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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尼古拉斯·康弗索爾（nichs confessore）認為，共和黨人決心要利用k街，這與當年富蘭克林·羅斯福及其繼任者利用政府以謀求民主黨優勢並無二致。[12]民主黨在其輝煌的時日利用自己對政府機器的牢牢控製，向忠誠的選民支持者——窮人、老年人，最後是少數族裔——進行施捨，也為基層戰士提供工作崗位。現在，共和黨利用自己對k街和更大範圍的工商界的支配，建立了一個可以同羅斯福的政府機器相比肩的私人部門。共和黨向工商企業發放政府合同，充實了自己的金庫——看看醫藥業是如何從醫療保險的處方藥補助中獲益的。從國會助手到國會議員，當這些最忠誠的基層戰士退休時，共和黨在k街為他們提供大把的鈔票。
短期內這可能會帶來很多政治紅利，但長期而言情況會怎樣呢？老大黨的活力來自於它提出激進思想的意願。裏根的成功並不是因為他在企業董事會裏做得出色——很多企業的執行長往往覺得同傑裏·福特相處時更自在——而是因為他成功地利用了眾多理想主義式的自由市場營銷人員的創造活力。共和黨也被認為是主張小政府和低程度控製的政黨。但是遊說集團隻有在政府幹涉和幕後交易的環境中才能夠蓬勃發展。這加深了我們對共和黨發展方向的第二大擔憂：在小布希的領導下，共和黨已經從主張小政府的政黨滑向了在民主黨不執政的時候建立大政府的政黨。
即便上台的保守派決心大規模壓縮政府，結果也往往是傷其皮毛而已。羅納德·裏根和瑪格麗特·柴契爾的經歷就是兩個好例子。但小布希上台的時候，給政府帶來的是鮮花而非刀斧。2001年2月27日，小布希對國會說：“政府要起作用，而且是重要的作用。”這再好不過地與比爾·柯林頓向國會宣稱“大政府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形成了對照。現在，“紅色的喬治”——保守派仍然會這樣稱呼他——正進行一項大膽的誓言：看看是否能夠將20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期間由自由派製訂的那些計劃，按保守主義的方向重塑。
最清楚的例子是教育。長期以來，保守派都認為政府應該從中小學教育中脫身。1995年，眾議院中的共和黨人叫嚷著說要關閉教育部。比爾·柯林頓當政時，教育經費支出的增加相當和緩——1993財政年度為300億美元，到2001財政年度僅增加到360億美元。而小布希當政時，教育經費支出呈爆炸式增長，2003財政年度達560億美元，並且朝2008財政年度的700億美元攀升。教育部已經承擔了國家計劃委員會式的責任，即監督全國中小學的情況，並勸導表現不佳的學校做得更好。
小布希還有一個明顯的傾向，我們可以稱之為“新家長式領導”——用社會政策來刺激人們採取更加朝向保守主義的行為。“新家長式領導”的化身是韋德·霍恩，他負責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家庭兒童事務。霍恩是一位兒童心理學家，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工作的時候，他遇到大量因為沒有父親而受到明顯心理傷害的市中心區兒童，因而創辦了全國父道組織（the national fatherhood initiative），鼓勵男性多與孩子相處。現在，他正將數億美元投入穩固婚姻的計劃中，如向即將為人父母的未婚者教授“關係技巧”，為希望和睦相處的已婚者提供“婚姻技巧訓練”等。
霍恩認為，他的工作“不是要擴大政府，而是要使政府做得更好”。在所有社會問題中，家庭解體都產生了作用，而這些社會問題耗費了美國政府的資金。還有什麽比預防問題發生更切合實際呢？
這聽起來頭頭是道。20世紀60年代，自由派社會工程師提出的許多計劃也是如此。而從保守派的觀點來看，政府通常是一個向左轉的機構。官僚不可避免地會為自己的目的而對計劃進行削足適履的修改。霍恩的繼任者做事可能就不如他那樣道德了，比如擴大學校測試，讓教育部能夠有機會將自己的理論強加於美國的中小學。在某個時刻，右派美國又會乖戾地對待這個國家的規模和抱負，右派美國會厭惡一個口頭上說要小政府，實際卻進行大政府管理的政黨。
老大哥保守主義
對政府規模擴大產生最大影響的是“9·11”事件。第一屆小布希政府產生了一個多年來最大的新政府官僚機構——湯姆·裏奇（tom ridge）領導的美國國土安全部，並且賦予極度活躍的司法部長約翰·阿什克羅夫特極大的權力。乍一看，這完全合情合理。很少會有人爭執說，需要按照“9·11”事件來重新界定安全和自由的界限。甚至很少有人會哀嘆往昔美好時光不再——那時候的機場安全是由私人公司來負責的。小布希當初隻想在白宮設立一個小型機構，但是裏奇缺乏提升國內安全所需的政治影響力，而美國人民也似乎能理解美國需要更大規模的政府。迪克·切尼認為，“‘9·11’事件以後的眾多變化之一是，在一定程度上，人民對政府的真實信任程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看重政府並對我們的作為寄予厚望”[13]。
一切都是實用主義的做法。但是看看阿什克羅夫特所耍的花樣，要證明這種方法的正當性就變得極其困難，尤其對保守派來說。大政府保守主義還發展出了一個更缺乏吸引力的孿生體——老大哥保守主義。阿什克羅夫特企圖成為這個國家的首席說教者，這種欲望使他變得多管閑事，並捲入與打擊恐怖主義毫不相幹的各種事務之中。他起訴加利福尼亞州的“醫療大麻”使用者，盡管該州主張使這種做法合法化（而且也部分地得到美國最高法院的支持）。俄勒岡州兩度通過了輔助自殺的法律，美國最高法院也明確地將這一領域的政策製定權交給了各州，但阿什克羅夫特還是想盡辦法挑戰該項法律［包括支持美國司法部緝毒署（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取消輔助自殺的醫生的執照］。在死刑案中，盡管長期以來地方上有持謹慎態度的傳統，但他還是盡可能地不斷威嚇尋求死刑判決的地方聯邦檢察官。
