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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種平衡似乎適合小布希。如果有機會能輕而易舉地解決薩達姆·海珊，他當然會抓住（保羅·奧尼爾稱，小布希就職才10天就討論過這一想法），[7]並且他從一開始就對多邊組織和法國人不抱信任。小布希像保守主義美國的大多數人一樣，認為中東是動亂之源，並且視國家重建為愚蠢的做法。至於恐怖主義，大西洋兩岸的間諜都堅持認為，柯林頓政府的立場並沒有真正改變——本·拉登是個危險，但並不迫在眉睫。小布希的重點是國內政策。他絕對不希望重犯父親犯過的錯誤——過多地糾纏於國外事務。在2001年初的一次電視訪談中，迪克·切尼被問及新保守派時回答道：“哦，他們得去賣雜誌，而我們得進行統治。”[8]
“9·11”事件發生後，許多外交政策觀察家預計，小布希將堅持過分自信的民族主義。美國將對作惡者發泄滿腔的怒火，但反恐戰爭的規模可能有限。鮑威爾冷靜地壓下了沃爾福威茨的聲音，在“9·11”事件發生3天後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沃爾福威茨宣稱，美國要“終結那些發起恐怖主義的國家”。鮑威爾告訴記者，沃爾福威茨可以發表個人的觀點，但美國的目標是終止恐怖主義，除此別無其他目標。[9]事實上，接下來的兩年證明沃爾福威茨是對的。
新保守派陰謀集團
到2003年4月，新保守派的議程已經是小布希議程中的核心內容了。兩年前還隻是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一堆空話，現在卻已經變成了喀布爾和巴格達街頭的現實。薩達姆和塔利班都遭廢黜了，敘利亞和伊朗被列在了觀察名單中，亞西爾·阿拉法特被晾在了一邊。新保守派歡呼“膽識、成功和革命的實質”。可以同杜魯門主義相媲美的“布希主義”已經開始了。[10]2002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顯地規定了先發製人政策，並且號召“在所有的大陸鼓勵自由開放的社會”。在伊拉克問題的爭論中，小布希最終決定不理睬新保守派厭惡的兩個對象——聯合國和老歐洲。如果不是小布希熱衷於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那麽第17街1150號真的是要快樂無邊了。
這場革命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第一種但卻最不能令人信服的解釋來自左派（尤其是歐洲的左派）——一位軟弱總統的外交政策被無情的陰謀集團綁架了。第二種解釋是新保守派自己的，即認為自己的崛起合乎邏輯——他們預見到了一個恐怖主義世界的出現，並且知道怎樣對付它。但就我們而言，我們認為第三個因素最為重要：“9·11”事件以後，無論好壞，新保守派的信念都深深地觸動了右派美國其他人的心弦。新保守派的外交政策隨即成為保守主義的外交政策。
我們還是先來談談第一種解釋理論，即某種程度上新保守派在白宮發動了一場政變。這種觀點認為，一個組織出眾、冷酷無情的小集團，多年來一直夢想在中東進行政權更迭。他們抓住“9·11”事件的機會，將美國的外交政策推向新的激進方向。2003年3月18日，英國前內閣成員喬普林爵士（lord jopling）對下議院說：“新保守派控製了五角大樓，並且似乎也順利地捆住了總統的手腳。”雪莉·威廉斯（baroness shirley williams）男爵夫人［她那時嫁給了著名的哈佛大學政治學家、現在已故的理察·諾伊施塔特（ri插rd neustadt）］也告訴上議院，小布希政府的政策，“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到了我隻能描述為基督教極端主義和猶太極端主義力量的驅動，這種驅動力幾乎像伊斯蘭激進組織一樣強大”[11]。一位法國議員引用法國外交部長多米尼克·德維爾潘（dominique de villepin）的話說：“美國政府的鷹派受到沙龍的操控。”[12]英國小說家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提到，一個新保守派的小集團在華盛頓奪權了，並且“將人權標準降低到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他還自比為寫日記的猶太小女孩維克托·克萊珀勒（victor klemperer）——她在德勒斯登閣樓中躲避納粹的搜捕，等待好的德國人回來。他說：“我在等待真正的美國人回來。”[13]
在美國，帕特·布坎南創辦了一份名為《美國保守派》（american conservative）的雜誌，並公開自己的觀點：新保守派既綁架了保守主義運動，又綁架了美國的外交政策。他堅持認為他們的目標完全與美國保守主義最好的傳統相反——要把一個共和國變成一個帝國，使美國的利益屈從於以色列的利益。麥可·林德在1991年至1993年期間，是《國家利益》的執行編輯，他把自己描述為改革的新保守派，他以更細緻的筆觸寫道：“新保守派利用了小布希的無知和缺乏經驗……［小布希］似乎真的相信薩達姆·海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威脅迫在眉睫——盡管新保守派公開這樣說，但他們卻不會聰明到相信自己所說的這些話。”[14]
這種說法有其真實性嗎？新保守派政變理論和所有最高明的陰謀理論一樣，也包含了一些真實的成分，但把這些成分攪在一起，得到的卻是一幅使人誤解的圖畫。該理論的第一點真實成分是，新保守派是一個特點鮮明的小集團，他們有著類似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沃爾福威茨是著名的學者，費思、利比和博爾頓都是律師。他們在相同的智庫（其中最喜歡的是美國企業研究所）工作，為同樣的雜誌（尤其是《旗幟周刊》）撰文。通常，他們不僅強力支持以色列，還強力支持色列強硬派班傑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anyahu）和阿裏爾·沙龍的利庫德黨。1996年，珀爾與費思和戴維·烏姆瑟爾（david wurmser）一道，幫助利庫德集團的一個智庫撰寫了一份名為《背水一戰》（a clean break）的報告，建議以色列為了自己的安全採取先發製人的辦法，例如“讓薩達姆·海珊下台”“遏製敘利亞”以及讓阿拉法特靠邊站。[15]
