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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卡特激怒的是一個強大的敵人。基督教福音派出動了。20世紀70年代，南方浸禮會（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和神召會（assemblies of god）的會員分別增加了16％和70％，與此同時，長老教會（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和美國聖公會（episcopal church）的會員則分別減少了21％和15％。1980年，美國最大的24個教堂幾乎都屬於基督教福音派。w.a.克裏斯韋爾（w.a.criswell）的達拉斯第一浸信會（first baptist church in das）有一個設備齊全的健身中心，裏麵有桑拿浴室、保齡球館、壁球館和溜冰場，21個唱詩班席位，一個傳教中心，一所擁有600名學生的小學，一個調頻電台，800萬美元的年度預算以及2.3萬會員。[42]宗教右派不僅是一個有形的團體，而且也是一個電子社團。收看收聽基督教福音派電視電台節目的人，從1970年的1000萬人，增加到10年後的6100萬人左右。帕特·羅伯遜的《700觀眾俱樂部》（700 club）和傑裏·福爾韋爾的《往昔福音時光》（old time gospel hour）節目，觀眾數都達到了1500萬人次。基督教廣播網（the christian broadcastingwork）的用戶達3000萬，是美國第五大有線廣播網。[43]
基督教福音派一開始抵製住誘惑，沒有幹預世俗的權威世界。20世紀70年代初，牧師們教導會眾尋求個人靈魂得救，而非重視集體行動。傑裏·福爾韋爾說：“並不是要號召禱告者成為政治家，而是要讓他們的靈魂得到救贖。”[44]但是，福爾韋爾及其同道認為，由於對美國不斷向下沉淪感到憤怒，他們還是不知不覺地日益深陷政治之中。福爾韋爾後來解釋：“撒旦已經行動起來要毀滅美國，上帝需要聽到呼聲，來把美國從內部的道德腐朽中拯救出來。”[45]
許多自由主義者私下傳言，道德腐朽的責任應該由帕特·羅伯遜和傑裏·福爾韋爾這些在政治上沽名釣譽的人來承擔。然而，不僅會員，就連神職人員都要求基督教採取政治行動。對許多人來說，國內收入局取消私立學校減稅待遇的決定已經突破了底線。國內收入局收到了20萬封反對信，它還從來沒有因為一項規定而收到如此多的反對信。白宮和國會都淹沒在反對信的海洋之中。保守派議員舉辦聽證會，並最終阻止了國內收入局新的指導方針。
1979年，當福爾韋爾和韋裏奇一起成立“道德多數”組織（這一組織的名稱是兩人首次晤麵時韋裏奇發明的）時，社會保守派就與基督教右派正式結盟了。基督教福音派願意麵晤韋裏奇這樣的“天主教徒”，哪怕他是希臘禮天主教徒，而非羅馬天主教徒。這標誌著基督教右派決心介入美國的政治。在墮胎、學校禱告、婦女權利、同性戀者權利等國內問題上，“道德多數”組織立即發出了強硬的基督教聲音。接下來的10年中，該組織的登記選民將達到大約250萬。基督教右派立即倒向共和黨，就像當年黑人倒向民主黨一樣：共和黨可以指望這些人出席會議、挨家挨戶敲門讓選民去投票。許許多多這樣的基層戰士，正是在民主黨以往的政治練兵場上招募到的。
南方的反抗
1972年，來自耶魯大學法學院的一名長著一頭濃密頭髮的年輕民主黨活動家，南下來到德克薩斯州奧斯汀市，為喬治·麥戈文競選總統。在選舉前的最後一個月裏，競選活動製作了一個激動人心的gg，敦促德克薩斯人站在薩姆·雷伯恩和林登·詹森所領導的那個黨一邊，並把捐贈寄到在奧斯汀的郵箱。這個活動家每天都去郵箱取寶，但郵箱每天都是空空如也。最後他終於等來了一封信，回到競選總部打開一看，裏麵是一張粘著糞便的手紙和一張便條，上麵寫道：“這就是東德克薩斯人對喬治·麥戈文的看法。”理察·尼克森以67％的選票在德克薩斯州持續獲勝。比爾·柯林頓不可能會忘記這段經歷。[46]
總統大選來臨時，民權革命使大部分南方白人轉而忠於共和黨。在南方各州，理察·尼克森都以壓倒性的多數選票獲勝。南方保守派也支持裏根取代福特參加1976年的總統選舉：支持裏根的共和黨大會保守派代表有1/3來自南方，多於其他地區。[47]但是在國會層麵上，共和黨取得的突破要慢得多；在州一級的政治中，共和黨取得的突破則更慢。民主黨利用在位的權力——特別是擅劃選區的權力——來維持自己的地位。民主黨也挫敗了右派共和黨人。1965年和1970年，多數南方民主黨人反對《投票權法案》。傑克·弗林特（jack flynt）大笑著回憶道，有個共和黨挑戰者曾試圖比他“更保守”，“不管他怎樣賣力，他都無法比我更保守。他沒有任何獲勝的可能。如果他成為我那方的保守派，那他就絕對不會有任何機會”[48]。
