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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但老布希麵臨的問題不僅來自金裏奇式的共和黨人，也來自民主黨人。20世紀80年代，美國共和黨不斷向兩個陣營分化，一邊是像鮑勃·多爾（bob dole）這樣的實用主義參議員，打算增稅以減少赤字；另一邊是死硬的減稅派。老布希從一個極端跳到了另一個極端——從譴責1980年裏根競選時的“巫術經濟學”，到1988年的競選諾言“看清楚我的嘴形，不增稅”。作為總統，老布希選擇了持實用主義立場的學者，如理察·達曼（ri插rd darman）和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s brady）為自己的經濟顧問。他們使老布希相信，重振經濟的唯一方法就是削減赤字。
1990年6月26日清晨，一項看似例行公事的聲明釘在白宮的告示牌上。該聲明是白宮與國會民主黨領袖談判的產物，它發出了雙方同意就赤字項目進行改革的信號，其中包括“增加稅收收入”。[18]當天下午，大約90個共和黨國會眾議員聯名寫信給老布希，發誓要否決任何這樣的一攬子協議。白宮打賭金裏奇及其同道會失敗，他們將看到在未來5年中徵收1300億美元新稅收的一攬子計劃。但是，105名金裏奇派的眾議員和要求進行更多收入再分配的左派民主黨人，合力將這個一攬子計劃給否決了。由於金裏奇不肯妥協，可憐的老布希為了使法案獲得通過，隻好以提高稅收——包括將最高收入稅率由28％提高到31％——來吸引更多的民主黨人支持這一法案。總統對金裏奇感到十分憤怒，但許多保守派基層戰士則將老布希在稅收上的退步看成是一種背叛。由於經濟不斷惡化，他們紛紛聚集到帕特·布坎南的旗下，這個保守派評論家對喬治王朝開始進行激烈的反抗。
布坎南代表的是正在快速分裂的右派聯盟中另一股日漸增強的力量——舊保守派。對於內政，這些傳統主義者要求稅收更低，在文化戰上立場更強硬；對於外交，這個激情四溢的前演講撰稿人提出回歸塔夫脫式的孤立主義、保護主義和美國至上主義。他認為，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需要從帝國式的糾纏中脫身。談論海灣戰爭時他說：“有許多事情值得我們為之而戰，但絕不是為了一加侖汽油那額外的10美分。”[19]在與新保守派戰鬥的時候，布坎南把戰爭歸罪於“以色列國防部及其在美國的支持者”[20]。這種言論招致了反猶主義的指控，但是布坎南這種憤怒的本土論，為保守派怒對老布希政府提供了便利的棲身之所。1992年1月，布坎南在新罕布夏州的初選中獲得了40％的選票，奠定了老布希11月敗選的基礎。
如果民主黨沒有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值得信任的對象，那麽老布希的失敗還有可能避免。1985年，年輕聰明的國會助手阿爾·弗羅姆（al from）創立了民主黨領導委員會（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以使該黨脫離代表激進利益集團的“彩虹聯盟”（rainbow coalition），弗羅姆戲稱這些利益集團是“民主黨的新大佬”[21]。弗羅姆有意地以保守派團體如傳統基金會為榜樣，創立他的民主黨領導委員會。1989年，民主黨領導委員會發展出了自己的智庫——進步政策研究所（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民主黨領導委員會的動力來自西部和南方那些傑出的年輕的民主黨人，由於它過於具有白人的色彩，過於理性，過於親工商界，因此一開始的時候人們都迴避它。傑西·傑克遜（jesse jackson）尖刻地稱其為“為有閑階級服務的民主黨人”。但由於它的分析絕對清晰透徹，因而影響力不斷上升。
