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頁
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從那以後，康納利就開始在全國進行改革運動，他指控那些強加平權法案的學者和官僚，幫助其他的州策劃廢除平權法案的議案。2003年，他在此問題上遭受了兩次挫折。第一次，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項令人費解的裁決，允許平權法案繼續存在，但禁止大學公開通過積分製（points-based system）來進行。第二次，在阿諾德·施瓦辛格當選州長的那次選舉中，加利福尼亞選民拒絕了康納利有關禁止在該州以種族和族裔來區分公民的動議。康納利並沒有得到施瓦辛格的幫助，因為他反對這一動議。但是由於種族界定正變得越來越難，歷史很可能會站在康納利的一邊。康納利的祖父母輩中有一位是白人，另一位是完全的喬克托族印第安人，他自己則娶了一名白人女子，從而使其種族的混合又增添了新的內容。
黑人保守派在號召黑人同胞加入反對平權法案戰鬥時要麵臨的永久困難是，他這樣做的時候是在違背自身的利益。為什麽黑人要放棄當下就能從平權法案中得到的好處，來換取從堅持原則（能人統治）和以最高的標準來檢驗自己中得到的長期好處呢？學券製——讓父母有更多選擇來決定孩子上什麽樣的學校——則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學券製是白人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裏德曼在1957年首次提出的想法。許多黑人保守派，尤其是托馬斯·索厄爾，多年來一直贊成學券製，但越來越多的主要支持者是黑人父母。民意調查不斷顯示，多數黑人，尤其是有適齡上學孩子的黑人，都支持學校選擇權。這並不令人奇怪。相當於美國學生成績單的“全國教育發展評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progress）顯示，17歲的黑人學生在數學和閱讀能力上，平均比同齡白人學生落後4年，而在科學方麵則落後5年。
美國最激進的自由市場式教育改革發生在不大可能成為試驗地的密爾沃基——這座城市曾選出一連串信奉社會主義的市長，並催生了激進地擴大政府的進步運動。學券製在密爾沃基取得進展，是一些罕見的情況結合在一起產生的結果。第一，該市是主要的保守派基金會布拉德利基金會的所在地，該基金會多年來一直在爭取學券製。第二，當地的黑人厭倦了看著公交車把自己的孩子從城市的一端送到另一端去上學，以便白人社區能夠取得法院要求的種族平衡。當地兩位著名的黑人——州議員霍華德·富勒（howard fuller）和前籃球明星波利·威廉斯（polly williams）——認為，要解決黑人的教育問題，靠的不是法院強求的計劃，而是父母的選擇。第三，學券製的積極活動者與兩黨的政治人物都有過接觸。威斯康星州的共和黨州長湯米·湯普森（tommy thompson）和密爾沃基市的民主黨市長約翰·諾奎斯特（john norquist）都支持學券製。
密爾沃基市的學券製試驗在1990年剛開始的時候規模還很小：隻有1%的學童符合學券製的條件，宗教學校被排除在試驗之外。但絕大多數黑人父母贊同學券製。瓦萊麗·詹森（valerie johnson）有5個孩子，她目睹了芝加哥的教育製度毀了自己的兩個兄弟——一個因拒絕加入幫夥而被殺、另一個退學後在加利福尼亞無家可歸——因此成了贊成學券製的活動分子。她決心要使自己的孩子避免那樣的命運。富勒等活動分子認為，學券製運動完全像現代的民權運動一樣。“我們在北卡羅來納州格林斯伯勒市伍爾沃思連鎖便餐館坐下吃飯，難道是為了今天到一家連菜單都看不懂的便餐館吃飯嗎？”在過去的10年裏，當局已逐漸放寬了對這一計劃的限製。到2003年，密爾沃基市的“父母選擇計劃”已經將學券發放到了1萬個貧窮家庭學生的手中。對密爾沃基市以及另外兩個實行學券製的先鋒——克利夫蘭市和佛羅裏達州——的研究顯示，學券製孩童不僅表現良好，並且學券製改革似乎也改進了當地公立學校的質量——尤其是那些麵臨激烈競爭的學校。[3]
受到這些結果以及2002年最高法院裁決地方性學校可以使用學券的鼓舞，並受到像黑人教育選擇聯盟（the ck alliance for educational options）、來自“我們是鄉村人”組織（we are the vige people）的非洲姐妹皇後（queen sister afrika）這樣的活動分子以及正在興起的一代黑人領袖的鼓動，學券製運動繼續在美國黑人間擴展。年輕的民主黨政治家科裏·布克（cory booker）認為，決定教育製度的唯一途徑是把權力歸還給父母。奧馬爾·沃叟（omar wasow）經營一家名為黑星球（c）的網站，他把學校選擇權看作是由最高法院1954年“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4)裁決的直接產物。這些活動分子裏麵沒有一個屬於保守派，但是他們都願意借用保守派的思想並同他們結成聯盟，改善黑人學校令人絕望的狀況。
