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頁
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沒有誰比珀爾更能夠使歐洲的外交官感到焦躁不安。他的專長就是向自由派介紹美國外交政策中最令人擔心的方麵，好像這些都是得到普遍承認的事實。2002年小布希發表國情谘文的前夜，他在一個有許多歐洲人在場的記者吹風會上說，小布希已經放棄了柯林頓有關“全球主義”的失敗思想，轉而贊成令人欽佩的“大西部民訪團原則”。珀爾對《世界報》和德國電視台滿懷恐懼的聽眾解釋道，美國的工作就是要召集盟友、經受考驗並逮住那些壞蛋。伊拉克戰爭以後，他是首先承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隻不過是宣戰理由（真實目的是政權更迭）的人之一，他還喜歡對他的歐洲朋友說，美國的外交政策可以歸納為一句話：“下一個輪到誰？”
一位獨立的總統
由此觀之，新保守派不僅聰明、足智多謀，而且目標明確。但這些都不能證明綁架的指控成立。新保守派最終是聽命於總統的。他們可以提出聰明的建議，但並不能做最後的決策。許多小布希的批評者，尤其在歐洲，堅信他是一個昏庸的小醜，以至於他們總是關注他的智力——要麽來自卡爾·羅夫的頭腦，要麽來自副總統辦公室，要麽來自新保守派陰謀集團。但真相卻相當平淡無奇。
小布希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一直在利用他人和各種思想來解決具體問題。他在2000年的總統競選中說：“我可能無法準確告訴你東帝汶的局勢，但是我可以請教康迪·賴斯、保羅·沃爾福威茨或者迪克·切尼。我會請教那些有經驗的人。”[19]小布希得心應手地使一個戰略被分頭執行——他似乎很樂意讓國防部來實施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然而他確信，大的決策隻能由他一個人來做，就連迪克·切尼，也在2002年8月嘲笑美國在聯合國尋求另一份決議案的想法時，發現自己為此付出了代價。進而言之，小布希總是不願意使自己捲入某一特定的小集團或受製於某種特定的想法。他個人在充滿同情心的保守主義上投入很多，這既是接近他心靈的主題，也是他在2000年競選時的核心主題。但是，當約翰·迪伊烏裏奧那個“基於宗教信仰”的計劃顯得不再切合實際時，一位白宮內部人士所稱的“充滿同情心那事兒”被悄悄擱置了。
一種頗具爭議的觀點認為，小布希與新保守派之間的關係最好用商業術語來思考。如果一位執行長認為某一夥雇員成功解決了某一具體的危機，這並不意味著他就要讓他們進董事會。在小布希政府的“董事會”裏，成熟的民主－帝國主義模式並不包括任何新保守派，隻有沃爾福威茨是個例外，但他隻不過是五角大樓的二號人物。
關注一下小布希政府的許多據稱由新保守派在幕後操縱的政策，人們會發現，這些政策還有其他動機。例如，2002年小布希要求清除掉亞西爾·阿拉法特，許多歐洲人懷疑，是新保守派在幕後操縱以幫助利庫德黨，畢竟，阿拉法特是人民承認並選舉出來的領導人。事實上，小布希這一政策的理由，似乎既是出於實際情況和個人因素的考慮，也是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阿拉法特在從伊朗裝運炸藥一事上撒了謊，把信任看得非常嚴肅的小布希總統對此感到十分憤怒。他在白宮記者招待晚宴上對共進晚餐的人說：“你不能同那個傢夥製定和平協定。他欺騙了柯林頓總統。”[20]一旦巴勒斯坦人把阿拉法特晾在一邊，而將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推為總理，小布希就重新回到了和平進程上，並且迫使以色列人參加2003年7月在沙姆沙伊赫（sharm el-射ik）舉行的和平首腦會議。盡管那一努力失敗了，但他堅持認為巴勒斯坦人應該擁有一個能夠生息的國家，2004年阿拉法特去世後，他加倍努力。大多數新保守派的夢想是將巴勒斯坦人趕到約旦，並且把路線圖看作是可恨的奧斯陸和平進程“令人遺憾的復活”，而小布希的中東政策仍然與新保守派的劇本有一定的距離。[21]他們受到國務院的平衡，而國務院對以色列的立場又因為托尼·布萊爾的影響而得到加強。
當然，這種平衡依然使小布希的中東政策嚴重地偏向以色列——事實上是偏向阿裏爾·沙龍這樣的強硬路線派。但新保守派同樣不應為此承擔責任。對以色列給予強力支持的不僅僅是新保守派。美國——尤其是保守主義的美國——也堅定地支持以色列，“9·11”事件後，支持還進一步加強了。2002年4月，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共和黨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支持分別是68%和8%，包括大部分猶太選民在內的民主黨對二者的支持，則分別是45%和21%。小布希的新保守派演講撰稿人戴維·弗魯姆引用小布希對卡爾·羅夫的提問：“您認為我們的人民是怎樣看待以巴衝突的？”羅夫回答：“他們認為那是你們反恐戰爭的一部分。”[22]
