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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也許新保守派有其自身的邏輯，但他們已經失去了保守主義美國的支持——至少，就毫無限製地承諾對中東進行改造方麵情況是如此。到2003年秋，民意調查依然顯示共和黨人忠實地支持伊拉克戰爭，並且準備繼續幹下去。58%的民主黨人要求軍隊盡快回國，隻有20%的共和黨人持這樣的立場。[35]人們對於把目標指向伊拉克以外的國家毫無熱情，同時，人們無疑還要求限製在伊拉克投入的時間和資源。共和黨人開始在國會中反對給伊拉克資金，並堅持認為應該以貸款的形式支付。問題不再是理察·珀爾所說的“下一個輪到誰”，而是“我們怎樣才能脫身”？
2003年9月，國會預算辦公室的報告顯示，如果美國士兵不在伊拉克待一年以上，美國軍隊就無力於2004年以後在伊拉克維持一支占領軍。報告出台後不久，小布希改變了行動方針，盡管這種改變幾乎完全不符合新保守派所希望的方式。他回歸到令人痛恨的請求聯合國給予幫助，並且把伊拉克的控製權從五角大樓拉姆斯菲爾德手中轉移到了國家安全委員會賴斯手中。9月初鮑威爾和一批將軍的反對使小布希改變了主意。他們向小布希解釋道，如果沒有外國的幫助，美國將陷入泥潭。經常在小布希的外交團隊中搖擺不定的賴斯，顯然也回到了她先前對國家重建持懷疑態度的立場上（第82空降師當然可以護送孩子上學，但時間不能超過一個學期），隨即她倒向了鮑威爾的立場，而鮑威爾則得到了托尼·布萊爾的支持。布萊爾由於毫無異議地與美國站在一邊，因而在英國國內備受壓力。
薩達姆·海珊在12月被逮住，緊接著利比亞決定全盤招認其核計劃，這給了白宮極大的鼓舞。但隨著小布希的總統任期進入第4個年頭，政府內部的主要爭執再次在鴿派的實用主義者和果敢的民族主義者之間爆發。但小布希的頭等大事還是加緊改造中東。例如，在2003年11月，他向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發出了比一年前在美國企業研究所更為嚴厲的警告，認為“那個地區的許多人已經做了太久的受害者和臣民，他們應該成為積極的公民”。然而，他的言辭並沒有伴以任何在伊拉克增兵的承諾。在他的講話中最常聽到的內容，是憤怒地堅稱美國“不會匆匆離開（伊拉克）”。伊拉克已經成了一件他希望看到出路的苦差事。
至於新保守派，他們似乎有點處於守勢。新保守派發現自己受到指責，說他們蓄意製造了一個有關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高尚神話”，以使他們重組中東的計劃正當化，而他們那更具馬基雅維利色彩的說辭也對自己不利。比爾·克裏斯托爾曾認為，“史特勞斯給我們的主要教誨之一，就是所有政治都有其局限性，沒有什麽政治是真的以真相為基礎的”。但是，新保守派的真正尷尬在於伊拉克的改造前景與伊拉克的混亂現實之間一團糟的衝突。2003年10月，沃爾福威茨入住的巴格達的旅館被炸，之後他接受了一次即興採訪，沒有什麽比這次採訪更能說明問題了。採訪中，他雖然依舊樂觀地談到伊拉克的前景，但顯然被震撼了。2003年末出版的弗魯姆和珀爾合著的新書《結束邪惡：如何贏得反恐戰爭》（an end to evil：how to win the war on terrorism）中，他們依然提出了許多引人注目的建議，例如封鎖朝鮮、把敘利亞趕出黎巴嫩，但是書中卻花了許多篇幅與國務院較勁。[36]《旗幟周刊》和美國企業研究所對美國在伊拉克毫無進展非常憤怒，但白宮似乎並未很專心地傾聽他們的心聲。
這不僅僅是新保守派失勢的問題。就將來的冒險而言，道德帝國主義出現了許多大漏洞。最顯而易見的是，保守主義的美國已經發現美國力量的局限——它的力量強大到可以徹底擊敗敵人，但重建它們卻需要外國的幫助。許多國家在伊拉克問題的爭執中受到傷害，它們不願意給予幫助——這反映了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院長約瑟夫·奈（joseph nye）和其他資深外交觀察家的警告：進攻性單邊主義會傷害美國的“軟實力”。[37]2001年9月，全世界曾經團結在美國周圍，《世界報》甚至宣稱“我們都是美國人”。到2003年6月，英國廣播公司對11個國家（其中不僅包括美國，還包括它的3個最密切的盟國以色列、英國和加拿大）1.1萬人的調查發現，他們認為美國對全球安全的威脅遠遠大於中國、伊朗、敘利亞、俄羅斯或法國，美國與朝鮮被扯到了一起（即使在韓國，人們也認為小布希比金正日威脅更大）。基地組織是唯一被認為比小布希政府更危險的勢力。[38]至於蹩腳的外交帶來的代價，當2003年12月沃爾福威茨發布他的“笨蛋式”備忘錄時，就連馬克斯·布特等對老歐洲持批評意見的傳統保守派，也感到沮喪不已。該備忘錄有針對性地將加拿大、法國、德國、中國和俄羅斯等國的公司排除在伊拉克的重建合同之外。[39]他們感到沮喪，不隻因為沃爾福威茨保證來自盧安達、烏茲別克斯坦和馬紹爾群島的著名跨國公司可以在重建中分得一杯羹，也不是因為法國、加拿大和德國已經承諾向阿富汗派兵，而是因為備忘錄出現之際，正是小布希政府試圖勸說法、德、俄三國諒解它們與美國在伊拉克的宿怨。不管怎樣，美國已經消耗了大量的軟資本。
