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於收斂的布希先生


    1988年和2000年,喬治·h.w.布希(老布希)和他的兒子喬治·w.布希(小布希)父子兩代競選總統,這12年上演了一出令人驚訝的音樂劇:保守派4年行事過於收斂(老布希總統任期),自由派2年行事過於張揚(比爾·柯林頓任期的頭兩年);保守派2年過於張揚(“金裏奇革命”),然後是自由派4年過於收斂(柯林頓的第二個任期)。


    可以以兩種不同的方式看待老布希總統的任期。一種是把他看作對公共服務忠於職守的典範。他是一個不走極端的實用主義者,帶領大西洋聯盟克服冷戰結束帶來的傷痛,動員聯合國懲罰薩達姆·海珊,緩和裏根時代的過度做法,通過製定不受歡迎的決策為柯林頓時期的繁榮打下了基礎。大多數美國人和歐洲人都接受這一觀點,[2]而且在他離職以後,民眾對他的認可率已經穩步上升了,但那絕對不會是保守主義運動的觀點。


    隨著2001年老布希的兒子小布希入主白宮,人們很容易忘記右派曾多麽憎恨小布希的父親。在1988年的初選中,老布希副總統麵臨宗教右派領袖帕特·羅伯遜和主張減稅的理想主義者皮特·杜邦(pete dupont)、傑克·肯普等人的強大挑戰。1992年,老布希敗選以後,許多保守派談論著“布希-柯林頓時代”,似乎他倆是可怕的同類。1995年,來自德克薩斯州的共和黨眾議員迪克·阿米(dick armey)回顧那段歷史時曾經寫道:


    1989年1月20日羅納德·裏根離開白宮去加利福尼亞州,他給喬治·布希留下了比歷史上任何總統都多的資產——蓬勃的經濟、世界對新自由的覺醒……看到自由主義處於死亡的劇痛之中,選民轉向了喬治·h.w.布希,並說:“讓自由主義完蛋!”結果他們得到的卻是對裏根革命的反動。[3]


    對於阿米及其盟友來說,1988年的競選清楚地表明老布希不是羅納德·裏根。《新聞周刊》在封麵上譴責老布希是懦夫,深夜脫口秀節目唾棄老布希是“每個女人的第一丈夫”,這些自由派媒體隻不過是說出了許多保守派私下的怨言而已。麥可·杜卡基斯一度似乎能夠從中受益。


    如果說比爾特摩酒店的柯林頓是完美的“終結者”,那麽杜卡基斯則是早期的半機器人——一個被重新設計的有著致命缺陷的民主黨人。1984年,他競選總統時是一個並未得到改造的“新政”的支持者,但他肯定與沃爾特·蒙代爾拉開了距離。杜卡基斯利用了加裏·哈特(gary hart)1984年所擁護的“新自由主義”技術統治思想,如果不是因為在名為“見不得人的勾當”(monkey business)的船上同一名女演員尋歡作樂時被人逮住,1988年他還會再次嚐試推廣這一思想。新自由主義的信條主要針對郊區選民,它放棄了經濟問題上的左派立場(杜卡基斯建議不要增加新稅),但在諸如槍枝控製、環境和死刑等文化問題上仍然堅持“文明的”歐洲方法。這個看似高效率的麻薩諸塞州州長在春天大大往前跨了一步。當反稅收活動家格羅弗·諾奎斯特出現在哈佛大學校友聯歡會上的時候,杜卡基斯的自由派同道嘲諷地告訴他,布希落後了17個百分點。[4]


    老布希的競選主管李·阿特沃特以一種全然非美國式的歐洲競選方法瞄準藍領選民進行競選,削弱了杜卡基斯的優勢。老布希的競選班子叫嚷道:“杜卡基斯是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正式成員。”他讓威利·霍頓(willie horton)這樣的黑人強姦犯提前出獄,製造更多的謀殺案,他在國防方麵軟弱無力(這一點通過杜卡基斯懶散呆笨地坐在坦克上的一幅照片而得到強化)。裏根的舊聯盟適時地重整旗鼓,老布希贏得了87%的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這比裏根獲得的支持率還高——以及各收入階層白人男性選民的多數支持。[5]


    作為候選人的老布希像個南方鄉巴佬一樣去戰鬥,作為總統的他,統治方式更像專製家長式的托利黨人。(他談論阿特沃特的古怪動作時說:“那是歷史。”)瑪格麗特·柴契爾曾在一次著名的談話中對老布希說:“喬治,您現在不會對我(的思想觀點)三心二意了。”但她立即發現,他是“一個走中間道路的政治家”——一個有名的實用主義者。對於他來說,好政府比意識形態更重要。突然間,政府不再是問題了。在白宮草坪舉行的首次講話中,老布希告訴一群高級官員,他們是他演講的重要受眾,“我們大家之所以在這裏,是因為我們有一種信念,認為為公眾服務是最高尚的職業”[6]。想到裏根的繼承人竟然會如此頌讚公職,那些真實信徒真是深惡痛絕。


    老布希還有其他的離經叛道之舉。“一個更仁慈﹑溫和的美國”,這樣的頌詞是什麽意思?那肯定是支持自由派將20世紀80年代誹謗為貪婪的10年。[7]許諾做一個關注環境的總統,這又是什麽意思?那無異於是中傷裏根,說他毀壞了野地。而在國外,至少在新保守派看來,老布希不是在加速共產主義陣營的解體,而是更樂於減緩它的解體——即使敵人幾乎無法控製自己的街區,老布希也把它當合法政府來對待。在國內,右派認為老布希把國內政策看作民主黨控製範圍內的事情,最好放手不管[1991年,老布希的白宮辦公廳主任約翰·蘇努努(john sununu)一度建議國會“聚會、休會,然後離開”,因為白宮沒有任何法案要送到國會山表決],或是理性地妥協。[8]《清潔空氣法》和《美國殘疾人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激怒了右派,不僅因為他擴大了政府的權力,而且因為這些事件顯示了老布希對那種“遠見卓識”(vision thing)的蔑視。老布希政府的某位高官對《華盛頓郵報》說:“我們沒有意識形態,有的隻是義務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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