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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洛特後來宣稱他隻是特別重視州權而已，他的意圖在任何理性的聽眾麵前昭然若揭——如果保留了《吉姆·克羅法》，美國的情況會更好。有那麽一陣子，洛特似乎可以矇混過關。主流新聞界為洛特打掩護，但黑人活動家和保守派博客組成的一個奇怪的聯盟迫使這條新聞上了頭版。白宮與他一刀兩斷了，可憐的洛特隻剩下到黑人娛樂電視台的份兒，在那兒宣布他一直支持平權法案——那是他秘密堅守的信念。他最終辭去了多數黨領袖的職務，眼睜睜地看著一個更上鏡的南方人比爾·弗裏斯特接過了參議院共和黨新領袖的職務。
對於許多共和黨人來說，洛特使他們想起了本黨可怕的種族主義的過去。洛特在職業生涯中長期與舊南方（old south）的那些惡魔調情。洛特在密西西比州牛津鎮密西西比大學讀書的時候就領導了一場他所在兄弟會的整合運動。而到他任職參議院的時候，他向保守主義公民委員會（the council of conservative citizens）發表演講，這一組織建立的目的是繼承20世紀60年代的種族隔離主義組織白人公民委員會（white citizens councils）。1992年，洛特在密西西比州格林伍德（greenwood）的一次集會說道：“在這間屋子裏集會的人們支持右派原則，支持右派哲學。”[2]
洛特使人想起，外表光鮮的生活下麵（他的頭髮碰巧像瑟蒙德一樣別致），共和黨曾經有過的那個令人作嘔的小秘訣。但是如果近距離關注斯特羅姆的生日宴會，那麽保守派美國的前景並不那麽糟糕。如果洛特的講話標誌著少數共和黨人的變化是多麽微小，那麽，他的迅速離去則顯示，共和黨總體上的變化有多麽巨大。無論有過什麽樣的過失，小布希與其前任（包括他的父親老布希）相比，都很不願意打種族牌。事實上，無論是在費城和紐約的共和黨大會上，還是在他的多種族組成的內閣裏，他都努力使他的政黨披上了多元文化的外衣。
洛特事件是共和黨的一個縮影。它既顯示共和黨問題的嚴重性，又顯示出共和黨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共和黨麵臨的真正挑戰，並不是人口統計學上對這一群體或那一群體固定忠誠度的推斷，而是該黨自身的特性和政治——它應對極端主義和缺乏寬容的能力，它的自相矛盾之處，在各種既得利益者問題上表現出的弱點，以及它那使事情徹底緊張起來、反應遲鈍的能力。在2004年的選舉中，上麵提到的這些東西並沒有產生很大作用，但就長期而言，它們將對共和黨未來的不同發展產生很大影響。可能會出什麽樣的差錯呢？我們將關注這樣兩個問題：共和黨在政府開支上的大手大腳；以洛特為典型代表，表麵上缺乏寬容所帶來的長期危險。不過首先我們來談談任何共和黨領袖都要麵臨的挑戰——“控製住烏合之眾”。這種挑戰既要使利益分散、吵吵鬧鬧的共和黨結合在一起，又要防止黨的領導人被吞沒。
控製住烏合之眾
想像一下你是小布希。凝視著這個政治帝國的時候你會對共和黨聯盟的荒誕感到好奇不已。究竟你是怎樣說服科林·鮑威爾與湯姆·迪萊並肩戰鬥的？與極端主義共眠的新保守派究竟在幹什麽？奧林匹亞·斯諾和安·庫爾特之間有什麽共同之處？阿諾德·施瓦辛格與帕特·羅伯遜願意在一間出租屋裏共處嗎？
在美國這樣一個大國裏，任何全國性政黨都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矛盾。門肯（h.l.mencken）曾評論道，民主黨是由“處於不穩定共生狀態中的天生敵者”組成的。而共和黨的許多矛盾，隻是反映了該黨形成這樣一個大範圍聯盟的成功。這不由得使人想起老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自相矛盾的詩句，而這卻證明了他那具有包容心的寬闊胸懷。[3]大多數民主黨人樂意看到共和黨的“問題”——共和黨內有太多的南方白人。同樣，這些矛盾在政策上也是一大問題。幾乎在任何主題上都有激烈的辯論。例如，共和黨律師中一派認為，擊敗自由派法官（尤其是在墮胎問題上）的最佳方法是主張立法機構的優先地位。另一派則積極支持法官反對立法機構。當然，條件是法官要嚴格執行有關持槍權和財產權的憲法內容。
