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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與此同時，由於沒有找到任何稱得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東西，先發製人的說法受到削弱。保守的美國願意相信，小布希對伊拉克武器的說法是無心之過（但民主黨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方則對此遠遠不能夠原諒）。然而，許多保守派評論家指出，未來採取任何先發製人的冒險行動——如反對伊朗的“核武器”和敘利亞的“化學武器”——的門檻已經大大抬高了。就像喬治·威爾觀察的那樣，“先發製人的必要條件是有能力了解事情，某種程度上是確定無疑地了解威脅——它需要人們的重大決策做出不亞於發動戰爭”[40]。美國的盟友則更加謹小慎微，哪怕是在戰爭結束後的勝利之際，當理察·珀爾問到“下一個輪到誰”時，布萊爾政府還不厭其煩地強調，敘利亞的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ssad）不同於薩達姆·海珊。英國為轟炸伊拉克準備了差不多10年的時間，而阿薩德最近還和英國女王一同飲茶。
的確，改造中東的夢想正在消退。不僅僅因為在伊拉克重建市民社會被證明是難上加難，盡管該國擁有大量可以誇耀的石油財富和受過很好教育的人口。隨著當地大阿亞圖拉阿裏·西斯塔尼（ali al-sistani）這樣的長老權力的擴大，情況很快清楚了，“民主的伊拉克”將具有強烈的伊斯蘭色彩和明顯的反美傾向。在新保守派對世界的悲觀診斷（世界比你想到的要危險得多）和他們對改造的樂觀信心之間，存在著直接的矛盾衝突。第一代的新保守派知識分子展示了“社會政策的局限”——官僚政治論者無力兌現他們減少貧窮和改善教育的許諾，從而獲得了聲譽。為什麽遠在伊拉克，身穿軍裝的政府就能無所不能呢？
就連美國企業研究所裏都有人開始懷疑美國的改造使命了。2003年8月，當被問及保守主義的美國對“道德帝國主義”的熱情問題時，保守派外交元老珍妮·柯克派屈克俯視走廊輕蔑地說：“我認為除了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幾處地方以外，沒有丁點證據表明有哪個地方會把這種想法當回事。”[41]表麵上看，徹底的道德外交將使美國更多地向中國尋釁（要記得，許多新保守派反對美中兩國的貿易正常化）。道德外交也會促使美國著手處理朝鮮問題，而奇怪的是，美國在這個問題上迫切需要中國的幫助。準確地說，這一新的民主化的美國，如何應對反恐戰爭中那些口碑不怎麽樣的盟國呢，比如巴基斯坦和俄羅斯？對許多外國觀察家來說，新保守派似乎隻有興趣對那些威脅以色列的國家進行民主化。而在這個問題上，歐洲人遠不像沃爾福威茨和珀爾那樣，把以色列看作美國式民主的旗手。在美國以外的地方，新保守派心目中的“中東民主”象徵越來越被比作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
瘋狂、糟糕、危險的現實
因此，新保守派顯然是走過頭了，即使在右派美國緊隨其後時也是如此。但是，新保守派已經大大改變了美國外交政策，這一點顯然不容忽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迪安·艾奇遜就巧妙地策劃創立一個核心集團，徹底以核心集團的風格（舉止高雅和親歐洲）和學說（遏製理論）支配美國的外交政策達半個世紀之久。艾奇遜巧妙地將回憶錄取名為《參與創造世界》（present at the creation）。“9·11”事件發生後，小布希立即著手創立一個新的外交政策核心集團，而新保守派肯定是其中的一部分。雖然他們的作用可能被自己和敵人都誇大了，但保守主義的美國顯然是朝著他們的方向前進了。盡管布希主義還在修修補補，但是，無論以什麽樣的理性標準來衡量，美國現在都更堅定地走著自己的單邊主義道路，更願意幹涉國外事務，更傾向以道德的眼光來看待世界。
那些認為新保守派憑詭計鑽進保守主義美國核心的歐洲人，已經把事情弄得一團糟了。新保守派之所以能夠證明自己有這樣的影響力，並不是因為他們欺騙了保守派同道，而是因為他們成功地將某些保守主義美國最深厚的激情轉化成了外交政策理論。這意味著新保守派的影響力既超乎歐洲人的想像，又不及他們的想像。之所以說影響力不及歐洲人的想像，是因為他們隻是把右派美國其他人的所思所想說了出來；之所以說影響力超乎歐洲人的想像，是因為他們幫助美國回應了巨大的災變事件。新保守主義的後果將在未來的許多年裏迴響不絕。
[1]george w.bush，eptance speech，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august 3，2000.
[2]frank bruni，ambling into history：the unlikely odyssey of george w.bush（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2），p.4.
