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頁
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智庫及其捐助者
新保守派和其他保守主義思想家聚會的地方是威廉·巴魯迪領導的美國企業研究所。然而，巴魯迪要實現夢想，把美國企業研究所轉變成為保守派的智囊團，卻遇到不少障礙。由於他對戈德華特的支持引起了國會中民主黨人的注意，美國國內收入局對該研究所的免稅待遇進行了為期兩年的調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巴魯迪手下的成員盡力對國會議案進行不偏不倚的分析，他還特地盡可能多地聘用自由派人士。從美國企業研究所的觀點來看，聘任前民主黨人歐文·克裏斯托爾或者年輕聰明的外交事務專家珍妮·柯克派屈克（jeane kirkpatrick）所展現出的公平，值得稱道。
隨著20世紀70年代的消逝，美國企業研究所離巴魯迪的夢想越來越近。它日益受到人們的尊崇，部分原因是，人們認識到它的思想可能是切合實際的。20世紀60年代，人們把那些瘋狂主張撤銷管製的經濟學家看作不負責任的無政府主義者，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就連卡特政府也在撤銷對運輸業的管製。美國企業研究所的收入，一下子從1960年的90萬美元（不及布魯金斯學會當年收入的1/5）飆升到1980年的970萬美元（比布魯金斯學會當年的收入多出50萬美元）。到20世紀70年代末，該所擁有常任全職學者45人、更多的在各大學工作的兼職學者、四份期刊，以及每月一次的電視節目。研究所甚至出錢給傑拉爾德·福特和美聯儲前主席阿瑟·伯恩斯頒發高級學者研究金。唉，巴魯迪不可能看到這一切了，保守派政府現正利用他的智囊團呢。巴魯迪於1980年去世，此前兩年他已經把研究所的控製權交給了他的兒子小比爾（bill jr.）。這位長者崇拜開放的市場競爭，但他對裙帶關係的處理卻明顯不明智。福特和裏根兩位總統都在他的追思宴上發表了講話，標誌著巴魯迪的成就得到了肯定。
那時，美國企業研究所已經不再是保守主義獨此一家的智庫了。傳統基金會創立於1973年，相對於美國企業研究所，它更不事張揚，也不自傲地稱自己是“沒有學生的大學”。傳統基金會是一個簡樸的鼓動性組織，是一個決心要改變政策、消息靈通的壓力集團。另一個突出的新機構是卡托研究所，1977年成立於舊金山，1982年遷往華盛頓。它介於美國企業研究所和傳統基金會之間，不僅出版大部頭著作，為學生開設課程，也借鑑傳統基金會的想法，撰寫短小的政策報告。
這一新的思想家網絡的建立要特別歸功於5名慷慨的捐助者。他們是生意人，也是信託基金商。他們非常擔心美國會向左滑，於是決心建立抗衡權勢集團的保守主義機構，以便將美國拉回到右派發展的方向上來。首位為美國保守主義復興事業提供捐助的是約瑟夫·庫爾斯（joseph coors）。他是一名啤酒商繼承人，為傳統基金會解囊25萬美元作為種子基金。他還協助創建了傳統基金會的姐妹機構——“爭取自由國會生存委員會”（themittee for the survival of a free congress）。1971年，一名南方老派民主黨律師的5000字備忘錄激發了庫爾斯採取行動。那個人是劉易斯·鮑威爾（lewis powell）（後被尼克森任命為最高法院大法官）。他在備忘錄中說，資本主義遭到了它自己嬌寵的產物——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全麵進攻。他指責工商階級不僅安撫批評者，還資助那些批評者的反資本主義活動；他敦促工商階級更有力地支持自己的利益。庫爾斯也出錢資助其他的保守主義事業，包括科羅拉多州的智庫獨立研究所（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媒體精確報導”組織（uracy in media，一個為發現自由主義偏見而建立的監察部門），以及許許多多其他的保守主義社會機構。
