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現在卻通常是年輕的共和黨狐狸冒險鑽進民主黨的窩裏。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保守派學生創辦了一份名為《加利福尼亞州愛國者報》(the california patriot)的大學報紙,並創建了一個有500名成員的“大學共和黨人”分會。加利福尼亞州“大學共和黨人”在伯克利分校舉行2003年的大會,大會名為“在敵後方”。他們中有幾百人來到伯克利分校的人民公園,在那裏進行了一場鬧哄哄的愛國主義表演(據參加者說,那些在公園裏打盹的無家可歸者也被吵醒了),使人民公園騷亂(the peoples park riots)(6)34周年紀念日蒙羞。他們揮舞旗幟,歌頌美國,唱起《星條旗永不落》(star-spangled banner)和《美麗的亞美利加》(america the beautiful)。有一位參加者自誇道:“我們就像海軍陸戰隊幾周前湧進巴格達解放那座城市一樣,湧入伯克利分校準備迎接戰鬥。”


    這種激進保守主義的爆發與年輕人的觀點稍稍向右偏轉是一致的。在18歲至29歲的選民群體中,鮑勃·多爾以19%的差距失去他們的支持,而在2000年和2004年,小布希則分別以2%和9%的差距失去其支持。2003年10月,美國有線新聞網、《今日美國報》和蓋洛普聯合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盡管在18歲至29歲年齡階段的人中,最大的政治群體是持中間立場的人(45%),但相對於隻有24%的人認為自己是民主黨人,更多的人自認為是共和黨人(30%)。他們的態度產生了深刻的變化。美國學生對收入再分配所持的懷疑態度令人吃驚——相對於1995年的66%,2002年隻有50%的學生認為富人應該繳納更多的稅。相反,盡管春假期間的活動表明他們行為大膽(更不用說那些《放蕩少女》碟片),但他們卻也對60年代那代人《荒唐阿姨》(absolutely fabulous)(7)式的價值觀感到緊張不安。2002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所(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發現,與1987年的51%相比,隻有42%的學生贊成一夜情;與1989年的66%相比,隻有54%的學生認為應該使墮胎合法化。2003年哈佛大學政治研究所(institute of politics)對本科生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60%的學生反對合法使用大麻,略高於一般人對此看法的比例。他們對於使用美國的軍事力量持令人吃驚的同情態度。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民意調查發現,45%的大學新生支持增加軍費開支,這一比例是1993年的兩倍多。哈佛大學的民意調查還發現,3/4的學生堅信,美國軍隊在所有時候或大部分時間內都在“做正確的事情”。而1975年,這一數字是20%。


    為什麽保守主義陣營中會出現這種高漲的情緒?其中一個原因是想整一整美國左派學院權勢集團。在眾多教師裏,納德主義者(naderites)的人數超過了共和黨人。誘惑教授的方式之一是建立槍枝俱樂部。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槍枝俱樂部吹噓擁有120名會員,是在校生人數的5%。亞歷山大·沃洛克(alexander volokh)於2001年創辦了這個俱樂部,會員們被帶到新罕布夏州的一個射擊場射擊——這一行程不僅跨越了州界,也跨過了文化鴻溝。哈佛校園裏禁止槍枝,而新罕布夏州的那個射擊場的牌子上則寫道:“13歲以下免費。”沃洛克還在校園裏舉行一係列廣泛的以槍枝為主題的活動,包括放映“正常人使用槍枝行善”的影片。另外有個學生在《哈佛法學紀事》(harvardw record)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名為《發現半自動武器的樂趣》(discovering the joy of semi-automatic)的文章。在女子學院霍克山學院(mount holyoke)——一所使人們更快地聯想到貝蒂·弗裏丹(betty friedan)(8)而非查爾頓·赫斯頓(插rlton heston)(9)的大學——學生們成立了第一個“《第二修正案》姐妹協會”(second amendment sisters)大學分會,該協會是一個全國性的支持持槍權的婦女組織。


    更為嚴重的是,目睹過“9·11”事件的學生似乎與越戰年代的教授之間已經存有鴻溝。哈佛的民意調查發現,2/3的學生贊成與伊拉克開戰。支持戰爭的團體竟然在布蘭代斯大學、耶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這樣的自由派大學校園裏冒了出來。在麥迪遜市的威斯康星大學——越南戰爭時期反戰抗議的大本營之一——一位學生報紙的專欄作者竟然申斥一位因為去參加反戰示威而沒有上課的教授。[7]在阿穆赫斯特學院,當40位教授拿著反戰標語遊行到餐廳的時候,許多學生在口頭上表達了自己的不滿。


    保守主義運動將目睹過“9·11”事件的一代看作是自己走向康莊大道的基礎,因此花大氣力來招募年輕人。“大學共和黨人”在華盛頓的會議與美國青年基金會(young americas foundation)的會議同時舉行,後者是威廉·巴克利的“為了自由的美國青年”組織衍生出的遠係支派。美國青年基金會組織會議和研討會,將有前途的保守派學生帶到裏根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德爾謝洛農莊(rancho del cielo)(這是該組織“為挽救美國”的一處聖地)。“聯邦主義者協會”(federalist society)為年輕的保守派律師提供社會關係網。“學院網絡”(the collegiatework)每年向58份學生報紙分發20萬美元,並將有抱負的保守派記者送到華盛頓,接受像弗雷德·巴恩斯這樣的保守派新聞業大師的指點。“學院網絡”的姐妹組織“校際研究所”(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出版了一份嘲諷政治正確性的雜誌,並廉價兜售保守主義的經典著作(巴裏·戈德華特的《保守派的良心》隻要花2美元就能夠買到),還將頗有抱負的喬治·威爾斯(george wills)送到牛津市的暑期班,拜在德高望重的保守主義者羅傑·斯克魯頓(roger scruton)的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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