這進一步印證了我們的觀點。“9·11”事件發生後，小布希的政策不再隻是新保守派的政策了。它們已經成為了保守派的政策——那是在整個右派美國都引起共鳴的政策。誰反對伊拉克戰爭呢？當然不是科林·鮑威爾，他走在政府政策的最前列。被認為是超道德的權力政治大師的亨利·基辛格也堅定地支持白宮的政策。美國新保守派的外交政策根本不是一個轉變的問題，更不用說被綁架了。此外，保守派聯盟中那部分舉止古怪的人的觀點突然間也與整個運動相吻合了。新保守派完全不像隻是在夜幕下活動的陰謀分子，而是公開地說出了許許多多保守派私下裏的所思所想。“9·11”事件發生後，新保守派的解決方案似乎就是美國的解決方案——至少對保守派來說是如此。
一位獨立的總統
由此觀之，新保守派不僅聰明、足智多謀，而且目標明確。但這些都不能證明綁架的指控成立。新保守派最終是聽命於總統的。他們可以提出聰明的建議，但並不能做最後的決策。許多小布希的批評者，尤其在歐洲，堅信他是一個昏庸的小醜，以至於他們總是關注他的智力——要麽來自卡爾·羅夫的頭腦，要麽來自副總統辦公室，要麽來自新保守派陰謀集團。但真相卻相當平淡無奇。
小布希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一直在利用他人和各種思想來解決具體問題。他在2000年的總統競選中說：“我可能無法準確告訴你東帝汶的局勢，但是我可以請教康迪·賴斯、保羅·沃爾福威茨或者迪克·切尼。我會請教那些有經驗的人。”[19]小布希得心應手地使一個戰略被分頭執行——他似乎很樂意讓國防部來實施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然而他確信，大的決策隻能由他一個人來做，就連迪克·切尼，也在2002年8月嘲笑美國在聯合國尋求另一份決議案的想法時，發現自己為此付出了代價。進而言之，小布希總是不願意使自己捲入某一特定的小集團或受製於某種特定的想法。他個人在充滿同情心的保守主義上投入很多，這既是接近他心靈的主題，也是他在2000年競選時的核心主題。但是，當約翰·迪伊烏裏奧那個“基於宗教信仰”的計劃顯得不再切合實際時，一位白宮內部人士所稱的“充滿同情心那事兒”被悄悄擱置了。
一種頗具爭議的觀點認為，小布希與新保守派之間的關係最好用商業術語來思考。如果一位執行長認為某一夥雇員成功解決了某一具體的危機，這並不意味著他就要讓他們進董事會。在小布希政府的“董事會”裏，成熟的民主－帝國主義模式並不包括任何新保守派，隻有沃爾福威茨是個例外，但他隻不過是五角大樓的二號人物。
關注一下小布希政府的許多據稱由新保守派在幕後操縱的政策，人們會發現，這些政策還有其他動機。例如，2002年小布希要求清除掉亞西爾·阿拉法特，許多歐洲人懷疑，是新保守派在幕後操縱以幫助利庫德黨，畢竟，阿拉法特是人民承認並選舉出來的領導人。事實上，小布希這一政策的理由，似乎既是出於實際情況和個人因素的考慮，也是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阿拉法特在從伊朗裝運炸藥一事上撒了謊，把信任看得非常嚴肅的小布希總統對此感到十分憤怒。他在白宮記者招待晚宴上對共進晚餐的人說：“你不能同那個傢夥製定和平協定。他欺騙了柯林頓總統。”[20]一旦巴勒斯坦人把阿拉法特晾在一邊，而將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推為總理，小布希就重新回到了和平進程上，並且迫使以色列人參加2003年7月在沙姆沙伊赫（sharm el-射ik）舉行的和平首腦會議。盡管那一努力失敗了，但他堅持認為巴勒斯坦人應該擁有一個能夠生息的國家，2004年阿拉法特去世後，他加倍努力。大多數新保守派的夢想是將巴勒斯坦人趕到約旦，並且把路線圖看作是可恨的奧斯陸和平進程“令人遺憾的復活”，而小布希的中東政策仍然與新保守派的劇本有一定的距離。[21]他們受到國務院的平衡，而國務院對以色列的立場又因為托尼·布萊爾的影響而得到加強。
當然，這種平衡依然使小布希的中東政策嚴重地偏向以色列——事實上是偏向阿裏爾·沙龍這樣的強硬路線派。但新保守派同樣不應為此承擔責任。對以色列給予強力支持的不僅僅是新保守派。美國——尤其是保守主義的美國——也堅定地支持以色列，“9·11”事件後，支持還進一步加強了。2002年4月，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共和黨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支持分別是68%和8%，包括大部分猶太選民在內的民主黨對二者的支持，則分別是45%和21%。小布希的新保守派演講撰稿人戴維·弗魯姆引用小布希對卡爾·羅夫的提問：“您認為我們的人民是怎樣看待以巴衝突的？”羅夫回答：“他們認為那是你們反恐戰爭的一部分。”[22]
這進一步印證了我們的觀點。“9·11”事件發生後，小布希的政策不再隻是新保守派的政策了。它們已經成為了保守派的政策——那是在整個右派美國都引起共鳴的政策。誰反對伊拉克戰爭呢？當然不是科林·鮑威爾，他走在政府政策的最前列。被認為是超道德的權力政治大師的亨利·基辛格也堅定地支持白宮的政策。美國新保守派的外交政策根本不是一個轉變的問題，更不用說被綁架了。此外，保守派聯盟中那部分舉止古怪的人的觀點突然間也與整個運動相吻合了。新保守派完全不像隻是在夜幕下活動的陰謀分子，而是公開地說出了許許多多保守派私下裏的所思所想。“9·11”事件發生後，新保守派的解決方案似乎就是美國的解決方案——至少對保守派來說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