[3]ramesh ponnuru，“getting to the bottom of this neo nonsense，”national review，june 16，2003，pp.29~32.
[4]ivo h.daalder and james lindsay，america unbound：the bush revolution in foreign polic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2003），p.18.
[5]ibid.，p.112.
[6]ibid.，p.15.
[7]ron suskind，the price of loyalty：george w.bush，the white house，and the education of paul oneill（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4），pp.70~75.
[8]stephen fiddler and gerard baker，“americas democratic imperialists，”financial times，march 6，2003，p.17.
的確，改造中東的夢想正在消退。不僅僅因為在伊拉克重建市民社會被證明是難上加難，盡管該國擁有大量可以誇耀的石油財富和受過很好教育的人口。隨著當地大阿亞圖拉阿裏·西斯塔尼（ali al-sistani）這樣的長老權力的擴大，情況很快清楚了，“民主的伊拉克”將具有強烈的伊斯蘭色彩和明顯的反美傾向。在新保守派對世界的悲觀診斷（世界比你想到的要危險得多）和他們對改造的樂觀信心之間，存在著直接的矛盾衝突。第一代的新保守派知識分子展示了“社會政策的局限”——官僚政治論者無力兌現他們減少貧窮和改善教育的許諾，從而獲得了聲譽。為什麽遠在伊拉克，身穿軍裝的政府就能無所不能呢？
就連美國企業研究所裏都有人開始懷疑美國的改造使命了。2003年8月，當被問及保守主義的美國對“道德帝國主義”的熱情問題時，保守派外交元老珍妮·柯克派屈克俯視走廊輕蔑地說：“我認為除了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幾處地方以外，沒有丁點證據表明有哪個地方會把這種想法當回事。”[41]表麵上看，徹底的道德外交將使美國更多地向中國尋釁（要記得，許多新保守派反對美中兩國的貿易正常化）。道德外交也會促使美國著手處理朝鮮問題，而奇怪的是，美國在這個問題上迫切需要中國的幫助。準確地說，這一新的民主化的美國，如何應對反恐戰爭中那些口碑不怎麽樣的盟國呢，比如巴基斯坦和俄羅斯？對許多外國觀察家來說，新保守派似乎隻有興趣對那些威脅以色列的國家進行民主化。而在這個問題上，歐洲人遠不像沃爾福威茨和珀爾那樣，把以色列看作美國式民主的旗手。在美國以外的地方，新保守派心目中的“中東民主”象徵越來越被比作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
瘋狂、糟糕、危險的現實
因此，新保守派顯然是走過頭了，即使在右派美國緊隨其後時也是如此。但是，新保守派已經大大改變了美國外交政策，這一點顯然不容忽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迪安·艾奇遜就巧妙地策劃創立一個核心集團，徹底以核心集團的風格（舉止高雅和親歐洲）和學說（遏製理論）支配美國的外交政策達半個世紀之久。艾奇遜巧妙地將回憶錄取名為《參與創造世界》（present at the creation）。“9·11”事件發生後，小布希立即著手創立一個新的外交政策核心集團，而新保守派肯定是其中的一部分。雖然他們的作用可能被自己和敵人都誇大了，但保守主義的美國顯然是朝著他們的方向前進了。盡管布希主義還在修修補補，但是，無論以什麽樣的理性標準來衡量，美國現在都更堅定地走著自己的單邊主義道路，更願意幹涉國外事務，更傾向以道德的眼光來看待世界。
那些認為新保守派憑詭計鑽進保守主義美國核心的歐洲人，已經把事情弄得一團糟了。新保守派之所以能夠證明自己有這樣的影響力，並不是因為他們欺騙了保守派同道，而是因為他們成功地將某些保守主義美國最深厚的激情轉化成了外交政策理論。這意味著新保守派的影響力既超乎歐洲人的想像，又不及他們的想像。之所以說影響力不及歐洲人的想像，是因為他們隻是把右派美國其他人的所思所想說了出來；之所以說影響力超乎歐洲人的想像，是因為他們幫助美國回應了巨大的災變事件。新保守主義的後果將在未來的許多年裏迴響不絕。
[1]george w.bush，eptance speech，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august 3，2000.
[2]frank bruni，ambling into history：the unlikely odyssey of george w.bush（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2），p.4.
[3]ramesh ponnuru，“getting to the bottom of this neo nonsense，”national review，june 16，2003，pp.29~32.
[4]ivo h.daalder and james lindsay，america unbound：the bush revolution in foreign polic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2003），p.18.
[5]ibid.，p.112.
[6]ibid.，p.15.
[7]ron suskind，the price of loyalty：george w.bush，the white house，and the education of paul oneill（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4），pp.70~75.
[8]stephen fiddler and gerard baker，“americas democratic imperialists，”financial times，march 6，2003，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