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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更糟糕的是，共和黨人群情激憤，準備戰鬥。在參議院，鮑勃·多爾宣布自己代表那57％未投柯林頓票的選民，並且立刻組織起來，成功阻止了柯林頓經濟刺激計劃的通過。在眾議院，共和黨的領導權名義上還是由溫和的守舊派羅伯特·米歇爾（robert michel）掌握，但金裏奇勢頭更盛。選舉剛剛結束，他就召集團隊開了一個研討會，會上用掛圖展示了他的雄心：
金裏奇——主要使命。
文明的倡導者。
文明的定義者。
文明規則的教導者。
文明狂熱者的喚醒者。
贊成文明活動的組織者。
文明力量的（可能）領導者。
一項普遍而非最理想的使命。[30]
金裏奇同共和黨新任主席黑利·巴伯（haley barbour）一道，將1993年共和黨的中心內容集中於使人們厭惡華盛頓。巴伯使共和黨的直郵活動增加了3倍，他很快發現，募集錢款的最好辦法就是妖魔化柯林頓夫婦。
柯林頓激起了自麥卡錫時代以來美國右派未曾有過的仇恨感。總統每天收到羅伯特·巴特利一夥在《華爾街日報》社論版的攻擊，這和莫林·多德（maureen dowd）在《紐約時報》上對老布希的揶揄嘲笑可大不相同。但《華爾街日報》的攻擊比起電台脫口秀節目或者《美國觀察者》雜誌的內容，簡直是小巫見大巫。理察·梅隆·斯凱夫出資在《美國觀察者》雜誌上刊載了一係列半真半假的文章，涉及柯林頓的性生活和欺騙性的商業交易。1993年7月，就在《華爾街日報》刊出一篇暗示其舞弊的社論後不久，文斯·福斯特（vince foster）自殺了。福斯特是白宮的法律顧問，也是希拉蕊的密友，他的死使得情況變得失控。傑裏·福爾韋爾兜售了15萬冊《柯林頓編年史》（clinton chronicles），該書宣稱柯林頓已下令謀殺那些可能揭露他走私古柯鹼的人。[31]
這是保守主義運動最醜陋的時刻。事實上，情形太可怕了，以至於柯林頓的辯護者匆匆站出來說，他的總統職位被敵人劫持了，“巨大的右派陰謀”（希拉蕊·柯林頓語）使國家的新聞媒體誤入歧途，紛紛追獵“子虛烏有的醜聞”［柯林頓總統那個經常有點滑稽的忠實助手雪梨·布盧門撒爾（sidney blumenthal），依然堅持把追獵“子虛烏有的醜聞”的做法稱為膽大妄為之舉］。[32]那當然不是媒體的光彩，但總體來看，“劫持理論”站不住腳，原因有二。第一，那些較大的新聞事件背後，總有一些涉及法律正當性的骯髒和狡詐行為。出售林肯總統套間過夜權是一個總統該做的事嗎？1993年拒絕《華盛頓郵報》查看白水事件（whitewater）文件的要求明智嗎？這宗地產交易涉及柯林頓夫婦同阿肯色州暗中操縱的合夥人，以看似優厚的條件（後被證明其實不然）購得土地。柯林頓的助手請求他把土地移交出去，但第一夫人不答應，因而大驚小怪的事也在不斷發生。[33]第二，如果總統的治理工作做得不錯的話——而他任職的前兩年基本上沒有做到——那些骯髒的事情也不會有太大的關係。因此，很難把柯林頓總統任職上的各種問題歸罪於斯凱夫之流。
每當柯林頓向中間靠攏，他還是總能取得真正的成功。他的經濟政策紮根於減少赤字（這取悅了債券市場），為後來的經濟繁榮和預算盈餘打下了基礎。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問題上，柯林頓與共和黨打成一片。1993年，他邀集4位前總統站在白宮外為該協定辯護。聽過柯林頓推銷有術的話後，老布希有風度地承認：“他是由裏往外看，而我則是由外朝裏看，我現在知道原因了。”[34]還有一些成績，從量變產生了質變。例如，柯林頓強行通過的勞動收入抵稅金額，使得出去工作而不是待在家裏的美國窮人大大獲益。
