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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第二個要說明的是，許許多多值得人們尊敬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和歐洲實際上正在趨同。過去的50年裏，美歐的生活水平更接近了，商店、辦公場所和工廠更相像了。歐美之間每年的貿易值達4000億美元。更重要的是，歐洲人已經基本上放棄了社會主義，從而縮小了雙方之間政治製度的差異。遲至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社會黨政府還曾接管法國的銀行和許多大工業公司，大量增加社會開支，減少人們的工作時間，並額外雇用了10萬政府工人。[1]如今，巴黎的爭論是法國經濟應該在多大程度上美國化。同樣的觀點也適用於外交政策。冷戰期間，美國麵對的是一個共產主義超級大國及其衛星國。它麵對巨大的抗議運動，最引人注目的是有關越南和部署巡航飛彈的抗議運動。大多數國家盡管在伊拉克問題上感到非常憤怒，但如今還是樂於附和美國的領導。當小布希宣布《反彈道飛彈條約》無效的時候，俄羅斯和中國實際上是贊同的。美國在海外有725個軍事基地，這些基地都得到了其盟國的允許。正如小布希2002年在布拉格對盟國所說的那樣：“我們享有共同的價值觀——自由、人權和民主。”[2]
跨大西洋樂觀主義者認為，美國依然是一個廣受羨慕、眾多人想模仿的國家。這可以用下麵的事實來衡量：人們爭著要成為美國公民，排隊等候美國的電影和產品以及民意調查結果。例如，2003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進行的一項大型世界民意調查（一年前還進行過規模更大的同樣調查）發現：44個國家中有21個國家的多數人仍然對美國懷有好感；大多數的美國盟國支持反恐戰爭；多數人贊成美國長期以來推行的許多根本價值觀，如全球化、自由市場和民主；如果出現另外一個超級大國來挑戰美國，幾乎所有人都會覺得更不安全。[3]樂觀主義者堅持認為，既然有這麽多的共同之處，有如此多的相互敬仰，那麽目前的困難將會過去——就像在蘇伊士運河和巡航飛彈部署問題上曾遭遇到的困難一樣。
爭論的麻煩之處，一方麵是有些事實過於誇張，另一方麵是其他事實被忽視了。上麵那份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既顯示了大多數外國人依然對美國人民和美國價值觀持讚許態度，又顯示出幾乎在所有找得到以往數據的國家裏，人們對美國作為一個整體的好感都下降了。在2003年6月進行調查的15個國家裏，對美國抱持的讚許態度介於15至20個百分點之間，這一數據低於2000年。在外交和安全事務方麵，約3/4的法國人（76%）、大多數的土耳其人（62%）、西班牙人（62%）、義大利人（61%）和德國人（57%）認為，歐洲應與美國保持一種更加獨立的關係。[4]2003年的另外一項調查發現，64%的歐洲人（包括81%的德國人和82%的法國人）不贊成小布希的外交政策。83%的美國人和79%的歐洲人同意，歐洲人和美國人具有不同的社會和文化價值觀。[5]誰會相信，在“9·11”事件發生兩年之後，幾乎有1/5的德國人告訴德國《時代》雜誌（die zeit）說，美國政府可能支持了暴行？[6]
當然，非美國人羨慕許多有關美國的事物。雅克·席哈克當然也是一個比約瑟夫·史達林意識形態色彩更弱的對手。但是冷戰的結束並不意味著歷史的終結。蘇聯解體使得大西洋兩岸有機會以新的眼光來研究它的盟國，而且促使人們談論雙方的很多分歧，就像談論它們之間很多相似性一樣。美歐像兩個十分相關的陌生人，他們擊退路賊後去參加慶典宴會，結果發現雙方並不像自己認為的那樣具有許多共性。小布希曾經在布拉格歡呼的共同價值觀——自由、人權和民主——過於模糊不清。例如，如果將這些價值觀應用於中東或者對待窮人，歐洲人和美國人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從這一觀點出發，普遍的經濟趨同是一件喜憂參半的事情。美歐在經貿方麵走得越近，就越是認識到它們更深層的價值觀差異之大。在有關生活的根本問題上，如愛國主義、刑事司法和宗教狂熱，美國與歐洲有很多不同。保守主義的美國甚至因這些分歧而分外自豪。這個不一樣的美國，比歐洲更熱衷於在國外使用武力，在國內嚴懲犯罪，而在讓國家解決社會問題方麵則比歐洲不情願得多。當然，這些分歧不是由小布希帶來的，我們將在下一章看到，它們深深紮根於美國的歷史之中。但這些分歧越來越使許多非美國人變得焦躁煩惱，因為美國突然成了咄咄逼人的超級大國。
正如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1998年談論美國時所說的那樣，恰恰因為全球化加快了步伐，美國不再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卻是無法忽視的力量。[7]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曾經說過：“每個人都有兩個國家——自己的國家和法國。”今天，每個人也都有兩個國家——自己的國家和美國。美國的文化無所不在，以至於每個人腦海深處仿佛都有一個虛擬的美國；美國的力量具有壓倒性的優勢，以至於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密切關注美國的政治家，就像關注自己國家的政治家一樣。與這種對美國的通曉隨之而來的是一種不斷增加的無助感。世界各地的人都參與了美國的文化和政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人都感覺自己成了美國公民。他們關注小布希及其團隊對各種他們熱衷的問題的決策。然而，小布希及其團隊明顯並不對這些非美國人負有責任，事實上，這些人經常遭到輕蔑的對待。“我們有權利得到傾聽”成為伊拉克戰爭抗議者的咒語，這並不令人感到吃驚。