我們將集中分析共和黨三大重疊交叉的矛盾現象，而不是一一羅列每個分歧。它們分別是：自由意誌論者與傳統主義者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宗教保守派與工商界之間的社會分歧；自由市場原則與心髒地區之間邏輯上的緊張關係。
本書導論解釋過，現代美國保守主義這頭巨獸與傳統的保守主義大相逕庭。它包含個人主義、民粹主義和樂觀主義，這會使伯克和邱吉爾狼狽不堪。這些徹底的“自由主義”強化措施，雖然使得現代美國保守主義更具有吸引力和生動性，但也使問題凸顯出來，尤其是自由意誌論主義與傳統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自由意誌論的思想核心是個人選擇，而傳統主義彰顯的是普遍接受的常識；自由意誌論者批評主流的自由主義者對個人限製太多——主要是通過政府來限製個人，而傳統主義者則批評主流的自由主義者給予個人太多的選擇權。自從20世紀50年代拉塞爾·柯克和哈耶克之間的論戰以來，這兩派就一直在相互攻訐。
雙方論戰最常見的緣由無疑是墮胎。傳統主義者憎惡墮胎，視其為病態社會的標誌，這種社會甚至將個人選擇淩駕於尚未降生的孩子的生命之上。自由意誌論者支持墮胎，視其為他們支持的個人普遍權利的一部分。1994年，在解釋為什麽傑裏·福爾韋爾這樣的社會保守派真該“在屁股上挨一腳”的時候，巴裏·戈德華特堅持認為，墮胎的決定“應該取決於與此相關的婦女，而不是教皇、某些空想的社會改良家或者宗教右派。這根本不是一個保守派議題”[4]。戈德華特的妻子佩吉曾幫助創辦亞利桑那州計劃生育組織（nned parenthood in arizona），而他們的女兒則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有過一次非法墮胎。戈德華特指責帕特·羅伯遜要把老大黨變成一個宗教組織，他甚至支持一位民主黨候選人與一位基督教保守派競爭國會議員的位置。許多施瓦辛格式的共和黨人對此也有同感。由於基因技術的不斷進步，未來有關墮胎的爭論可能會更加尖銳。基因複製技術的任何進展都會使商業保守派和社會保守派之間產生裂痕，前者將此看作是又一個賺錢機會，而後者則憂心人類對上帝意誌的忤逆。
對於許多共和黨人來說，洛特使他們想起了本黨可怕的種族主義的過去。洛特在職業生涯中長期與舊南方（old south）的那些惡魔調情。洛特在密西西比州牛津鎮密西西比大學讀書的時候就領導了一場他所在兄弟會的整合運動。而到他任職參議院的時候，他向保守主義公民委員會（the council of conservative citizens）發表演講，這一組織建立的目的是繼承20世紀60年代的種族隔離主義組織白人公民委員會（white citizens councils）。1992年，洛特在密西西比州格林伍德（greenwood）的一次集會說道：“在這間屋子裏集會的人們支持右派原則，支持右派哲學。”[2]
洛特使人想起，外表光鮮的生活下麵（他的頭髮碰巧像瑟蒙德一樣別致），共和黨曾經有過的那個令人作嘔的小秘訣。但是如果近距離關注斯特羅姆的生日宴會，那麽保守派美國的前景並不那麽糟糕。如果洛特的講話標誌著少數共和黨人的變化是多麽微小，那麽，他的迅速離去則顯示，共和黨總體上的變化有多麽巨大。無論有過什麽樣的過失，小布希與其前任（包括他的父親老布希）相比，都很不願意打種族牌。事實上，無論是在費城和紐約的共和黨大會上，還是在他的多種族組成的內閣裏，他都努力使他的政黨披上了多元文化的外衣。