然而，柯林頓給人留下的總印象是自由主義行事過於張揚——而且是帶來混亂的張揚。1994年，柯林頓似乎沒有辦法使那些法案獲得國會通過。競選財務改革失敗了，一項犯罪法案最後獲得通過，但白宮的代價是遭受一次蒙羞受辱的失敗並落入陷阱。蒙羞受辱的失敗來自於美國步槍協會，而掉落陷阱則與國會黑人幹部會議的爭執有關，爭執圍繞著是否給予死囚區的少數民族罪犯對自己的判決提出異議的權利。不過這些都不如他在醫療保險問題上的張揚更具象徵性。
醫療保險改革被認為極好地體現了新自由主義。他們想解決醫療保險費不斷上升以及使工人換工作更容易的問題。與此同時，他們還想解決美國社會中一個令人瞠目的不公正問題——4000多萬美國人沒有醫療保險！正如“新政”為羅斯福式的自由主義帶來了永久的選民支持區，醫療保險改革也將為柯林頓式的政府行動主義帶來永久的選民支持區。[35]
但那隻是理論而已。現實卻是“希拉蕊保險計劃”。即使是最遲鈍的華盛頓人也沒見過那樣的事：到第一夫人和艾拉·馬加齊納（ira magaziner）領導的醫療保險計劃特遣隊提交報告的時候，無論以什麽尺度來衡量，特遣隊的規模都超過了此前所有的委員會：規模（它不僅有500名全職工作人員，還有數不清的攀附權貴者）；複雜程度（擁有15個“團組群”和34個工作組）；嚴格程度（工作小組負責人的工作要由“審計員”和“反對派”來重新評估）；以及野心。這份長達1367頁的計劃的核心內容是建議迫使各類企業為其雇員提供由政府管理的醫療保險。在小企業主和保險業的慫恿下，保守派不久就給“希拉蕊保險計劃”貼上蘇聯式計劃的標籤，試圖使國家經濟的1/7受政府控製。諷刺的是，最接近新民主黨人富於想像力的解決方案卻是由共和黨人約翰·查菲（john 插fee）提出來的。他建議給予個人醫療保險抵稅金額，類似於抵用券。但民主黨人並不讓步，“希拉蕊保險計劃”無疾而終。
金裏奇——主要使命。
文明的倡導者。
文明的定義者。
文明規則的教導者。
文明狂熱者的喚醒者。
贊成文明活動的組織者。
文明力量的（可能）領導者。
一項普遍而非最理想的使命。[30]
金裏奇同共和黨新任主席黑利·巴伯（haley barbour）一道，將1993年共和黨的中心內容集中於使人們厭惡華盛頓。巴伯使共和黨的直郵活動增加了3倍，他很快發現，募集錢款的最好辦法就是妖魔化柯林頓夫婦。
柯林頓激起了自麥卡錫時代以來美國右派未曾有過的仇恨感。總統每天收到羅伯特·巴特利一夥在《華爾街日報》社論版的攻擊，這和莫林·多德（maureen dowd）在《紐約時報》上對老布希的揶揄嘲笑可大不相同。但《華爾街日報》的攻擊比起電台脫口秀節目或者《美國觀察者》雜誌的內容，簡直是小巫見大巫。理察·梅隆·斯凱夫出資在《美國觀察者》雜誌上刊載了一係列半真半假的文章，涉及柯林頓的性生活和欺騙性的商業交易。1993年7月，就在《華爾街日報》刊出一篇暗示其舞弊的社論後不久，文斯·福斯特（vince foster）自殺了。福斯特是白宮的法律顧問，也是希拉蕊的密友，他的死使得情況變得失控。傑裏·福爾韋爾兜售了15萬冊《柯林頓編年史》（clinton chronicles），該書宣稱柯林頓已下令謀殺那些可能揭露他走私古柯鹼的人。[31]