在文化問題上，民主黨領導委員會所持立場不同於杜卡基斯這樣的新自由派。其成員在國防問題上是鷹派，在社會政策問題上也很強硬。對那些要求黑人單身媽媽對孩子承擔更多責任的人，民主黨還要繼續指責他們為“種族主義者”嗎？民主黨隻是一個教師工會黨或教育黨嗎？進步政策研究所的第一篇研究論文就反對更高的最低工資，並贊成更高的勞動收入抵稅金額（earned ie tax credit）。[22]在選舉期，弗羅姆關注的不是開著旅行車帶著孩子參加體育運動的媽媽們，而是裏根式的民主黨人，特別是那些“鐵鏽地帶”（the rust belt）(2)的白人藍領工人，就連民主黨自己的民意調查也顯示，自由派企圖取悅少數民族的做法激怒了這些人。
包括阿爾·戈爾在內的各種民主黨人，都曾經是民主黨領導委員會思想的傳聲筒，但是柯林頓從1990年成為該組織領導的那一刻起，成了最會兜售思想的人。柯林頓堅持不懈地對民主黨說：“在全國性選舉中，中產階級選民並不相信我們會在國外捍衛我們的國家利益，會在國內把他們的價值注入社會政策，並有原則地使用他們繳納的稅款。”[23]自從1972年尼克森把選舉說成是“保守的美國對抗激進的美國”後，民主黨就一直陷在“激進的美國”的標籤之中。很難說吹奏薩克斯風的柯林頓是一個保守的人，但也不能認為他是一個杜卡基斯分子。他攻擊老布希對中國太軟弱，攻擊黑人活動家索佳大姐（sister souljah）(3)是種族主義者。
等到老布希把柯林頓作為對手來嚴肅對待時，已經晚了，這顯示他缺少政治嗅覺。他有次指著橢圓形辦公室裏的座椅，對歡笑不已的助手說：“你們能夠想像比爾·柯林頓坐在那位置上嗎？”[24]有趣的是，有個人完全清楚柯林頓的潛力，他恰恰就是李·阿特沃特。1990年，他醞釀出一個計劃，讓阿肯色州的國會議員湯米·魯濱孫（tommy robinson）出馬，與柯林頓爭奪該州州長席位。（據傳他曾說：“我們竭盡全力往他身上潑髒水——毒品﹑女人——無論什麽，隻要管用。我們可能會贏，也可能贏不了，但我們將徹底把他搞臭，這樣他就有好幾年不能再參加競選了。”[25]）由於魯濱孫沒能獲得共和黨的提名，因此計劃出了岔子。但許多保守派認為，如果阿特沃特沒有在1991年3月去世，他就是那個能夠阻止柯林頓在1992年入主白宮的人。
1990年6月26日清晨，一項看似例行公事的聲明釘在白宮的告示牌上。該聲明是白宮與國會民主黨領袖談判的產物，它發出了雙方同意就赤字項目進行改革的信號，其中包括“增加稅收收入”。[18]當天下午，大約90個共和黨國會眾議員聯名寫信給老布希，發誓要否決任何這樣的一攬子協議。白宮打賭金裏奇及其同道會失敗，他們將看到在未來5年中徵收1300億美元新稅收的一攬子計劃。但是，105名金裏奇派的眾議員和要求進行更多收入再分配的左派民主黨人，合力將這個一攬子計劃給否決了。由於金裏奇不肯妥協，可憐的老布希為了使法案獲得通過，隻好以提高稅收——包括將最高收入稅率由28％提高到31％——來吸引更多的民主黨人支持這一法案。總統對金裏奇感到十分憤怒，但許多保守派基層戰士則將老布希在稅收上的退步看成是一種背叛。由於經濟不斷惡化，他們紛紛聚集到帕特·布坎南的旗下，這個保守派評論家對喬治王朝開始進行激烈的反抗。
布坎南代表的是正在快速分裂的右派聯盟中另一股日漸增強的力量——舊保守派。對於內政，這些傳統主義者要求稅收更低，在文化戰上立場更強硬；對於外交，這個激情四溢的前演講撰稿人提出回歸塔夫脫式的孤立主義、保護主義和美國至上主義。他認為，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需要從帝國式的糾纏中脫身。談論海灣戰爭時他說：“有許多事情值得我們為之而戰，但絕不是為了一加侖汽油那額外的10美分。”[19]在與新保守派戰鬥的時候，布坎南把戰爭歸罪於“以色列國防部及其在美國的支持者”[20]。這種言論招致了反猶主義的指控，但是布坎南這種憤怒的本土論，為保守派怒對老布希政府提供了便利的棲身之所。1992年1月，布坎南在新罕布夏州的初選中獲得了40％的選票，奠定了老布希11月敗選的基礎。