理察·梅隆·斯凱夫（ri插rd mellon scaife）對保守主義事業的鼎力相助絲毫不遜色於庫爾斯。斯凱夫是梅隆家族的財產繼承人之一。人們從他的早期生涯中看不出他對保守主義思想有什麽興趣。20世紀50年代中期，斯凱夫大學一年級還沒有讀完，耶魯大學就把這個愛惹是生非的年輕人給開除了。隨後的一次車禍使他險些喪命，也使得5個家庭成員受傷。然而，隨著年歲的增長，他變得更明智了——至少，如果以投身保守主義事業為標準來衡量人的明智與否的話，可以說他是更明智了。他是巴裏·戈德華特最早的資金捐助者之一。他心目中的英雄戈德華特在競選中的大敗使他感到震驚，但也使他堅信，保守主義需要有能力在知識界抗衡敵手。1965年母親去世後，由於姐姐要繼續母親的做法，把家族財產花在藝術、計劃生育和窮人身上，斯凱夫同她進行了長期的爭論。1973年，隱居不出的理察最終在這場爭論中獲勝。他捐給傳統基金會的第一筆資金是90萬美元。1976年，傳統基金會成立3年時，他捐助了42萬美元，占當時基金會總收入的42％。《華盛頓郵報》算過一筆帳，1960年以後的40年裏，斯凱夫及其家族的信託基金為保守主義事業總共捐出了至少3.4億美元——以現價計算大約是6.2億美元。[32]
第三個捐助者是科克家族。科克家族的族長弗雷德·科克是石油天然氣企業家，他發明了一種使汽油生產更高效的方法。他同大石油公司鬥爭，逐漸建立起一個高度多樣化的能源公司。他雖然在史達林的蘇聯建了15個煉油廠——生意畢竟是生意——但卻是約翰·伯奇社團的創辦人之一。他的兩個兒子戴維（david koch）和查爾斯（插rles koch），大量捐款贊助自由意誌主義事業。戴維支持毒品自由化和墮胎權，並於1980年成為自由意誌論者的副總統參選人。查爾斯和愛德華·克蘭（edward crane）於1977年共同創辦了“卡托研究所”。他倆還建立了一個研究生獎學金、助學金和學生獎學金的網絡，以便在美國的大學裏培養自由意誌論者。
新保守派和其他保守主義思想家聚會的地方是威廉·巴魯迪領導的美國企業研究所。然而，巴魯迪要實現夢想，把美國企業研究所轉變成為保守派的智囊團，卻遇到不少障礙。由於他對戈德華特的支持引起了國會中民主黨人的注意，美國國內收入局對該研究所的免稅待遇進行了為期兩年的調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巴魯迪手下的成員盡力對國會議案進行不偏不倚的分析，他還特地盡可能多地聘用自由派人士。從美國企業研究所的觀點來看，聘任前民主黨人歐文·克裏斯托爾或者年輕聰明的外交事務專家珍妮·柯克派屈克（jeane kirkpatrick）所展現出的公平，值得稱道。
隨著20世紀70年代的消逝，美國企業研究所離巴魯迪的夢想越來越近。它日益受到人們的尊崇，部分原因是，人們認識到它的思想可能是切合實際的。20世紀60年代，人們把那些瘋狂主張撤銷管製的經濟學家看作不負責任的無政府主義者，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就連卡特政府也在撤銷對運輸業的管製。美國企業研究所的收入，一下子從1960年的90萬美元（不及布魯金斯學會當年收入的1/5）飆升到1980年的970萬美元（比布魯金斯學會當年的收入多出50萬美元）。到20世紀70年代末，該所擁有常任全職學者45人、更多的在各大學工作的兼職學者、四份期刊，以及每月一次的電視節目。研究所甚至出錢給傑拉爾德·福特和美聯儲前主席阿瑟·伯恩斯頒發高級學者研究金。唉，巴魯迪不可能看到這一切了，保守派政府現正利用他的智囊團呢。巴魯迪於1980年去世，此前兩年他已經把研究所的控製權交給了他的兒子小比爾（bill jr.）。這位長者崇拜開放的市場競爭，但他對裙帶關係的處理卻明顯不明智。福特和裏根兩位總統都在他的追思宴上發表了講話，標誌著巴魯迪的成就得到了肯定。