這是保守主義運動最醜陋的時刻。事實上，情形太可怕了，以至於柯林頓的辯護者匆匆站出來說，他的總統職位被敵人劫持了，“巨大的右派陰謀”（希拉蕊·柯林頓語）使國家的新聞媒體誤入歧途，紛紛追獵“子虛烏有的醜聞”［柯林頓總統那個經常有點滑稽的忠實助手雪梨·布盧門撒爾（sidney blumenthal），依然堅持把追獵“子虛烏有的醜聞”的做法稱為膽大妄為之舉］。[32]那當然不是媒體的光彩，但總體來看，“劫持理論”站不住腳，原因有二。第一，那些較大的新聞事件背後，總有一些涉及法律正當性的骯髒和狡詐行為。出售林肯總統套間過夜權是一個總統該做的事嗎？1993年拒絕《華盛頓郵報》查看白水事件（whitewater）文件的要求明智嗎？這宗地產交易涉及柯林頓夫婦同阿肯色州暗中操縱的合夥人，以看似優厚的條件（後被證明其實不然）購得土地。柯林頓的助手請求他把土地移交出去，但第一夫人不答應，因而大驚小怪的事也在不斷發生。[33]第二，如果總統的治理工作做得不錯的話——而他任職的前兩年基本上沒有做到——那些骯髒的事情也不會有太大的關係。因此，很難把柯林頓總統任職上的各種問題歸罪於斯凱夫之流。
每當柯林頓向中間靠攏，他還是總能取得真正的成功。他的經濟政策紮根於減少赤字（這取悅了債券市場），為後來的經濟繁榮和預算盈餘打下了基礎。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問題上，柯林頓與共和黨打成一片。1993年，他邀集4位前總統站在白宮外為該協定辯護。聽過柯林頓推銷有術的話後，老布希有風度地承認：“他是由裏往外看，而我則是由外朝裏看，我現在知道原因了。”[34]還有一些成績，從量變產生了質變。例如，柯林頓強行通過的勞動收入抵稅金額，使得出去工作而不是待在家裏的美國窮人大大獲益。
然而，柯林頓給人留下的總印象是自由主義行事過於張揚——而且是帶來混亂的張揚。1994年，柯林頓似乎沒有辦法使那些法案獲得國會通過。競選財務改革失敗了，一項犯罪法案最後獲得通過，但白宮的代價是遭受一次蒙羞受辱的失敗並落入陷阱。蒙羞受辱的失敗來自於美國步槍協會，而掉落陷阱則與國會黑人幹部會議的爭執有關，爭執圍繞著是否給予死囚區的少數民族罪犯對自己的判決提出異議的權利。不過這些都不如他在醫療保險問題上的張揚更具象徵性。
醫療保險改革被認為極好地體現了新自由主義。他們想解決醫療保險費不斷上升以及使工人換工作更容易的問題。與此同時，他們還想解決美國社會中一個令人瞠目的不公正問題——4000多萬美國人沒有醫療保險！正如“新政”為羅斯福式的自由主義帶來了永久的選民支持區，醫療保險改革也將為柯林頓式的政府行動主義帶來永久的選民支持區。[35]
但那隻是理論而已。現實卻是“希拉蕊保險計劃”。即使是最遲鈍的華盛頓人也沒見過那樣的事：到第一夫人和艾拉·馬加齊納（ira magaziner）領導的醫療保險計劃特遣隊提交報告的時候，無論以什麽尺度來衡量，特遣隊的規模都超過了此前所有的委員會：規模（它不僅有500名全職工作人員，還有數不清的攀附權貴者）；複雜程度（擁有15個“團組群”和34個工作組）；嚴格程度（工作小組負責人的工作要由“審計員”和“反對派”來重新評估）；以及野心。這份長達1367頁的計劃的核心內容是建議迫使各類企業為其雇員提供由政府管理的醫療保險。在小企業主和保險業的慫恿下，保守派不久就給“希拉蕊保險計劃”貼上蘇聯式計劃的標籤，試圖使國家經濟的1/7受政府控製。諷刺的是，最接近新民主黨人富於想像力的解決方案卻是由共和黨人約翰·查菲（john 插fee）提出來的。他建議給予個人醫療保險抵稅金額，類似於抵用券。但民主黨人並不讓步，“希拉蕊保險計劃”無疾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