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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進攻上，比爾·柯林頓作為一位自由派總統失敗了，但他卻重新發現了自己在政治防禦上的才能。轉折點是1995年4月19日，那一天有個右派極端分子在俄克拉何馬城扔了一枚炸彈，炸死了168個人。頭一天柯林頓還在以請求的口吻說，總統依然與那些問題“有關”。5月4日柯林頓在密西根州立大學畢業典禮發表講話，抨擊了“民兵組織和那些相信對自由的最大威脅是來自政府的人”。在其中一段有可能是針對眾議院共和黨的講話中，柯林頓警告道：“對於一個仇視自己國家或者假裝愛國卻蔑視政府的人，是沒有絲毫愛國主義可言的。”[51]
柯林頓在新顧問迪克·莫裏斯（dick morris）的幫助下，改走中間路線，遵循一種強調自己既獨立於共和黨又獨立於民主黨的“三角化”戰略。[52]例如在預算問題上，柯林頓說他贊成削減開支和平衡預算——這一點與他那揮霍無度的政黨不同，但也堅決表示要為維護聯邦醫療保險計劃而鬥爭——這一點又與那些鐵石心腸的共和黨人不一樣。1995年夏，所有人都以為預算問題隻是一個細節梳理的問題了，但幾個月過去了，人們還在爭論不休。10月，政府因為沒錢隻好關門，12月，故事重演。
金裏奇及其團隊愚蠢地以為他們將從中漁利（畢竟，柯林頓已經否決了一個本可使政府繼續運轉的預算方案）。然而，在金裏奇對政府窮追猛打12個月後，大多數美國人怪罪的卻是這位無處不在的眾議院議長。柯林頓的政治聲吶——概括地道出美國人民之所想——又回到了他的身上。在政府關門的那天夜裏，柯林頓突然責罵阿米：“如果你的預算通過的話，數以千計的美國窮人將因為你對聯邦醫療補貼計劃的削減而受苦受難。我絕對不會簽署你的削減案。哪怕在民意調查中我的支持率掉到5％我也不管。”雖然從聯邦醫療保險計劃轉到聯邦醫療補貼計劃有點使詐，但在場的每個人都被打動了，尤其是阿爾·戈爾。他喃喃低語，該如何表明即使柯林頓的支持率降到零，他們也不會對此屈服。柯林頓答道：“抱歉阿爾，如果掉到4％，我們就要屈服了。”[53]
無論金裏奇曾經有過什麽樣的政治聲吶，現在都不管用了。11月，他向新聞界抱怨，自己在參加伊紮克·拉賓（yitzhak rabin）葬禮的回程途中被塞在了空軍一號的尾部。因此，《紐約每日新聞》（new york daily news）花了一個版麵把他描繪成愛哭的孩子。在第二年聖迭戈舉行的共和黨大會上，金裏奇的重要性降低到僅就玩沙灘排球的樂趣發表了一個簡短的演講。[54]
“三角化”戰略的最大考驗是福利改革。由於前兩個福利法案附屬於柯林頓不喜歡的對聯邦醫療補貼計劃的削減，因此他把國會這兩個法案給否決了。1996年8月，共和黨向總統提交了一個純粹的福利改革法案，並激他簽署這一法案。如果他就此退縮，那就會給鮑勃·多爾低迷的總統競選增添力量。這是一個比柯林頓期待的要強硬得多的法案。[55]該法案甚至要求政府對貧困單身媽媽的支持幫助設定時限。包括總統夫人在內的白宮自由派援引證據證明，100萬兒童將因此挨餓受凍，故而反對他簽署這一法案。但包括戈爾在內的民主黨領導委員會一夥人則持相反立場。柯林頓簽署了這一法案，從而確定了他總統任期中的一大保守主義成就。到2000年時，美國靠福利生活的人不足750萬。
