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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民主黨內部最明顯的反抗象徵，是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george wace）。1964年，華萊士試圖取得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但詹森輕而易舉地打敗了他。4年後，華萊士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表達了全國各地對民主黨懷有不滿情緒的白人的心聲——這些人既有來自北方城市的，也有來自南方鄉村的。他在回答一名記者有關主導1968年競選議題的問題時，很好地表達了當時困擾美國白人的問題：
學校，那將是一個議題。到1968年秋，無論是在克利夫蘭，還是芝加哥、加裏、聖路易斯，人們都將對於聯邦政府幹預地方學校厭倦至極，他們將大批大批地投票支持我。人們不喜歡這種浪費孩子時間的做法；人們不喜歡別人來告訴他們為孩子選擇什麽樣的老師和學校；人們不喜歡學校用車穿過半個城市接送學生，隻是為了求得“足夠的種族協調”……我將在1968年的選舉中給人們另一個大議題：法律和秩序。街頭犯罪。人們厭倦了林登·詹森及其周圍那批低能知識分子和理論家膽小無為的態度。人們厭倦了最高法院……那是一個令人遺憾、差勁、沒用的機構……人們將不會再容忍它……[8]
在1968年的選舉中，有大約13.5%“這樣的人”投票支持他，從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那裏吸引走足夠多的民主黨選票，從而使理察·尼克森贏得了選舉的勝利。然而，民主黨還在繼續往左發展。激進自由派之所以能夠在爭奪民主黨核心靈魂的鬥爭中取得勝利，主要原因在於黨章微妙的變化使得少數派得到了額外的代表席位。幾十年來控製該黨的愛爾蘭政府機構的政客、工會大佬、南方保守派，敗在了與自己誌不同道不合的一夥人手下——他們是反戰抗議者、女權主義者和環保人士。1972年，民主黨政治綱領的基本關注點是窮人、印第安人、身體殘疾者、智力遲鈍者、老人、婦女、兒童和退伍軍人的權利。這份政治綱領更多關注的是恢復憲法賦予獲釋犯的權利，而不是如何努力應對街頭暴力。[9]1972年，民主黨大會提名喬治·麥戈文（george mcgovern）角逐總統，此時，時勢已與1964年詹森對決戈德華特時大不相同。改革主義已經變異為帶有一些反美癖好的激進主義。1972年的民主黨大會上，有4/5的代表此前從未參加過民主黨大會。會場上到處是愣頭青（有兩個來自亞利桑那州的代表當選時還未滿18歲）。整個會議一片混亂：被提名人直到午後才想起發表演講，從而使民主黨喪失了電視觀眾。許多最重要的會議依然是在煙霧繚繞的房間裏進行，但此時的煙味已完全變了。
此時，整個美國都亂套了。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宣稱自己掌握了調整經濟的技巧，以保持低通貨膨脹和低失業，但“滯脹”攪亂了這一切。嚴重犯罪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維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但60年代中期卻以每年20％的比例上升，其中黑人嚴重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的比例過高。與此同時，黑人婦女未婚先育的數字也在攀升，從1960年的21.6%上升到1970年的34.9%。[10]幾年前還信心十足的自由派精英，突然間似乎束手無策了。他們無力解決家庭破裂問題，隻會更加慷慨地增加福利支出；他們無力解決犯罪率上升的問題，隻會花更多的錢來進行罪犯改造和社會科學研究。權勢集團不斷失去大眾的支持。1965年，36%的人認為法庭對待犯人“較嚴厲”或“太嚴厲”，1977年，這一比例下降到11％。[11]
更糟糕的是，從許多保守派的觀點來看，文化精英們樂於沉迷於這樣的無序之中。1967年8月，《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封麵還印出了教人製造莫洛托夫汽油彈的步驟。音樂家倫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甚至邀請美國黑豹黨（ck panthers）(2)的首領共進晚餐。好萊塢也在向左轉：1965年的奧斯卡最佳影片是《音樂之聲》（the sound of music），而1969年的奧斯卡最佳影片則是《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12]在1968年競選之夜開始拍攝的《洗髮水》（shampoo）於1975年出品，沃倫·比蒂（warren beatty）出演男主角。片中比蒂既與女友做愛，也與女友最好的朋友、女友最好的朋友的情人的妻子，以及女友最好的朋友的情人的妻子的女兒做愛。正如麥可·埃利奧特（mi插el elliott）所指出的那樣，“他的所作所為可談不上值得稱道”[13]。