跨大西洋樂觀主義者認為，美國依然是一個廣受羨慕、眾多人想模仿的國家。這可以用下麵的事實來衡量：人們爭著要成為美國公民，排隊等候美國的電影和產品以及民意調查結果。例如，2003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進行的一項大型世界民意調查（一年前還進行過規模更大的同樣調查）發現：44個國家中有21個國家的多數人仍然對美國懷有好感；大多數的美國盟國支持反恐戰爭；多數人贊成美國長期以來推行的許多根本價值觀，如全球化、自由市場和民主；如果出現另外一個超級大國來挑戰美國，幾乎所有人都會覺得更不安全。[3]樂觀主義者堅持認為，既然有這麽多的共同之處，有如此多的相互敬仰，那麽目前的困難將會過去——就像在蘇伊士運河和巡航飛彈部署問題上曾遭遇到的困難一樣。
爭論的麻煩之處，一方麵是有些事實過於誇張，另一方麵是其他事實被忽視了。上麵那份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既顯示了大多數外國人依然對美國人民和美國價值觀持讚許態度，又顯示出幾乎在所有找得到以往數據的國家裏，人們對美國作為一個整體的好感都下降了。在2003年6月進行調查的15個國家裏，對美國抱持的讚許態度介於15至20個百分點之間，這一數據低於2000年。在外交和安全事務方麵，約3/4的法國人（76%）、大多數的土耳其人（62%）、西班牙人（62%）、義大利人（61%）和德國人（57%）認為，歐洲應與美國保持一種更加獨立的關係。[4]2003年的另外一項調查發現，64%的歐洲人（包括81%的德國人和82%的法國人）不贊成小布希的外交政策。83%的美國人和79%的歐洲人同意，歐洲人和美國人具有不同的社會和文化價值觀。[5]誰會相信，在“9·11”事件發生兩年之後，幾乎有1/5的德國人告訴德國《時代》雜誌（die zeit）說，美國政府可能支持了暴行？[6]
當然，非美國人羨慕許多有關美國的事物。雅克·席哈克當然也是一個比約瑟夫·史達林意識形態色彩更弱的對手。但是冷戰的結束並不意味著歷史的終結。蘇聯解體使得大西洋兩岸有機會以新的眼光來研究它的盟國，而且促使人們談論雙方的很多分歧，就像談論它們之間很多相似性一樣。美歐像兩個十分相關的陌生人，他們擊退路賊後去參加慶典宴會，結果發現雙方並不像自己認為的那樣具有許多共性。小布希曾經在布拉格歡呼的共同價值觀——自由、人權和民主——過於模糊不清。例如，如果將這些價值觀應用於中東或者對待窮人，歐洲人和美國人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從這一觀點出發，普遍的經濟趨同是一件喜憂參半的事情。美歐在經貿方麵走得越近，就越是認識到它們更深層的價值觀差異之大。在有關生活的根本問題上，如愛國主義、刑事司法和宗教狂熱，美國與歐洲有很多不同。保守主義的美國甚至因這些分歧而分外自豪。這個不一樣的美國，比歐洲更熱衷於在國外使用武力，在國內嚴懲犯罪，而在讓國家解決社會問題方麵則比歐洲不情願得多。當然，這些分歧不是由小布希帶來的，我們將在下一章看到，它們深深紮根於美國的歷史之中。但這些分歧越來越使許多非美國人變得焦躁煩惱，因為美國突然成了咄咄逼人的超級大國。
正如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1998年談論美國時所說的那樣，恰恰因為全球化加快了步伐，美國不再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卻是無法忽視的力量。[7]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曾經說過：“每個人都有兩個國家——自己的國家和法國。”今天，每個人也都有兩個國家——自己的國家和美國。美國的文化無所不在，以至於每個人腦海深處仿佛都有一個虛擬的美國；美國的力量具有壓倒性的優勢，以至於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密切關注美國的政治家，就像關注自己國家的政治家一樣。與這種對美國的通曉隨之而來的是一種不斷增加的無助感。世界各地的人都參與了美國的文化和政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人都感覺自己成了美國公民。他們關注小布希及其團隊對各種他們熱衷的問題的決策。然而，小布希及其團隊明顯並不對這些非美國人負有責任，事實上，這些人經常遭到輕蔑的對待。“我們有權利得到傾聽”成為伊拉克戰爭抗議者的咒語，這並不令人感到吃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