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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切並不意味著施瓦辛格將永久改變加利福尼亞州的政治。他開端良好，但州長身份很容易使他陷入對他以往“玩耍嬉鬧”的指控和有關預算的激烈辯論中。如果他被迫增稅，就會激怒本已對他的社會觀點厭惡不已的右派，但是如果他削減社會服務，他就不可能不疏遠許多普通選民。類似地，為了使加利福尼亞州的共和黨人非迪克西化，施瓦辛格也將勉為其難。2001年民主黨劃分選區時聰明地劃分出幾個共和黨人眾多的選區席位。這些選區裏多數是社會保守派，他們幾乎不用吸引中間選民的支持。


    然而，這樣一位眾所周知的溫和派共和黨人的存在，一定會對老大黨產生全國性的影響。施瓦辛格在2004年的共和黨大會上被強勢推出，顯示共和黨的派別範圍有多麽寬廣。他甚至可能遊說改變共和黨的反墮胎政治綱領，就像他的競選經理皮特·威爾遜在1996年曾經做過的那樣。溫和派共和黨人將表明，他們的信條具有全國性的吸引力：紐約現在有一位共和黨市長，在民主黨三個最大的大本營——紐約州、麻薩諸塞州和馬裏蘭州——有三位共和黨州長。


    靠烏合之眾為生


    施瓦辛格引來了如何管理烏合之眾的周而復始的爭論。充滿矛盾、內耗嚴重的烏合之眾與廣泛的統治聯盟之間的界限並不非常明顯。共和黨麵臨的挑戰是，要使自己以“既是……又是”式的政黨呈現在世人麵前——既是保守派的政黨，又是自由意誌論者的政黨；既是上帝的政黨，又是財神爺的政黨；既是心髒地區的政黨，又是華爾街的政黨；既是施瓦辛格的政黨，又是特倫特·洛特的政黨。


    在這一點上，有兩件事情足以讓共和黨人得到一些信心。第一件事情是，最近一段時期，共和黨在因人而異地處事方麵顯示了相當的才幹。在蔗糖地帶，如德克薩斯州或者喬治亞州的科布縣，共和黨代表欣欣向榮的郊區。住在那裏的主要是白人家庭，各種障礙將他們與美國的各種問題隔離了開來，這些障礙包括距離遙遠、分區製規則和不動產價格，它們遠比法律上的種族隔離更為有效。共和黨支持維持現狀。相反，在西維吉尼亞州，樂觀沒有吸引力，焦躁不安才能吸引人。共和黨利用那些受到全球化威脅的礦工和鋼鐵工人的恐懼心理，詛咒外來者掠奪藍領工人的生計。他們中有破壞宗教的好萊塢製片人，有威脅要使狩獵非法並且不準人們自我防衛的槍枝管製者，有要求對煤鋼工業進行控製進而將之消滅的自由環保主義者。


    這種完全因人因事而異的能力並沒有隨著地理的變化而變化。在徹底改造自身方麵，共和黨展現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20世紀90年代，共和黨是一個反製政府的反抗者政黨，在2000年的選舉中，它又把自己重新包裝成充滿同情心的保守主義政黨，到2002年，緊隨“9·11”事件之後，它再次把自己變為捍衛國防和代表國家偉大性的政黨。


    這把我們引到了共和黨樂觀主義的第二個理由上。管理烏合之眾的關鍵就是要為他們找到泄恨的對象，而不是把憤恨發在應該領導他們的人身上，而現在共和黨就有這樣的對象。如果有足夠大的仇恨，任何政黨都能夠凝聚在一起。在戰後的大部分時間裏，使右派黏合在一起的是反共。[19]保守派出於各種原因仇視共產主義——自由市場論者仇視共產主義是因為它反對資本主義；宗教保守派反對共產主義是因為它反對上帝；主流保守派反對共產主義是因為它反對美國。但是他們都痛恨共產主義。他們支持建立美國的防衛，並最大限度地限製共產主義在國外的不正當所得。反共使保守主義能夠懸掛同一麵旗幟。柏林圍牆倒塌之後保守主義運動內部的相互廝殺達到頂峰，這種情形並非偶然。


    “9·11”事件恰好為小布希提供了這樣一個理由，盡管這種說法聽起來有種對一樁奪去3000人生命的罪行玩世不恭的風險。除了孤立主義的邊緣群體，反恐戰爭幾乎把所有的保守派都團結到了一起，前麵是一場反擊黑暗勢力的全球性鬥爭，並且將愛國主義放到了政治的核心位置。在參議院的49位共和黨參議員中，有48人授權對伊拉克動武，眾議院的這一比例則是215票對6票。反恐戰爭使得2002年和2004年共和黨的勝利不同於2000年的兩黨難分軒輊。根據民主黨的民意測驗專家斯坦利·格林伯格（stanley greenberg）的說法，2002年，民主黨在稅收和社會保障方麵依然比共和黨更受歡迎。但是在哪個政黨能夠使美國更強大的問題上，共和黨比民主黨高出40個百分點——59%比19%。2004年，小布希贏得了那1/5認為恐怖主義是最重要問題的選民的支持，其比例是86%對約翰·克裏的14%。2004年在紐約舉行的共和黨全國大會，是一次傑出的舞台管理和指揮的表演，共和黨的各個派別——包括約翰·麥凱恩和阿諾德·施瓦辛格——齊聲高呼，國家安全是主要問題，伊拉克戰爭是反恐戰爭的組成部分。


    隻要恐怖主義依然是對美國的嚴重威脅——幾乎沒有跡象表明“基地組織”會在一夕之間消失——共和黨作為對恐怖主義最為強硬的政黨，就享有很大的優勢，這種優勢為共和黨帶來了額外的紅利，從而使之能夠團結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