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頁
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然後是他們所有的社會聯繫。研究新保守派，就像研究英國的布魯姆斯伯裏學派（bloomsbury）(2)，或者任何其他上流社會的文人派別一樣。他們每個人似乎都是在一起上的學，比鄰而居，屬於相同的俱樂部，一起撰寫論文或者互相之間有某種關係。的確，據我們最可靠的了解，新保守派較少像維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和她的密友那樣，不分男女睡在一起，但卻可以男女在一起玩室內遊戲，以保持社會聯繫。如果同沃爾福威茨交往，你就會發現，沃爾福威茨、珀爾、伍爾西都成了你的朋友，他們都居住在馬裏蘭州的切維蔡斯市（chevy 插se），而且都是核理論家艾伯特·沃爾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的門徒［據說沃爾斯泰特是電影《奇愛博士》（dr.strangelove）(3)中的主人公原型］。如果同負責小布希中東事務的核心人物埃利奧特·艾布拉姆斯交往，你就會發現，他是諾曼·波德霍雷茨的女婿，並且和珀爾、安全政策中心的弗蘭克·加夫尼一道，為強硬派民主黨參議員亨利·“鐵鏟”·傑克遜（henry“scoop”jackson）效力。[16]你也可以通過副總統夫人林恩·切尼（lynne cheney）在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工作，以及切尼夫婦與阿德爾曼夫婦在一起慶祝結婚周年日這個事實，把切尼夫婦同那群人聯繫到一起來。[17]很簡單，有足夠多的東西，供那些認為存在陰謀的理論家遐想多年。
目前的這一代新保守派，是20世紀60年代幻想破滅的民主黨人知識上的後裔（其中許多還是血緣上的），那批民主黨人發起了新保守主義運動，但這兩者之間也有很大的差別。幾乎沒有哪一個年青一代的新保守派在民主黨中有根基（盡管珀爾喜歡對人們說，他是一個登記註冊的民主黨人），而上一代新保守派則不然。年青一代新保守派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在常春藤盟校受過良好教育、具有良好教養的畢業生。第一代新保守派把自己看作是半個保守派，而年青一代的新保守派把自己看作是超級保守派，並且堅持認為他們的黨不應為權宜之計所驅動，而應把原則當作前進的動力。
這就把我們引入另一個真相：新保守派確實是一個帶著使命感的陰謀集團。在國內，他們要改革福利並取消平權法案。在國外，他們的目標可以歸為兩個：第一，以一種更加單邊主義的方式，果斷地使用美國的權力，消除多邊式的實用主義糾纏（在他們看來，這種糾纏軟弱無力）；第二，重畫世界地圖，推廣自由和民主——尤其是在中東。年輕的沃爾福威茨在卡特政府任職時撰寫過一份關於要警惕伊拉克的報告。1992年，作為負責政策的國防部副部長，他撰寫了另一份關於先發製人和增加美國軍事優勢的報告。這份報告被認為太過激進，以至於他的老闆迪克·切尼下令他重寫。在2001年9月15日恐怖襲擊後的第一次戰略會議上，沃爾福威茨又回來了，他堅持認為伊拉克應該作為目標同阿富汗一起考慮，並說薩達姆·海珊有10%到50%的可能性參與了恐怖襲擊（兩天後，小布希同意讓五角大樓的計劃人員關注伊拉克，但是說“政府的重中之重”將在阿富汗）。[18]
如何看待對新保守派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指責呢？人們再次發現，批評家這樣的批評是有道理的。新保守派非常成功地搶過了保守派的風頭。在美國企業研究所、赫德森研究所和曼哈頓研究所，他們都掌握了話語權。他們負責數個最重要的保守派基金會，其中包括林德與哈裏·布拉德利基金會和約翰·m.奧林基金會。他們得到兩位媒體大王康拉德·布萊克（conrad ck）和魯珀特·默多克的財政支持。《旗幟周刊》和《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諾曼·波德霍雷茨之子約翰·波德霍雷茨（john podhoretz），是該報著名的專欄作家］都是默多克新聞集團旗下的媒體。在康拉德·布萊克的媒體帝國崩潰之前，他為《國家利益》雜誌和《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兩家媒體出資。著名的新保守派定期在《華爾街日報》的社論專版上發表特稿，如馬克斯·布特（他在成為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奧林研究員之前，曾是該版的副編輯）。
新保守派也是華盛頓權力政治極為成功的實踐者。許多人進入權力的圈子已經有幾十年了。自尼克森時代以來，除了柯林頓，沃爾福威茨為每一位美國總統都效力過，如果連自己身在何處都不知道，他很難想得出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處境。比爾·克裏斯托爾在老布希政府中擔任一個相當滑稽可笑的職務——丹·奎爾的辦公室主任——從而得到了表達右派對老布希中間道路政策不滿的平台。不過，就官僚的技巧而言，沒有人能比得過理察·珀爾。
