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頁
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另一個例子是西雅圖的發現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由布魯斯·查普曼（bruce 插pman）於1990年創辦。查普曼是一名理性右派，他在1966年與喬治·吉爾德（george gilder）合著了一本有關共和黨的書——《失去頭腦的政黨》（the party that lost its head）。他被召進裏根總統的白宮之前在人口調查局工作了一段時間，工作就是與智庫保持聯繫。離開政府創辦發現研究所之前，他先是棲身於赫德森研究所，而後曾試圖在西雅圖創辦一個西部版本的赫德森研究所。發現研究所的使命是“使未來的光明前景成為現實”——這聽起來有點像《星際迷航》（star trek）(2)中的台詞。該所專注於未來主義與自由市場的結合，這項使命使該所最著名的研究員吉爾德終身充滿激情。發現研究所的一大興趣是交通運輸，它一直提議修建一條連接西雅圖、波特蘭和溫哥華的鐵路，而在有關“美鐵”（amtrak）(3)的私有化問題上，小布希曾諮詢過查普曼。發現研究所對西部環境問題（大馬哈魚和伐木）、侵權行為改革、寬頻安裝等，都有自己的主張。它堅持不懈地批評針對微軟公司的反壟斷訴訟。
發現研究所盡管有種種離奇之處，但顯然是保守派網絡的一部分。該所的研究人員在《華爾街日報》和《國民評論》雜誌上頻頻現身。為了在稅收改革和撤銷對電信的管製規定上向政府施壓，發現研究所已經同卡托研究所、增長俱樂部以及來自達拉斯的積極主張私有化的全國政策分析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olicy analysis）形成了一個鬆散的同盟，將案例直接交給卡爾·羅夫。在華盛頓州，發現研究所與其他兩個自由市場的智庫——位於華盛頓州州府奧林匹亞的自由常青基金會（evergreen freedom foundation）和傑克·肯普冠以“西北傳統基金會”的華盛頓政策中心（washington policy center）——緊密協調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華盛頓州2000年投票支持阿爾·戈爾，隻有兩位共和黨人當選為全州性的官員，但它為催生保守主義思想而投入的資源不比大多數歐洲國家少。
發現研究所還是右派中影響日增的“智能設計”思想的主要支持者。根據查普曼的說法，智能設計運動堅持認為，“宇宙和生物的某些特點，如自然選擇，並不是一個無計劃過程的組成部分，因此這種情況最好用智能因素來解釋”。換言之，達爾文理論並不能夠完全解釋生命的起源和物種的發展。作為一名堅定的基督徒，查普曼起先之所以對此話題感興趣，是出於他對言論自由的擔心。1995年，一位加利福尼亞州的科學教授僅僅因為認為進化並不能解釋一切，就受到遭解僱的威脅，查普曼奮起替這位教授辯護。大多數正統的科學家把智能設計看成是高檔的神創論而不予理睬。但是發現研究所科學文化中心（discoverys center for science and culture）推出了著作和研究報告，查普曼在反擊他所稱的新達爾文主義的戰鬥中贏得了一些勝利。2002年10月，俄亥俄州率先確立了科學標準，要求學生知道“科學家是如何繼續研究和批判性分析進化理論的方方麵麵”。喬治亞州科布縣的一個學區，現在敦促教師要對進化的“爭議性觀點”進行討論。保守派共和黨人也設法把一段文字強塞進《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中，敦促（盡管不是強迫）學校教授“全麵完整的科學觀點”。
智能設計運動的例子顯示，右派越來越願意在自由主義“科學權勢集團”的領地上，用自由主義自己的科學研究向自由主義開戰。右派智庫已經在幹細胞問題上對科學正統發起了攻擊，認為不需要儲存胚胎，就像不應有從成人身上提取幹細胞的可能性一樣。他們也專心研究全球氣候變暖的數據。比約恩·隆伯格（bjorn lomborg）是2001年出版的《持懷疑論的環境論者》（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一書的作者，在美國企業研究所和發現研究所這樣的地方，他受到英雄般的崇拜。在動物權利、安樂死、同性戀的科學起源等問題上，他們也在醞釀戰鬥。到目前為止，保守派的傲慢之舉並未使之在科學權勢集團中謀得一席之地，智能設計更是如此。在俄亥俄州，有些科學家把智能設計的支持者等同於塔利班分子。但是，就像40年前米爾頓·弗裏德曼和其他人在經濟學領域中所做的那樣，右派顯然也在把思想戰鬥擴展到新的領域中。
人員和資金