短期內這可能會帶來很多政治紅利，但長期而言情況會怎樣呢？老大黨的活力來自於它提出激進思想的意願。裏根的成功並不是因為他在企業董事會裏做得出色——很多企業的執行長往往覺得同傑裏·福特相處時更自在——而是因為他成功地利用了眾多理想主義式的自由市場營銷人員的創造活力。共和黨也被認為是主張小政府和低程度控製的政黨。但是遊說集團隻有在政府幹涉和幕後交易的環境中才能夠蓬勃發展。這加深了我們對共和黨發展方向的第二大擔憂：在小布希的領導下，共和黨已經從主張小政府的政黨滑向了在民主黨不執政的時候建立大政府的政黨。
即便上台的保守派決心大規模壓縮政府，結果也往往是傷其皮毛而已。羅納德·裏根和瑪格麗特·柴契爾的經歷就是兩個好例子。但小布希上台的時候，給政府帶來的是鮮花而非刀斧。2001年2月27日，小布希對國會說：“政府要起作用，而且是重要的作用。”這再好不過地與比爾·柯林頓向國會宣稱“大政府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形成了對照。現在，“紅色的喬治”——保守派仍然會這樣稱呼他——正進行一項大膽的誓言：看看是否能夠將20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期間由自由派製訂的那些計劃，按保守主義的方向重塑。
最清楚的例子是教育。長期以來，保守派都認為政府應該從中小學教育中脫身。1995年，眾議院中的共和黨人叫嚷著說要關閉教育部。比爾·柯林頓當政時，教育經費支出的增加相當和緩——1993財政年度為300億美元，到2001財政年度僅增加到360億美元。而小布希當政時，教育經費支出呈爆炸式增長，2003財政年度達560億美元，並且朝2008財政年度的700億美元攀升。教育部已經承擔了國家計劃委員會式的責任，即監督全國中小學的情況，並勸導表現不佳的學校做得更好。
小布希還有一個明顯的傾向，我們可以稱之為“新家長式領導”——用社會政策來刺激人們採取更加朝向保守主義的行為。“新家長式領導”的化身是韋德·霍恩，他負責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家庭兒童事務。霍恩是一位兒童心理學家，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工作的時候，他遇到大量因為沒有父親而受到明顯心理傷害的市中心區兒童，因而創辦了全國父道組織（the national fatherhood initiative），鼓勵男性多與孩子相處。現在，他正將數億美元投入穩固婚姻的計劃中，如向即將為人父母的未婚者教授“關係技巧”，為希望和睦相處的已婚者提供“婚姻技巧訓練”等。
霍恩認為，他的工作“不是要擴大政府，而是要使政府做得更好”。在所有社會問題中，家庭解體都產生了作用，而這些社會問題耗費了美國政府的資金。還有什麽比預防問題發生更切合實際呢？
這聽起來頭頭是道。20世紀60年代，自由派社會工程師提出的許多計劃也是如此。而從保守派的觀點來看，政府通常是一個向左轉的機構。官僚不可避免地會為自己的目的而對計劃進行削足適履的修改。霍恩的繼任者做事可能就不如他那樣道德了，比如擴大學校測試，讓教育部能夠有機會將自己的理論強加於美國的中小學。在某個時刻，右派美國又會乖戾地對待這個國家的規模和抱負，右派美國會厭惡一個口頭上說要小政府，實際卻進行大政府管理的政黨。
老大哥保守主義
對政府規模擴大產生最大影響的是“9·11”事件。第一屆小布希政府產生了一個多年來最大的新政府官僚機構——湯姆·裏奇（tom ridge）領導的美國國土安全部，並且賦予極度活躍的司法部長約翰·阿什克羅夫特極大的權力。乍一看，這完全合情合理。很少會有人爭執說，需要按照“9·11”事件來重新界定安全和自由的界限。甚至很少有人會哀嘆往昔美好時光不再——那時候的機場安全是由私人公司來負責的。小布希當初隻想在白宮設立一個小型機構，但是裏奇缺乏提升國內安全所需的政治影響力，而美國人民也似乎能理解美國需要更大規模的政府。迪克·切尼認為，“‘9·11’事件以後的眾多變化之一是，在一定程度上，人民對政府的真實信任程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看重政府並對我們的作為寄予厚望”[13]。
一切都是實用主義的做法。但是看看阿什克羅夫特所耍的花樣，要證明這種方法的正當性就變得極其困難，尤其對保守派來說。大政府保守主義還發展出了一個更缺乏吸引力的孿生體——老大哥保守主義。阿什克羅夫特企圖成為這個國家的首席說教者，這種欲望使他變得多管閑事，並捲入與打擊恐怖主義毫不相幹的各種事務之中。他起訴加利福尼亞州的“醫療大麻”使用者，盡管該州主張使這種做法合法化（而且也部分地得到美國最高法院的支持）。俄勒岡州兩度通過了輔助自殺的法律，美國最高法院也明確地將這一領域的政策製定權交給了各州，但阿什克羅夫特還是想盡辦法挑戰該項法律［包括支持美國司法部緝毒署（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取消輔助自殺的醫生的執照］。在死刑案中，盡管長期以來地方上有持謹慎態度的傳統，但他還是盡可能地不斷威嚇尋求死刑判決的地方聯邦檢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