珀爾聰明、彬彬有禮、很逗人樂（如果你同他是一邊的），善於引導記者和其他的政治家。20世紀70年代為“鐵鏟”·傑克遜效力的時候，《華盛頓郵報》為他寫了一篇3700字的人物素描，對於一個參謀人員來說，這是特別高的褒獎。在裏根時期，當1986年吉普(4)與戈巴契夫（gorbachev）在雷克雅未克討論軍備控製的時候，“黑暗王子”珀爾是國防部參加會談的唯一代表。不久之後，蘭登書屋（random house）付給他30萬美元，撰寫政治小說《強硬路線》（hard line），他在該書的一段中解釋了為什麽幕後運作在華盛頓能夠積累多麽大的權力：“知識就是權力。你知道得越多，你就越能夠利用你所知道的東西來擴張你的帝國，或者推動你的政治議程，或者兩者兼顧。”小布希當政時，珀爾就占據了這樣一個介於政府與私人生活之間的幕後地帶。作為國防政策委員會的主席（他擔任這一職務一直到2003年，後在利益衝突的爭吵中被迫辭職，但依然是該委員會的成員），他屬於政府但卻身處政府之外。這使他得到了所需的自由，來清除拉姆斯菲爾德和沃爾福威茨等負責的政客會去追蹤的蛛絲馬跡。他受到過為數不多的幾次嚴格管束，有一次是在伊拉克戰爭爆發前9個月，他接受了一次有關後衝突時期伊拉克的組織結構的訪談，那時候他是在法國自己家中的花園裏接受採訪的，當時白宮悶熱得不行。
目前的這一代新保守派，是20世紀60年代幻想破滅的民主黨人知識上的後裔（其中許多還是血緣上的），那批民主黨人發起了新保守主義運動，但這兩者之間也有很大的差別。幾乎沒有哪一個年青一代的新保守派在民主黨中有根基（盡管珀爾喜歡對人們說，他是一個登記註冊的民主黨人），而上一代新保守派則不然。年青一代新保守派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在常春藤盟校受過良好教育、具有良好教養的畢業生。第一代新保守派把自己看作是半個保守派，而年青一代的新保守派把自己看作是超級保守派，並且堅持認為他們的黨不應為權宜之計所驅動，而應把原則當作前進的動力。
這就把我們引入另一個真相：新保守派確實是一個帶著使命感的陰謀集團。在國內，他們要改革福利並取消平權法案。在國外，他們的目標可以歸為兩個：第一，以一種更加單邊主義的方式，果斷地使用美國的權力，消除多邊式的實用主義糾纏（在他們看來，這種糾纏軟弱無力）；第二，重畫世界地圖，推廣自由和民主——尤其是在中東。年輕的沃爾福威茨在卡特政府任職時撰寫過一份關於要警惕伊拉克的報告。1992年，作為負責政策的國防部副部長，他撰寫了另一份關於先發製人和增加美國軍事優勢的報告。這份報告被認為太過激進，以至於他的老闆迪克·切尼下令他重寫。在2001年9月15日恐怖襲擊後的第一次戰略會議上，沃爾福威茨又回來了，他堅持認為伊拉克應該作為目標同阿富汗一起考慮，並說薩達姆·海珊有10%到50%的可能性參與了恐怖襲擊（兩天後，小布希同意讓五角大樓的計劃人員關注伊拉克，但是說“政府的重中之重”將在阿富汗）。[18]
如何看待對新保守派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指責呢？人們再次發現，批評家這樣的批評是有道理的。新保守派非常成功地搶過了保守派的風頭。在美國企業研究所、赫德森研究所和曼哈頓研究所，他們都掌握了話語權。他們負責數個最重要的保守派基金會，其中包括林德與哈裏·布拉德利基金會和約翰·m.奧林基金會。他們得到兩位媒體大王康拉德·布萊克（conrad ck）和魯珀特·默多克的財政支持。《旗幟周刊》和《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諾曼·波德霍雷茨之子約翰·波德霍雷茨（john podhoretz），是該報著名的專欄作家］都是默多克新聞集團旗下的媒體。在康拉德·布萊克的媒體帝國崩潰之前，他為《國家利益》雜誌和《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兩家媒體出資。著名的新保守派定期在《華爾街日報》的社論專版上發表特稿，如馬克斯·布特（他在成為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奧林研究員之前，曾是該版的副編輯）。
新保守派也是華盛頓權力政治極為成功的實踐者。許多人進入權力的圈子已經有幾十年了。自尼克森時代以來，除了柯林頓，沃爾福威茨為每一位美國總統都效力過，如果連自己身在何處都不知道，他很難想得出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處境。比爾·克裏斯托爾在老布希政府中擔任一個相當滑稽可笑的職務——丹·奎爾的辦公室主任——從而得到了表達右派對老布希中間道路政策不滿的平台。不過，就官僚的技巧而言，沒有人能比得過理察·珀爾。
珀爾聰明、彬彬有禮、很逗人樂（如果你同他是一邊的），善於引導記者和其他的政治家。20世紀70年代為“鐵鏟”·傑克遜效力的時候，《華盛頓郵報》為他寫了一篇3700字的人物素描，對於一個參謀人員來說，這是特別高的褒獎。在裏根時期，當1986年吉普(4)與戈巴契夫（gorbachev）在雷克雅未克討論軍備控製的時候，“黑暗王子”珀爾是國防部參加會談的唯一代表。不久之後，蘭登書屋（random house）付給他30萬美元，撰寫政治小說《強硬路線》（hard line），他在該書的一段中解釋了為什麽幕後運作在華盛頓能夠積累多麽大的權力：“知識就是權力。你知道得越多，你就越能夠利用你所知道的東西來擴張你的帝國，或者推動你的政治議程，或者兩者兼顧。”小布希當政時，珀爾就占據了這樣一個介於政府與私人生活之間的幕後地帶。作為國防政策委員會的主席（他擔任這一職務一直到2003年，後在利益衝突的爭吵中被迫辭職，但依然是該委員會的成員），他屬於政府但卻身處政府之外。這使他得到了所需的自由，來清除拉姆斯菲爾德和沃爾福威茨等負責的政客會去追蹤的蛛絲馬跡。他受到過為數不多的幾次嚴格管束，有一次是在伊拉克戰爭爆發前9個月，他接受了一次有關後衝突時期伊拉克的組織結構的訪談，那時候他是在法國自己家中的花園裏接受採訪的，當時白宮悶熱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