“9·11”事件發生後，許多外交政策觀察家預計，小布希將堅持過分自信的民族主義。美國將對作惡者發泄滿腔的怒火，但反恐戰爭的規模可能有限。鮑威爾冷靜地壓下了沃爾福威茨的聲音，在“9·11”事件發生3天後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沃爾福威茨宣稱，美國要“終結那些發起恐怖主義的國家”。鮑威爾告訴記者，沃爾福威茨可以發表個人的觀點，但美國的目標是終止恐怖主義，除此別無其他目標。[9]事實上，接下來的兩年證明沃爾福威茨是對的。
新保守派陰謀集團
到2003年4月，新保守派的議程已經是小布希議程中的核心內容了。兩年前還隻是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一堆空話，現在卻已經變成了喀布爾和巴格達街頭的現實。薩達姆和塔利班都遭廢黜了，敘利亞和伊朗被列在了觀察名單中，亞西爾·阿拉法特被晾在了一邊。新保守派歡呼“膽識、成功和革命的實質”。可以同杜魯門主義相媲美的“布希主義”已經開始了。[10]2002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顯地規定了先發製人政策，並且號召“在所有的大陸鼓勵自由開放的社會”。在伊拉克問題的爭論中，小布希最終決定不理睬新保守派厭惡的兩個對象——聯合國和老歐洲。如果不是小布希熱衷於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那麽第17街1150號真的是要快樂無邊了。
這場革命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第一種但卻最不能令人信服的解釋來自左派（尤其是歐洲的左派）——一位軟弱總統的外交政策被無情的陰謀集團綁架了。第二種解釋是新保守派自己的，即認為自己的崛起合乎邏輯——他們預見到了一個恐怖主義世界的出現，並且知道怎樣對付它。但就我們而言，我們認為第三個因素最為重要：“9·11”事件以後，無論好壞，新保守派的信念都深深地觸動了右派美國其他人的心弦。新保守派的外交政策隨即成為保守主義的外交政策。
我們還是先來談談第一種解釋理論，即某種程度上新保守派在白宮發動了一場政變。這種觀點認為，一個組織出眾、冷酷無情的小集團，多年來一直夢想在中東進行政權更迭。他們抓住“9·11”事件的機會，將美國的外交政策推向新的激進方向。2003年3月18日，英國前內閣成員喬普林爵士（lord jopling）對下議院說：“新保守派控製了五角大樓，並且似乎也順利地捆住了總統的手腳。”雪莉·威廉斯（baroness shirley williams）男爵夫人［她那時嫁給了著名的哈佛大學政治學家、現在已故的理察·諾伊施塔特（ri插rd neustadt）］也告訴上議院，小布希政府的政策，“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到了我隻能描述為基督教極端主義和猶太極端主義力量的驅動，這種驅動力幾乎像伊斯蘭激進組織一樣強大”[11]。一位法國議員引用法國外交部長多米尼克·德維爾潘（dominique de villepin）的話說：“美國政府的鷹派受到沙龍的操控。”[12]英國小說家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提到，一個新保守派的小集團在華盛頓奪權了，並且“將人權標準降低到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他還自比為寫日記的猶太小女孩維克托·克萊珀勒（victor klemperer）——她在德勒斯登閣樓中躲避納粹的搜捕，等待好的德國人回來。他說：“我在等待真正的美國人回來。”[13]
在美國，帕特·布坎南創辦了一份名為《美國保守派》（american conservative）的雜誌，並公開自己的觀點：新保守派既綁架了保守主義運動，又綁架了美國的外交政策。他堅持認為他們的目標完全與美國保守主義最好的傳統相反——要把一個共和國變成一個帝國，使美國的利益屈從於以色列的利益。麥可·林德在1991年至1993年期間，是《國家利益》的執行編輯，他把自己描述為改革的新保守派，他以更細緻的筆觸寫道：“新保守派利用了小布希的無知和缺乏經驗……［小布希］似乎真的相信薩達姆·海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威脅迫在眉睫——盡管新保守派公開這樣說，但他們卻不會聰明到相信自己所說的這些話。”[14]
這種說法有其真實性嗎？新保守派政變理論和所有最高明的陰謀理論一樣，也包含了一些真實的成分，但把這些成分攪在一起，得到的卻是一幅使人誤解的圖畫。該理論的第一點真實成分是，新保守派是一個特點鮮明的小集團，他們有著類似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沃爾福威茨是著名的學者，費思、利比和博爾頓都是律師。他們在相同的智庫（其中最喜歡的是美國企業研究所）工作，為同樣的雜誌（尤其是《旗幟周刊》）撰文。通常，他們不僅強力支持以色列，還強力支持色列強硬派班傑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anyahu）和阿裏爾·沙龍的利庫德黨。1996年，珀爾與費思和戴維·烏姆瑟爾（david wurmser）一道，幫助利庫德集團的一個智庫撰寫了一份名為《背水一戰》（a clean break）的報告，建議以色列為了自己的安全採取先發製人的辦法，例如“讓薩達姆·海珊下台”“遏製敘利亞”以及讓阿拉法特靠邊站。[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