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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參議院，赫爾姆斯彬彬有禮，但更尖酸刻薄。這使他很快取代了斯特羅姆·瑟蒙德，成為南方反抗者在華盛頓的榜樣——共和黨的喬治·華萊士，敢於在種族問題和國際事務上表達最基本的觀點。在削減國內項目、增加國防開支、支持基督教價值而非世俗價值、與共產主義和聯合國——兩者經常被認為是可以相互轉換的——進行鬥爭等方麵，這名“參議員不先生”（senator no）的聲音是參議院裏最為前後一致的。他支持南非的種族隔離製度，同情拉丁美洲的獨裁統治。無論好壞，赫爾姆斯都無意淡化自己的信仰、與批評者妥協或者擴大自己的支持麵。在5次參議員的競選中，他總是以很大的優勢超過對手，但他的支持度從未超過55％。瑟蒙德努力把黑人吸引到共和黨中來，相反，赫爾姆斯拒絕任何與民權革命妥協的企圖。他毫不留情地打種族牌，目的是使選民兩極分化，以使多數白人加入他的事業。他在吸引前民主黨白人方麵大獲成功，這些人以“傑西式的民主黨人”而為人所知。
這幹得一點也不漂亮。但赫爾姆斯的南方共和主義風格正是因為他的粗魯而凸顯出來。其他南方共和黨政客說起話來躲躲閃閃，赫爾姆斯卻敢於大聲說出他們的所思所想。1983年，一項提案提議設立小馬丁·路德·金假日，赫爾姆斯用了一個月的時間來阻止這項提案通過，而其他南方共和黨政客不會這樣做。他們隻會靜悄悄地投票反對提案，或者像裏根那樣，在這個地區四處談論州權。“傑西式的民主黨人”同樣明白這一信息。
到西部去，嗬
20世紀70年代，對於東海岸的共和黨權勢集團和老式的民主黨人來說，都是一個噩夢。這場噩夢不僅在於水門事件和福特的失敗，還反映在重點大學的休息室裏、《紐約時報》的編輯部裏、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位於紐約的宏偉大樓裏。這些地方以往都是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文明辯論的場所。現在，像基辛格和福特這樣的實用主義者，突然發現自己被指為精英主義者、種族主義者、帝國主義者，但卻得不到老式權勢集團的保護，這是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不是過於軟弱，就是經常滑向左派。洛克菲勒式的共和主義失去了活力。
在美國的另一端，一個新的權勢集團正在形成，而且他們並不缺乏自信心。西部到處是成功者，他們從來就不會重視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或者外交關係委員會。他們要對政治進行徹底改造，就像他們曾經徹底改造過美國生活的諸多方麵一樣。而事實上，他們也有許多徹底改造自身的例子。西部產生了一個特殊的保守主義反權勢集團。[50]裏根的參謀團裏充斥著各種類型的商人，他們很難被選入尼克伯克俱樂部（knickerbocker club），他們把三邊委員會的邀請視為對自己的侮辱。他們之中有洛杉磯的汽車商人霍姆斯·塔特爾（holmes tuttle）、德克薩斯州的石油商人賽·魯貝爾（cy rubel）、無處不在的約瑟夫·庫爾斯、石油地質學家亨利·薩爾瓦托利（henry salvatori）、出版商沃爾特·安嫩伯格（walter annenberg）、療養院建築商查爾斯·威克（插rles wick）和藥品連鎖店老闆賈斯廷·達特（justin dart）。在轉而支持裏根之前，他們中的許多人支持戈德華特。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財富上無法與洛克菲勒比肩，但卻有足夠多的錢供人參加競選。
以抗稅的形式回到全國性的舞台，對這種風格的保守主義是再合適不過的。到20世紀70年代末，加利福尼亞人已對該州的免稅代碼徹底厭倦了。財產稅尤其是個龐然怪物：它與房價一起猛升，而此時州政府卻削減了政府給予地方學校和公共服務的支持。加利福尼亞州，尤其是洛杉磯的中產階級，支付的錢款前所未有的多，但得到的服務卻前所未有的少。
這場抗稅運動的幕後動力是霍華德·賈維斯（howard jarvis）——一個另類的局外人。右派有時候把他當英雄來擁戴，有時候又譴責他是叛徒——1964年他被懷疑侵吞了向商人募集的用於戈德華特競選的部分錢款。1978年，賈維斯偶然想到了一個主意——利用州裏的投票製度來降低財產稅。《13號提案》（proposition 13）(4)約定，所有財產將按照其實際價值1％的統一稅費進行徵收，如果沒有進一步的投票表決，就不能增加新的稅收。整個加利福尼亞州的權勢集團——商會也罷，工會組織、民權團體、公共部門雇員也罷——都對此感到憤怒，並一起反對這個提案。[51]但是，他們的反對與賈維斯和維格裏動員起來的市郊大軍的憤怒相比，就沒有什麽價值了。最後，提案以65％對35％的優勢通過。
