，拒絕支持《全麵禁止核試驗條約》prehensive nuclear-test-ban treaty）和《渥太華禁雷公約》（ottawandmine treaty）。為了建立自己的國家飛彈防禦體係，美國迫不及待地撕碎了《反彈道飛彈條約》，並在同意加入一項正式公約之前，試圖勸說弗拉基米爾·普京接受一項核武器的“君子協議”。[10]
反恐戰爭進一步誇大了美國例外論。美國在9月11日受到攻擊，歐洲卻沒有。美國捲入到一場“反恐戰”之中。盡管許多歐洲人援引北約的第5條（確認北約的某一國受到進攻即是對北約全體成員的進攻），但是他們還拿不準“戰爭”是否隻不過是一個比喻。美國人把這場衝突看作是善與惡的衝突，許多歐洲人則反對這一“簡單化”的用語。有位法國專家抱怨道：“我們正經歷再生者之間的戰鬥，布希是再生的基督徒，本·拉登是再生的穆斯林。”[11]在伊拉克問題上的爭吵顯示，反恐戰爭將美國推向了先發製人的政策，而不是盟友更喜歡的遏製和威懾信條。即使小布希或繼任者拒絕了新保守派的道德帝國主義觀點（本書第八章已有論及），美國顯然還是要做一個不會受到挑戰的霸主——一個舒舒服服但權力大於任何大國的霸主。甚至連偉大的“自由派”反戰候選人霍華德·迪安都自誇“無論何時何地”都願意“派遣軍隊”，並抱怨小布希對沙烏地阿拉伯人過於謹慎。[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