如果民主黨沒有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值得信任的對象，那麽老布希的失敗還有可能避免。1985年，年輕聰明的國會助手阿爾·弗羅姆（al from）創立了民主黨領導委員會（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以使該黨脫離代表激進利益集團的“彩虹聯盟”（rainbow coalition），弗羅姆戲稱這些利益集團是“民主黨的新大佬”[21]。弗羅姆有意地以保守派團體如傳統基金會為榜樣，創立他的民主黨領導委員會。1989年，民主黨領導委員會發展出了自己的智庫——進步政策研究所（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民主黨領導委員會的動力來自西部和南方那些傑出的年輕的民主黨人，由於它過於具有白人的色彩，過於理性，過於親工商界，因此一開始的時候人們都迴避它。傑西·傑克遜（jesse jackson）尖刻地稱其為“為有閑階級服務的民主黨人”。但由於它的分析絕對清晰透徹，因而影響力不斷上升。
在文化問題上，民主黨領導委員會所持立場不同於杜卡基斯這樣的新自由派。其成員在國防問題上是鷹派，在社會政策問題上也很強硬。對那些要求黑人單身媽媽對孩子承擔更多責任的人，民主黨還要繼續指責他們為“種族主義者”嗎？民主黨隻是一個教師工會黨或教育黨嗎？進步政策研究所的第一篇研究論文就反對更高的最低工資，並贊成更高的勞動收入抵稅金額（earned ie tax credit）。[22]在選舉期，弗羅姆關注的不是開著旅行車帶著孩子參加體育運動的媽媽們，而是裏根式的民主黨人，特別是那些“鐵鏽地帶”（the rust belt）(2)的白人藍領工人，就連民主黨自己的民意調查也顯示，自由派企圖取悅少數民族的做法激怒了這些人。
包括阿爾·戈爾在內的各種民主黨人，都曾經是民主黨領導委員會思想的傳聲筒，但是柯林頓從1990年成為該組織領導的那一刻起，成了最會兜售思想的人。柯林頓堅持不懈地對民主黨說：“在全國性選舉中，中產階級選民並不相信我們會在國外捍衛我們的國家利益，會在國內把他們的價值注入社會政策，並有原則地使用他們繳納的稅款。”[23]自從1972年尼克森把選舉說成是“保守的美國對抗激進的美國”後，民主黨就一直陷在“激進的美國”的標籤之中。很難說吹奏薩克斯風的柯林頓是一個保守的人，但也不能認為他是一個杜卡基斯分子。他攻擊老布希對中國太軟弱，攻擊黑人活動家索佳大姐（sister souljah）(3)是種族主義者。
等到老布希把柯林頓作為對手來嚴肅對待時，已經晚了，這顯示他缺少政治嗅覺。他有次指著橢圓形辦公室裏的座椅，對歡笑不已的助手說：“你們能夠想像比爾·柯林頓坐在那位置上嗎？”[24]有趣的是，有個人完全清楚柯林頓的潛力，他恰恰就是李·阿特沃特。1990年，他醞釀出一個計劃，讓阿肯色州的國會議員湯米·魯濱孫（tommy robinson）出馬，與柯林頓爭奪該州州長席位。（據傳他曾說：“我們竭盡全力往他身上潑髒水——毒品﹑女人——無論什麽，隻要管用。我們可能會贏，也可能贏不了，但我們將徹底把他搞臭，這樣他就有好幾年不能再參加競選了。”[25]）由於魯濱孫沒能獲得共和黨的提名，因此計劃出了岔子。但許多保守派認為，如果阿特沃特沒有在1991年3月去世，他就是那個能夠阻止柯林頓在1992年入主白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