《13號提案》開啟了波及全國的農民反抗運動，其影響事實上波及全世界。這場運動讓美國人想起，他們的國家是由抗稅者建立的。政客是公僕，而不是主人。此後4年裏，至少有18個州通過全民公決進行減稅限稅。共和黨的領袖喜歡乘坐綽號為“共和黨稅收大剪刀”的波音727飛機在全國各地巡遊。吉米·卡特擔心郊區叛亂，因此同意簽署一係列的稅收終止文件，但由於這些變動總是對富人有利，因此即使在文件就要簽署時，卡特還是十分痛苦。在大西洋彼岸，新當選的英國保守黨瑪格麗特·柴契爾對《13號提案》的理解是，這證明她強硬風格的保守主義能得到選民支持。自由意誌論的思想在大西洋兩岸來回躍動，右派似乎第一次把握住了全球性的知識運動。
這幹得一點也不漂亮。但赫爾姆斯的南方共和主義風格正是因為他的粗魯而凸顯出來。其他南方共和黨政客說起話來躲躲閃閃，赫爾姆斯卻敢於大聲說出他們的所思所想。1983年，一項提案提議設立小馬丁·路德·金假日，赫爾姆斯用了一個月的時間來阻止這項提案通過，而其他南方共和黨政客不會這樣做。他們隻會靜悄悄地投票反對提案，或者像裏根那樣，在這個地區四處談論州權。“傑西式的民主黨人”同樣明白這一信息。
到西部去，嗬
20世紀70年代，對於東海岸的共和黨權勢集團和老式的民主黨人來說，都是一個噩夢。這場噩夢不僅在於水門事件和福特的失敗，還反映在重點大學的休息室裏、《紐約時報》的編輯部裏、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位於紐約的宏偉大樓裏。這些地方以往都是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文明辯論的場所。現在，像基辛格和福特這樣的實用主義者，突然發現自己被指為精英主義者、種族主義者、帝國主義者，但卻得不到老式權勢集團的保護，這是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不是過於軟弱，就是經常滑向左派。洛克菲勒式的共和主義失去了活力。
在美國的另一端，一個新的權勢集團正在形成，而且他們並不缺乏自信心。西部到處是成功者，他們從來就不會重視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或者外交關係委員會。他們要對政治進行徹底改造，就像他們曾經徹底改造過美國生活的諸多方麵一樣。而事實上，他們也有許多徹底改造自身的例子。西部產生了一個特殊的保守主義反權勢集團。[50]裏根的參謀團裏充斥著各種類型的商人，他們很難被選入尼克伯克俱樂部（knickerbocker club），他們把三邊委員會的邀請視為對自己的侮辱。他們之中有洛杉磯的汽車商人霍姆斯·塔特爾（holmes tuttle）、德克薩斯州的石油商人賽·魯貝爾（cy rubel）、無處不在的約瑟夫·庫爾斯、石油地質學家亨利·薩爾瓦托利（henry salvatori）、出版商沃爾特·安嫩伯格（walter annenberg）、療養院建築商查爾斯·威克（插rles wick）和藥品連鎖店老闆賈斯廷·達特（justin dart）。在轉而支持裏根之前，他們中的許多人支持戈德華特。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財富上無法與洛克菲勒比肩，但卻有足夠多的錢供人參加競選。
以抗稅的形式回到全國性的舞台，對這種風格的保守主義是再合適不過的。到20世紀70年代末，加利福尼亞人已對該州的免稅代碼徹底厭倦了。財產稅尤其是個龐然怪物：它與房價一起猛升，而此時州政府卻削減了政府給予地方學校和公共服務的支持。加利福尼亞州，尤其是洛杉磯的中產階級，支付的錢款前所未有的多，但得到的服務卻前所未有的少。
這場抗稅運動的幕後動力是霍華德·賈維斯（howard jarvis）——一個另類的局外人。右派有時候把他當英雄來擁戴，有時候又譴責他是叛徒——1964年他被懷疑侵吞了向商人募集的用於戈德華特競選的部分錢款。1978年，賈維斯偶然想到了一個主意——利用州裏的投票製度來降低財產稅。《13號提案》（proposition 13）(4)約定，所有財產將按照其實際價值1％的統一稅費進行徵收，如果沒有進一步的投票表決，就不能增加新的稅收。整個加利福尼亞州的權勢集團——商會也罷，工會組織、民權團體、公共部門雇員也罷——都對此感到憤怒，並一起反對這個提案。[51]但是，他們的反對與賈維斯和維格裏動員起來的市郊大軍的憤怒相比，就沒有什麽價值了。最後，提案以65％對35％的優勢通過。
《13號提案》開啟了波及全國的農民反抗運動，其影響事實上波及全世界。這場運動讓美國人想起，他們的國家是由抗稅者建立的。政客是公僕，而不是主人。此後4年裏，至少有18個州通過全民公決進行減稅限稅。共和黨的領袖喜歡乘坐綽號為“共和黨稅收大剪刀”的波音727飛機在全國各地巡遊。吉米·卡特擔心郊區叛亂，因此同意簽署一係列的稅收終止文件，但由於這些變動總是對富人有利，因此即使在文件就要簽署時，卡特還是十分痛苦。在大西洋彼岸，新當選的英國保守黨瑪格麗特·柴契爾對《13號提案》的理解是，這證明她強硬風格的保守主義能得到選民支持。自由意誌論的思想在大西洋兩岸來回躍動，右派似乎第一次把握住了全球性的知識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