保守派智庫是孕育思想和人才的地方。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康多莉紮·賴斯以及1/4的國防政策委員會（defence policy board）成員，都是胡佛研究所的老兵；勞工部長趙小蘭（ine 插o）和人事管理局局長凱·克爾斯·詹姆斯是傳統基金會的畢業生；前預算管理局局長米奇·丹尼爾斯（mitch daniels）是赫德森研究所的前所長；負責小布希政府中東事務的埃裏奧特·艾布拉姆斯（elliot abrams）是倫理與公共政策中心的主任。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吹噓自己有許多政府高官，以至於它有個綽號叫“國家安全顧問的種馬場”。數以百計較低級別的政府雇員從智庫中分享到好處，他們在那裏受訓於前中央政府的保守派官員，傳統基金會聘任裏根政府的司法部長埃德·米斯（ed meese）和教育部長比爾·貝內特（bill bet）。傳統基金會主席埃德溫·福伊爾納常說，如果“政策是人製定的話”，那麽，智庫則變成了美國的影子政府。
發現研究所盡管有種種離奇之處，但顯然是保守派網絡的一部分。該所的研究人員在《華爾街日報》和《國民評論》雜誌上頻頻現身。為了在稅收改革和撤銷對電信的管製規定上向政府施壓，發現研究所已經同卡托研究所、增長俱樂部以及來自達拉斯的積極主張私有化的全國政策分析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olicy analysis）形成了一個鬆散的同盟，將案例直接交給卡爾·羅夫。在華盛頓州，發現研究所與其他兩個自由市場的智庫——位於華盛頓州州府奧林匹亞的自由常青基金會（evergreen freedom foundation）和傑克·肯普冠以“西北傳統基金會”的華盛頓政策中心（washington policy center）——緊密協調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華盛頓州2000年投票支持阿爾·戈爾，隻有兩位共和黨人當選為全州性的官員，但它為催生保守主義思想而投入的資源不比大多數歐洲國家少。
發現研究所還是右派中影響日增的“智能設計”思想的主要支持者。根據查普曼的說法，智能設計運動堅持認為，“宇宙和生物的某些特點，如自然選擇，並不是一個無計劃過程的組成部分，因此這種情況最好用智能因素來解釋”。換言之，達爾文理論並不能夠完全解釋生命的起源和物種的發展。作為一名堅定的基督徒，查普曼起先之所以對此話題感興趣，是出於他對言論自由的擔心。1995年，一位加利福尼亞州的科學教授僅僅因為認為進化並不能解釋一切，就受到遭解僱的威脅，查普曼奮起替這位教授辯護。大多數正統的科學家把智能設計看成是高檔的神創論而不予理睬。但是發現研究所科學文化中心（discoverys center for science and culture）推出了著作和研究報告，查普曼在反擊他所稱的新達爾文主義的戰鬥中贏得了一些勝利。2002年10月，俄亥俄州率先確立了科學標準，要求學生知道“科學家是如何繼續研究和批判性分析進化理論的方方麵麵”。喬治亞州科布縣的一個學區，現在敦促教師要對進化的“爭議性觀點”進行討論。保守派共和黨人也設法把一段文字強塞進《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中，敦促（盡管不是強迫）學校教授“全麵完整的科學觀點”。
智能設計運動的例子顯示，右派越來越願意在自由主義“科學權勢集團”的領地上，用自由主義自己的科學研究向自由主義開戰。右派智庫已經在幹細胞問題上對科學正統發起了攻擊，認為不需要儲存胚胎，就像不應有從成人身上提取幹細胞的可能性一樣。他們也專心研究全球氣候變暖的數據。比約恩·隆伯格（bjorn lomborg）是2001年出版的《持懷疑論的環境論者》（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一書的作者，在美國企業研究所和發現研究所這樣的地方，他受到英雄般的崇拜。在動物權利、安樂死、同性戀的科學起源等問題上，他們也在醞釀戰鬥。到目前為止，保守派的傲慢之舉並未使之在科學權勢集團中謀得一席之地，智能設計更是如此。在俄亥俄州，有些科學家把智能設計的支持者等同於塔利班分子。但是，就像40年前米爾頓·弗裏德曼和其他人在經濟學領域中所做的那樣，右派顯然也在把思想戰鬥擴展到新的領域中。
人員和資金
保守派智庫是孕育思想和人才的地方。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康多莉紮·賴斯以及1/4的國防政策委員會（defence policy board）成員，都是胡佛研究所的老兵；勞工部長趙小蘭（ine 插o）和人事管理局局長凱·克爾斯·詹姆斯是傳統基金會的畢業生；前預算管理局局長米奇·丹尼爾斯（mitch daniels）是赫德森研究所的前所長；負責小布希政府中東事務的埃裏奧特·艾布拉姆斯（elliot abrams）是倫理與公共政策中心的主任。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吹噓自己有許多政府高官，以至於它有個綽號叫“國家安全顧問的種馬場”。數以百計較低級別的政府雇員從智庫中分享到好處，他們在那裏受訓於前中央政府的保守派官員，傳統基金會聘任裏根政府的司法部長埃德·米斯（ed meese）和教育部長比爾·貝內特（bill bet）。傳統基金會主席埃德溫·福伊爾納常說，如果“政策是人製定的話”，那麽，智庫則變成了美國的影子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