即使柯林頓否決了福利改革，也挽救不了多爾在1996年11月總統競選中的命運。經濟對總統有利，柯林頓早就開始募集經費和花銷打點（因此在初選中不會有任何棘手的挑戰出現）。多爾在初選中舉步維艱。羅思·佩羅再次冒出來，分裂了反製政府的選票。而且，就像4年前的老布希一樣，多爾顯得太老邁了。多爾是在羅伯特·塔夫脫時期進入堪薩斯州的政治生活的。他說話直爽、語速很快，私下裏是一個很能逗人樂的人。早10年或晚10年，他的戰爭履歷可能會對他很有幫助。比起老布希，盡管保守主義運動對多爾的忠誠比對柯林頓多那麽一點點，但也僅是忠誠而已，並不是激情。柯林頓堅持中間主義信條，佐以一係列諸如為大學學費減稅這樣的小承諾，並同國會中的民主黨人保持適當的距離，輕輕鬆鬆地贏得了選舉，所得選舉人團票達379張，比1992年還多了9張。
對自由主義來說，1996年的選舉結果很難說是一次大勝。比爾·柯林頓重新當選贏得的選民票是49％，比尼克森和裏根二次當選總統所得的選民票少了10個百分點。在參議院，共和黨又多斬獲了兩個席位，從而以55席對民主黨的45席成為多數黨。柯林頓剛剛當政時，民主黨在參議院可是擁有58席的，如今這一比例十分令人驚異。在眾議院，盡管民主黨奪回了幾個席位，但共和黨的多數黨地位不可撼動。正如麥可·巴龍（mi插el barone）在《美國政治年鑑》（almanac of american politics）兩年一次的選舉評論中歸納的那樣，1996年隻是再次強化了1992年和1994年的教訓——新民主黨人可以在總統層麵上擊敗舊共和黨人，而新共和黨人則可以在眾議院層麵上擊敗舊民主黨人。
此外，就意識形態而言，比起柯林頓來，金裏奇這兩年行事過於張揚，更具煽動性。1994年至1996年間，可自由支配的美國個人開支自1969年以來首次減少。[56]當然還有福利改革。就像馬爾科姆·格拉德韋爾（malcolm dwell）在《華盛頓郵報》上指出的那樣，民主黨人隻是為“新政”的一個中心內容在做勉強抵抗：“針對窮人的舊行動主義的捍衛者們自動投降了，那些不再相信捍衛者們能夠代表什麽的人們，則聳肩搖頭、漠不關心。”[57]在知識層麵上，右派勢頭依然強勁。
柯林頓在新顧問迪克·莫裏斯（dick morris）的幫助下，改走中間路線，遵循一種強調自己既獨立於共和黨又獨立於民主黨的“三角化”戰略。[52]例如在預算問題上，柯林頓說他贊成削減開支和平衡預算——這一點與他那揮霍無度的政黨不同，但也堅決表示要為維護聯邦醫療保險計劃而鬥爭——這一點又與那些鐵石心腸的共和黨人不一樣。1995年夏，所有人都以為預算問題隻是一個細節梳理的問題了，但幾個月過去了，人們還在爭論不休。10月，政府因為沒錢隻好關門，12月，故事重演。
金裏奇及其團隊愚蠢地以為他們將從中漁利（畢竟，柯林頓已經否決了一個本可使政府繼續運轉的預算方案）。然而，在金裏奇對政府窮追猛打12個月後，大多數美國人怪罪的卻是這位無處不在的眾議院議長。柯林頓的政治聲吶——概括地道出美國人民之所想——又回到了他的身上。在政府關門的那天夜裏，柯林頓突然責罵阿米：“如果你的預算通過的話，數以千計的美國窮人將因為你對聯邦醫療補貼計劃的削減而受苦受難。我絕對不會簽署你的削減案。哪怕在民意調查中我的支持率掉到5％我也不管。”雖然從聯邦醫療保險計劃轉到聯邦醫療補貼計劃有點使詐，但在場的每個人都被打動了，尤其是阿爾·戈爾。他喃喃低語，該如何表明即使柯林頓的支持率降到零，他們也不會對此屈服。柯林頓答道：“抱歉阿爾，如果掉到4％，我們就要屈服了。”[53]