那時，美國企業研究所已經不再是保守主義獨此一家的智庫了。傳統基金會創立於1973年，相對於美國企業研究所，它更不事張揚，也不自傲地稱自己是“沒有學生的大學”。傳統基金會是一個簡樸的鼓動性組織，是一個決心要改變政策、消息靈通的壓力集團。另一個突出的新機構是卡托研究所，1977年成立於舊金山，1982年遷往華盛頓。它介於美國企業研究所和傳統基金會之間，不僅出版大部頭著作，為學生開設課程，也借鑑傳統基金會的想法，撰寫短小的政策報告。
這一新的思想家網絡的建立要特別歸功於5名慷慨的捐助者。他們是生意人，也是信託基金商。他們非常擔心美國會向左滑，於是決心建立抗衡權勢集團的保守主義機構，以便將美國拉回到右派發展的方向上來。首位為美國保守主義復興事業提供捐助的是約瑟夫·庫爾斯（joseph coors）。他是一名啤酒商繼承人，為傳統基金會解囊25萬美元作為種子基金。他還協助創建了傳統基金會的姐妹機構——“爭取自由國會生存委員會”（themittee for the survival of a free congress）。1971年，一名南方老派民主黨律師的5000字備忘錄激發了庫爾斯採取行動。那個人是劉易斯·鮑威爾（lewis powell）（後被尼克森任命為最高法院大法官）。他在備忘錄中說，資本主義遭到了它自己嬌寵的產物——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全麵進攻。他指責工商階級不僅安撫批評者，還資助那些批評者的反資本主義活動；他敦促工商階級更有力地支持自己的利益。庫爾斯也出錢資助其他的保守主義事業，包括科羅拉多州的智庫獨立研究所（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媒體精確報導”組織（uracy in media，一個為發現自由主義偏見而建立的監察部門），以及許許多多其他的保守主義社會機構。
理察·梅隆·斯凱夫（ri插rd mellon scaife）對保守主義事業的鼎力相助絲毫不遜色於庫爾斯。斯凱夫是梅隆家族的財產繼承人之一。人們從他的早期生涯中看不出他對保守主義思想有什麽興趣。20世紀50年代中期，斯凱夫大學一年級還沒有讀完，耶魯大學就把這個愛惹是生非的年輕人給開除了。隨後的一次車禍使他險些喪命，也使得5個家庭成員受傷。然而，隨著年歲的增長，他變得更明智了——至少，如果以投身保守主義事業為標準來衡量人的明智與否的話，可以說他是更明智了。他是巴裏·戈德華特最早的資金捐助者之一。他心目中的英雄戈德華特在競選中的大敗使他感到震驚，但也使他堅信，保守主義需要有能力在知識界抗衡敵手。1965年母親去世後，由於姐姐要繼續母親的做法，把家族財產花在藝術、計劃生育和窮人身上，斯凱夫同她進行了長期的爭論。1973年，隱居不出的理察最終在這場爭論中獲勝。他捐給傳統基金會的第一筆資金是90萬美元。1976年，傳統基金會成立3年時，他捐助了42萬美元，占當時基金會總收入的42％。《華盛頓郵報》算過一筆帳，1960年以後的40年裏，斯凱夫及其家族的信託基金為保守主義事業總共捐出了至少3.4億美元——以現價計算大約是6.2億美元。[32]
第三個捐助者是科克家族。科克家族的族長弗雷德·科克是石油天然氣企業家，他發明了一種使汽油生產更高效的方法。他同大石油公司鬥爭，逐漸建立起一個高度多樣化的能源公司。他雖然在史達林的蘇聯建了15個煉油廠——生意畢竟是生意——但卻是約翰·伯奇社團的創辦人之一。他的兩個兒子戴維（david koch）和查爾斯（插rles koch），大量捐款贊助自由意誌主義事業。戴維支持毒品自由化和墮胎權，並於1980年成為自由意誌論者的副總統參選人。查爾斯和愛德華·克蘭（edward crane）於1977年共同創辦了“卡托研究所”。他倆還建立了一個研究生獎學金、助學金和學生獎學金的網絡，以便在美國的大學裏培養自由意誌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