事實上，在民主黨聯盟中，它最忠實的選民（黑人）與活動分子的主要來源（教師工會）之間存在著斷裂。2000年民主黨初選中最尖銳的時刻發生在約翰·克裏與比爾·布拉德利（bill bradley）的辯論會上。辯論在美國黑人的聖地哈勒姆（harlem）的阿波羅劇院（apollo theatre）進行。年輕的黑人記者塔梅拉·愛德華茲（tam edwards）向那時的副總統阿爾·戈爾發問，為什麽他一邊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私立學校，一邊卻固執地反對學券製？她向鼓掌的絕大多數黑人聽眾問道：“難道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沒有好的公立學校或特許學校讓您的孩子去上學嗎？如果真的沒有，憑什麽在座的家長隻因不如您有錢，就得讓自己的孩子去上公立學校嗎？”[4]
黑人保守派在號召黑人同胞加入反對平權法案戰鬥時要麵臨的永久困難是，他這樣做的時候是在違背自身的利益。為什麽黑人要放棄當下就能從平權法案中得到的好處，來換取從堅持原則（能人統治）和以最高的標準來檢驗自己中得到的長期好處呢？學券製——讓父母有更多選擇來決定孩子上什麽樣的學校——則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學券製是白人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裏德曼在1957年首次提出的想法。許多黑人保守派，尤其是托馬斯·索厄爾，多年來一直贊成學券製，但越來越多的主要支持者是黑人父母。民意調查不斷顯示，多數黑人，尤其是有適齡上學孩子的黑人，都支持學校選擇權。這並不令人奇怪。相當於美國學生成績單的“全國教育發展評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progress）顯示，17歲的黑人學生在數學和閱讀能力上，平均比同齡白人學生落後4年，而在科學方麵則落後5年。
美國最激進的自由市場式教育改革發生在不大可能成為試驗地的密爾沃基——這座城市曾選出一連串信奉社會主義的市長，並催生了激進地擴大政府的進步運動。學券製在密爾沃基取得進展，是一些罕見的情況結合在一起產生的結果。第一，該市是主要的保守派基金會布拉德利基金會的所在地，該基金會多年來一直在爭取學券製。第二，當地的黑人厭倦了看著公交車把自己的孩子從城市的一端送到另一端去上學，以便白人社區能夠取得法院要求的種族平衡。當地兩位著名的黑人——州議員霍華德·富勒（howard fuller）和前籃球明星波利·威廉斯（polly williams）——認為，要解決黑人的教育問題，靠的不是法院強求的計劃，而是父母的選擇。第三，學券製的積極活動者與兩黨的政治人物都有過接觸。威斯康星州的共和黨州長湯米·湯普森（tommy thompson）和密爾沃基市的民主黨市長約翰·諾奎斯特（john norquist）都支持學券製。
密爾沃基市的學券製試驗在1990年剛開始的時候規模還很小：隻有1%的學童符合學券製的條件，宗教學校被排除在試驗之外。但絕大多數黑人父母贊同學券製。瓦萊麗·詹森（valerie johnson）有5個孩子，她目睹了芝加哥的教育製度毀了自己的兩個兄弟——一個因拒絕加入幫夥而被殺、另一個退學後在加利福尼亞無家可歸——因此成了贊成學券製的活動分子。她決心要使自己的孩子避免那樣的命運。富勒等活動分子認為，學券製運動完全像現代的民權運動一樣。“我們在北卡羅來納州格林斯伯勒市伍爾沃思連鎖便餐館坐下吃飯，難道是為了今天到一家連菜單都看不懂的便餐館吃飯嗎？”在過去的10年裏，當局已逐漸放寬了對這一計劃的限製。到2003年，密爾沃基市的“父母選擇計劃”已經將學券發放到了1萬個貧窮家庭學生的手中。對密爾沃基市以及另外兩個實行學券製的先鋒——克利夫蘭市和佛羅裏達州——的研究顯示，學券製孩童不僅表現良好，並且學券製改革似乎也改進了當地公立學校的質量——尤其是那些麵臨激烈競爭的學校。[3]
受到這些結果以及2002年最高法院裁決地方性學校可以使用學券的鼓舞，並受到像黑人教育選擇聯盟（the ck alliance for educational options）、來自“我們是鄉村人”組織（we are the vige people）的非洲姐妹皇後（queen sister afrika）這樣的活動分子以及正在興起的一代黑人領袖的鼓動，學券製運動繼續在美國黑人間擴展。年輕的民主黨政治家科裏·布克（cory booker）認為，決定教育製度的唯一途徑是把權力歸還給父母。奧馬爾·沃叟（omar wasow）經營一家名為黑星球（c）的網站，他把學校選擇權看作是由最高法院1954年“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4)裁決的直接產物。這些活動分子裏麵沒有一個屬於保守派，但是他們都願意借用保守派的思想並同他們結成聯盟，改善黑人學校令人絕望的狀況。
事實上，在民主黨聯盟中，它最忠實的選民（黑人）與活動分子的主要來源（教師工會）之間存在著斷裂。2000年民主黨初選中最尖銳的時刻發生在約翰·克裏與比爾·布拉德利（bill bradley）的辯論會上。辯論在美國黑人的聖地哈勒姆（harlem）的阿波羅劇院（apollo theatre）進行。年輕的黑人記者塔梅拉·愛德華茲（tam edwards）向那時的副總統阿爾·戈爾發問，為什麽他一邊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私立學校，一邊卻固執地反對學券製？她向鼓掌的絕大多數黑人聽眾問道：“難道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沒有好的公立學校或特許學校讓您的孩子去上學嗎？如果真的沒有，憑什麽在座的家長隻因不如您有錢，就得讓自己的孩子去上公立學校嗎？”[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