無論金裏奇曾經有過什麽樣的政治聲吶，現在都不管用了。11月，他向新聞界抱怨，自己在參加伊紮克·拉賓（yitzhak rabin）葬禮的回程途中被塞在了空軍一號的尾部。因此，《紐約每日新聞》（new york daily news）花了一個版麵把他描繪成愛哭的孩子。在第二年聖迭戈舉行的共和黨大會上，金裏奇的重要性降低到僅就玩沙灘排球的樂趣發表了一個簡短的演講。[54]
“三角化”戰略的最大考驗是福利改革。由於前兩個福利法案附屬於柯林頓不喜歡的對聯邦醫療補貼計劃的削減，因此他把國會這兩個法案給否決了。1996年8月，共和黨向總統提交了一個純粹的福利改革法案，並激他簽署這一法案。如果他就此退縮，那就會給鮑勃·多爾低迷的總統競選增添力量。這是一個比柯林頓期待的要強硬得多的法案。[55]該法案甚至要求政府對貧困單身媽媽的支持幫助設定時限。包括總統夫人在內的白宮自由派援引證據證明，100萬兒童將因此挨餓受凍，故而反對他簽署這一法案。但包括戈爾在內的民主黨領導委員會一夥人則持相反立場。柯林頓簽署了這一法案，從而確定了他總統任期中的一大保守主義成就。到2000年時，美國靠福利生活的人不足750萬。
即使柯林頓否決了福利改革，也挽救不了多爾在1996年11月總統競選中的命運。經濟對總統有利，柯林頓早就開始募集經費和花銷打點（因此在初選中不會有任何棘手的挑戰出現）。多爾在初選中舉步維艱。羅思·佩羅再次冒出來，分裂了反製政府的選票。而且，就像4年前的老布希一樣，多爾顯得太老邁了。多爾是在羅伯特·塔夫脫時期進入堪薩斯州的政治生活的。他說話直爽、語速很快，私下裏是一個很能逗人樂的人。早10年或晚10年，他的戰爭履歷可能會對他很有幫助。比起老布希，盡管保守主義運動對多爾的忠誠比對柯林頓多那麽一點點，但也僅是忠誠而已，並不是激情。柯林頓堅持中間主義信條，佐以一係列諸如為大學學費減稅這樣的小承諾，並同國會中的民主黨人保持適當的距離，輕輕鬆鬆地贏得了選舉，所得選舉人團票達379張，比1992年還多了9張。
對自由主義來說，1996年的選舉結果很難說是一次大勝。比爾·柯林頓重新當選贏得的選民票是49％，比尼克森和裏根二次當選總統所得的選民票少了10個百分點。在參議院，共和黨又多斬獲了兩個席位，從而以55席對民主黨的45席成為多數黨。柯林頓剛剛當政時，民主黨在參議院可是擁有58席的，如今這一比例十分令人驚異。在眾議院，盡管民主黨奪回了幾個席位，但共和黨的多數黨地位不可撼動。正如麥可·巴龍（mi插el barone）在《美國政治年鑑》（almanac of american politics）兩年一次的選舉評論中歸納的那樣，1996年隻是再次強化了1992年和1994年的教訓——新民主黨人可以在總統層麵上擊敗舊共和黨人，而新共和黨人則可以在眾議院層麵上擊敗舊民主黨人。
此外，就意識形態而言，比起柯林頓來，金裏奇這兩年行事過於張揚，更具煽動性。1994年至1996年間，可自由支配的美國個人開支自1969年以來首次減少。[56]當然還有福利改革。就像馬爾科姆·格拉德韋爾（malcolm dwell）在《華盛頓郵報》上指出的那樣，民主黨人隻是為“新政”的一個中心內容在做勉強抵抗：“針對窮人的舊行動主義的捍衛者們自動投降了，那些不再相信捍衛者們能夠代表什麽的人們，則聳肩搖頭、漠不關心。”[57]在知識層麵上，右派勢頭依然強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