然而，民主黨的抵抗不足以在北卡羅來納州阻止傑西·赫爾姆斯（jesse helms）。[49]赫爾姆斯的政治生活始於民主黨，他在該州以毫不留情地譴責“民權謊言”的右派電台和電視台評論員而知名。1972年，他代表共和黨競選聯邦參議員。得益於當地民主黨內部政客的明爭暗鬥和尼克森壓倒性地戰勝麥戈文，赫爾姆斯以自己毫不妥協的觀點和“他是我們中一員”的競選口號，輕而易舉地贏得了不再心存幻想的南方白人的支持。他以54％對46％的優勢贏得了選舉，並繼續通過他的“國會俱樂部”（congressional club）在該州營建了一個龐大的保守主義組織。有了這個龐大的政治行動委員會，他不再需要依靠他所屬的黨來為他出資競選。
基督教福音派一開始抵製住誘惑，沒有幹預世俗的權威世界。20世紀70年代初，牧師們教導會眾尋求個人靈魂得救，而非重視集體行動。傑裏·福爾韋爾說：“並不是要號召禱告者成為政治家，而是要讓他們的靈魂得到救贖。”[44]但是，福爾韋爾及其同道認為，由於對美國不斷向下沉淪感到憤怒，他們還是不知不覺地日益深陷政治之中。福爾韋爾後來解釋：“撒旦已經行動起來要毀滅美國，上帝需要聽到呼聲，來把美國從內部的道德腐朽中拯救出來。”[45]
許多自由主義者私下傳言，道德腐朽的責任應該由帕特·羅伯遜和傑裏·福爾韋爾這些在政治上沽名釣譽的人來承擔。然而，不僅會員，就連神職人員都要求基督教採取政治行動。對許多人來說，國內收入局取消私立學校減稅待遇的決定已經突破了底線。國內收入局收到了20萬封反對信，它還從來沒有因為一項規定而收到如此多的反對信。白宮和國會都淹沒在反對信的海洋之中。保守派議員舉辦聽證會，並最終阻止了國內收入局新的指導方針。
1979年，當福爾韋爾和韋裏奇一起成立“道德多數”組織（這一組織的名稱是兩人首次晤麵時韋裏奇發明的）時，社會保守派就與基督教右派正式結盟了。基督教福音派願意麵晤韋裏奇這樣的“天主教徒”，哪怕他是希臘禮天主教徒，而非羅馬天主教徒。這標誌著基督教右派決心介入美國的政治。在墮胎、學校禱告、婦女權利、同性戀者權利等國內問題上，“道德多數”組織立即發出了強硬的基督教聲音。接下來的10年中，該組織的登記選民將達到大約250萬。基督教右派立即倒向共和黨，就像當年黑人倒向民主黨一樣：共和黨可以指望這些人出席會議、挨家挨戶敲門讓選民去投票。許許多多這樣的基層戰士，正是在民主黨以往的政治練兵場上招募到的。
南方的反抗
1972年，來自耶魯大學法學院的一名長著一頭濃密頭髮的年輕民主黨活動家，南下來到德克薩斯州奧斯汀市，為喬治·麥戈文競選總統。在選舉前的最後一個月裏，競選活動製作了一個激動人心的gg，敦促德克薩斯人站在薩姆·雷伯恩和林登·詹森所領導的那個黨一邊，並把捐贈寄到在奧斯汀的郵箱。這個活動家每天都去郵箱取寶，但郵箱每天都是空空如也。最後他終於等來了一封信，回到競選總部打開一看，裏麵是一張粘著糞便的手紙和一張便條，上麵寫道：“這就是東德克薩斯人對喬治·麥戈文的看法。”理察·尼克森以67％的選票在德克薩斯州持續獲勝。比爾·柯林頓不可能會忘記這段經歷。[46]
總統大選來臨時，民權革命使大部分南方白人轉而忠於共和黨。在南方各州，理察·尼克森都以壓倒性的多數選票獲勝。南方保守派也支持裏根取代福特參加1976年的總統選舉：支持裏根的共和黨大會保守派代表有1/3來自南方，多於其他地區。[47]但是在國會層麵上，共和黨取得的突破要慢得多；在州一級的政治中，共和黨取得的突破則更慢。民主黨利用在位的權力——特別是擅劃選區的權力——來維持自己的地位。民主黨也挫敗了右派共和黨人。1965年和1970年，多數南方民主黨人反對《投票權法案》。傑克·弗林特（jack flynt）大笑著回憶道，有個共和黨挑戰者曾試圖比他“更保守”，“不管他怎樣賣力，他都無法比我更保守。他沒有任何獲勝的可能。如果他成為我那方的保守派，那他就絕對不會有任何機會”[48]。
然而，民主黨的抵抗不足以在北卡羅來納州阻止傑西·赫爾姆斯（jesse helms）。[49]赫爾姆斯的政治生活始於民主黨，他在該州以毫不留情地譴責“民權謊言”的右派電台和電視台評論員而知名。1972年，他代表共和黨競選聯邦參議員。得益於當地民主黨內部政客的明爭暗鬥和尼克森壓倒性地戰勝麥戈文，赫爾姆斯以自己毫不妥協的觀點和“他是我們中一員”的競選口號，輕而易舉地贏得了不再心存幻想的南方白人的支持。他以54％對46％的優勢贏得了選舉，並繼續通過他的“國會俱樂部”（congressional club）在該州營建了一個龐大的保守主義組織。有了這個龐大的政治行動委員會，他不再需要依靠他所屬的黨來為他出資競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