2003年9月，國會預算辦公室的報告顯示，如果美國士兵不在伊拉克待一年以上，美國軍隊就無力於2004年以後在伊拉克維持一支占領軍。報告出台後不久，小布希改變了行動方針，盡管這種改變幾乎完全不符合新保守派所希望的方式。他回歸到令人痛恨的請求聯合國給予幫助，並且把伊拉克的控製權從五角大樓拉姆斯菲爾德手中轉移到了國家安全委員會賴斯手中。9月初鮑威爾和一批將軍的反對使小布希改變了主意。他們向小布希解釋道，如果沒有外國的幫助，美國將陷入泥潭。經常在小布希的外交團隊中搖擺不定的賴斯，顯然也回到了她先前對國家重建持懷疑態度的立場上（第82空降師當然可以護送孩子上學，但時間不能超過一個學期），隨即她倒向了鮑威爾的立場，而鮑威爾則得到了托尼·布萊爾的支持。布萊爾由於毫無異議地與美國站在一邊，因而在英國國內備受壓力。
薩達姆·海珊在12月被逮住，緊接著利比亞決定全盤招認其核計劃，這給了白宮極大的鼓舞。但隨著小布希的總統任期進入第4個年頭，政府內部的主要爭執再次在鴿派的實用主義者和果敢的民族主義者之間爆發。但小布希的頭等大事還是加緊改造中東。例如，在2003年11月，他向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發出了比一年前在美國企業研究所更為嚴厲的警告，認為“那個地區的許多人已經做了太久的受害者和臣民，他們應該成為積極的公民”。然而，他的言辭並沒有伴以任何在伊拉克增兵的承諾。在他的講話中最常聽到的內容，是憤怒地堅稱美國“不會匆匆離開（伊拉克）”。伊拉克已經成了一件他希望看到出路的苦差事。
至於新保守派，他們似乎有點處於守勢。新保守派發現自己受到指責，說他們蓄意製造了一個有關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高尚神話”，以使他們重組中東的計劃正當化，而他們那更具馬基雅維利色彩的說辭也對自己不利。比爾·克裏斯托爾曾認為，“史特勞斯給我們的主要教誨之一，就是所有政治都有其局限性，沒有什麽政治是真的以真相為基礎的”。但是，新保守派的真正尷尬在於伊拉克的改造前景與伊拉克的混亂現實之間一團糟的衝突。2003年10月，沃爾福威茨入住的巴格達的旅館被炸，之後他接受了一次即興採訪，沒有什麽比這次採訪更能說明問題了。採訪中，他雖然依舊樂觀地談到伊拉克的前景，但顯然被震撼了。2003年末出版的弗魯姆和珀爾合著的新書《結束邪惡：如何贏得反恐戰爭》（an end to evil：how to win the war on terrorism）中，他們依然提出了許多引人注目的建議，例如封鎖朝鮮、把敘利亞趕出黎巴嫩，但是書中卻花了許多篇幅與國務院較勁。[36]《旗幟周刊》和美國企業研究所對美國在伊拉克毫無進展非常憤怒，但白宮似乎並未很專心地傾聽他們的心聲。
這不僅僅是新保守派失勢的問題。就將來的冒險而言，道德帝國主義出現了許多大漏洞。最顯而易見的是，保守主義的美國已經發現美國力量的局限——它的力量強大到可以徹底擊敗敵人，但重建它們卻需要外國的幫助。許多國家在伊拉克問題的爭執中受到傷害，它們不願意給予幫助——這反映了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院長約瑟夫·奈（joseph nye）和其他資深外交觀察家的警告：進攻性單邊主義會傷害美國的“軟實力”。[37]2001年9月，全世界曾經團結在美國周圍，《世界報》甚至宣稱“我們都是美國人”。到2003年6月，英國廣播公司對11個國家（其中不僅包括美國，還包括它的3個最密切的盟國以色列、英國和加拿大）1.1萬人的調查發現，他們認為美國對全球安全的威脅遠遠大於中國、伊朗、敘利亞、俄羅斯或法國，美國與朝鮮被扯到了一起（即使在韓國，人們也認為小布希比金正日威脅更大）。基地組織是唯一被認為比小布希政府更危險的勢力。[38]至於蹩腳的外交帶來的代價，當2003年12月沃爾福威茨發布他的“笨蛋式”備忘錄時，就連馬克斯·布特等對老歐洲持批評意見的傳統保守派，也感到沮喪不已。該備忘錄有針對性地將加拿大、法國、德國、中國和俄羅斯等國的公司排除在伊拉克的重建合同之外。[39]他們感到沮喪，不隻因為沃爾福威茨保證來自盧安達、烏茲別克斯坦和馬紹爾群島的著名跨國公司可以在重建中分得一杯羹，也不是因為法國、加拿大和德國已經承諾向阿富汗派兵，而是因為備忘錄出現之際，正是小布希政府試圖勸說法、德、俄三國諒解它們與美國在伊拉克的宿怨。不管怎樣，美國已經消耗了大量的軟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