洛特事件是共和黨的一個縮影。它既顯示共和黨問題的嚴重性，又顯示出共和黨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共和黨麵臨的真正挑戰，並不是人口統計學上對這一群體或那一群體固定忠誠度的推斷，而是該黨自身的特性和政治——它應對極端主義和缺乏寬容的能力，它的自相矛盾之處，在各種既得利益者問題上表現出的弱點，以及它那使事情徹底緊張起來、反應遲鈍的能力。在2004年的選舉中，上麵提到的這些東西並沒有產生很大作用，但就長期而言，它們將對共和黨未來的不同發展產生很大影響。可能會出什麽樣的差錯呢？我們將關注這樣兩個問題：共和黨在政府開支上的大手大腳；以洛特為典型代表，表麵上缺乏寬容所帶來的長期危險。不過首先我們來談談任何共和黨領袖都要麵臨的挑戰——“控製住烏合之眾”。這種挑戰既要使利益分散、吵吵鬧鬧的共和黨結合在一起，又要防止黨的領導人被吞沒。
控製住烏合之眾
想像一下你是小布希。凝視著這個政治帝國的時候你會對共和黨聯盟的荒誕感到好奇不已。究竟你是怎樣說服科林·鮑威爾與湯姆·迪萊並肩戰鬥的？與極端主義共眠的新保守派究竟在幹什麽？奧林匹亞·斯諾和安·庫爾特之間有什麽共同之處？阿諾德·施瓦辛格與帕特·羅伯遜願意在一間出租屋裏共處嗎？
在美國這樣一個大國裏，任何全國性政黨都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矛盾。門肯（h.l.mencken）曾評論道，民主黨是由“處於不穩定共生狀態中的天生敵者”組成的。而共和黨的許多矛盾，隻是反映了該黨形成這樣一個大範圍聯盟的成功。這不由得使人想起老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自相矛盾的詩句，而這卻證明了他那具有包容心的寬闊胸懷。[3]大多數民主黨人樂意看到共和黨的“問題”——共和黨內有太多的南方白人。同樣，這些矛盾在政策上也是一大問題。幾乎在任何主題上都有激烈的辯論。例如，共和黨律師中一派認為，擊敗自由派法官（尤其是在墮胎問題上）的最佳方法是主張立法機構的優先地位。另一派則積極支持法官反對立法機構。當然，條件是法官要嚴格執行有關持槍權和財產權的憲法內容。
我們將集中分析共和黨三大重疊交叉的矛盾現象，而不是一一羅列每個分歧。它們分別是：自由意誌論者與傳統主義者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宗教保守派與工商界之間的社會分歧；自由市場原則與心髒地區之間邏輯上的緊張關係。
本書導論解釋過，現代美國保守主義這頭巨獸與傳統的保守主義大相逕庭。它包含個人主義、民粹主義和樂觀主義，這會使伯克和邱吉爾狼狽不堪。這些徹底的“自由主義”強化措施，雖然使得現代美國保守主義更具有吸引力和生動性，但也使問題凸顯出來，尤其是自由意誌論主義與傳統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自由意誌論的思想核心是個人選擇，而傳統主義彰顯的是普遍接受的常識；自由意誌論者批評主流的自由主義者對個人限製太多——主要是通過政府來限製個人，而傳統主義者則批評主流的自由主義者給予個人太多的選擇權。自從20世紀50年代拉塞爾·柯克和哈耶克之間的論戰以來，這兩派就一直在相互攻訐。
雙方論戰最常見的緣由無疑是墮胎。傳統主義者憎惡墮胎，視其為病態社會的標誌，這種社會甚至將個人選擇淩駕於尚未降生的孩子的生命之上。自由意誌論者支持墮胎，視其為他們支持的個人普遍權利的一部分。1994年，在解釋為什麽傑裏·福爾韋爾這樣的社會保守派真該“在屁股上挨一腳”的時候，巴裏·戈德華特堅持認為，墮胎的決定“應該取決於與此相關的婦女，而不是教皇、某些空想的社會改良家或者宗教右派。這根本不是一個保守派議題”[4]。戈德華特的妻子佩吉曾幫助創辦亞利桑那州計劃生育組織（nned parenthood in arizona），而他們的女兒則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有過一次非法墮胎。戈德華特指責帕特·羅伯遜要把老大黨變成一個宗教組織，他甚至支持一位民主黨候選人與一位基督教保守派競爭國會議員的位置。許多施瓦辛格式的共和黨人對此也有同感。由於基因技術的不斷進步，未來有關墮胎的爭論可能會更加尖銳。基因複製技術的任何進展都會使商業保守派和社會保守派之間產生裂痕，前者將此看作是又一個賺錢機會，而後者則憂心人類對上帝意誌的忤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