忽然間，保守主義認為政府是問題之源而非解決問題之途的信條開始得到共鳴。回到1964年，高達62％的美國人認為，華盛頓的政府在大部分時間裏做對了事情。這一數字現在無情地下滑，最終跌落到1994年的19％。[14]
虛假的曙光：理察·尼克森
對許多右派來說，這個將民眾早期的怨恨轉化成投共和黨支持票的人永遠是英雄。理察·尼克森的反共歷史悠久，但他的反共行為有的光彩彪炳，有的則聲名掃地。前者如他在揭露阿爾傑·希斯謊言中所起的主導作用；後者如1950年他在加利福尼亞州進行的參議院扣帽運動——指控女演員出身的國會議員海倫·加黑根·道格拉斯（helen gahagan dous），說她“連內衣都是粉紅色的”。同戈德華特一樣，尼克森來自陽光地帶，毫不掩飾自己對東部權勢集團的厭惡。在他的整個生涯中，尼克森頻頻引發右派陣營的爭議。他宣稱自己是拉塞爾·柯克的崇拜者[15]，並且不諱言自己像約翰·伯奇社團分子和麥卡錫分子一樣，心中充滿了更加陰暗的幻想。在艾森豪的選舉使迪安·艾奇遜離開國務院不久後，尼克森說道：“終於可以有我們自己的國務卿了，太好了。”[16]
學校，那將是一個議題。到1968年秋，無論是在克利夫蘭，還是芝加哥、加裏、聖路易斯，人們都將對於聯邦政府幹預地方學校厭倦至極，他們將大批大批地投票支持我。人們不喜歡這種浪費孩子時間的做法；人們不喜歡別人來告訴他們為孩子選擇什麽樣的老師和學校；人們不喜歡學校用車穿過半個城市接送學生，隻是為了求得“足夠的種族協調”……我將在1968年的選舉中給人們另一個大議題：法律和秩序。街頭犯罪。人們厭倦了林登·詹森及其周圍那批低能知識分子和理論家膽小無為的態度。人們厭倦了最高法院……那是一個令人遺憾、差勁、沒用的機構……人們將不會再容忍它……[8]
在1968年的選舉中，有大約13.5%“這樣的人”投票支持他，從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那裏吸引走足夠多的民主黨選票，從而使理察·尼克森贏得了選舉的勝利。然而，民主黨還在繼續往左發展。激進自由派之所以能夠在爭奪民主黨核心靈魂的鬥爭中取得勝利，主要原因在於黨章微妙的變化使得少數派得到了額外的代表席位。幾十年來控製該黨的愛爾蘭政府機構的政客、工會大佬、南方保守派，敗在了與自己誌不同道不合的一夥人手下——他們是反戰抗議者、女權主義者和環保人士。1972年，民主黨政治綱領的基本關注點是窮人、印第安人、身體殘疾者、智力遲鈍者、老人、婦女、兒童和退伍軍人的權利。這份政治綱領更多關注的是恢復憲法賦予獲釋犯的權利，而不是如何努力應對街頭暴力。[9]1972年，民主黨大會提名喬治·麥戈文（george mcgovern）角逐總統，此時，時勢已與1964年詹森對決戈德華特時大不相同。改革主義已經變異為帶有一些反美癖好的激進主義。1972年的民主黨大會上，有4/5的代表此前從未參加過民主黨大會。會場上到處是愣頭青（有兩個來自亞利桑那州的代表當選時還未滿18歲）。整個會議一片混亂：被提名人直到午後才想起發表演講，從而使民主黨喪失了電視觀眾。許多最重要的會議依然是在煙霧繚繞的房間裏進行，但此時的煙味已完全變了。
此時，整個美國都亂套了。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宣稱自己掌握了調整經濟的技巧，以保持低通貨膨脹和低失業，但“滯脹”攪亂了這一切。嚴重犯罪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維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但60年代中期卻以每年20％的比例上升，其中黑人嚴重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的比例過高。與此同時，黑人婦女未婚先育的數字也在攀升，從1960年的21.6%上升到1970年的34.9%。[10]幾年前還信心十足的自由派精英，突然間似乎束手無策了。他們無力解決家庭破裂問題，隻會更加慷慨地增加福利支出；他們無力解決犯罪率上升的問題，隻會花更多的錢來進行罪犯改造和社會科學研究。權勢集團不斷失去大眾的支持。1965年，36%的人認為法庭對待犯人“較嚴厲”或“太嚴厲”，1977年，這一比例下降到11％。[11]
更糟糕的是，從許多保守派的觀點來看，文化精英們樂於沉迷於這樣的無序之中。1967年8月，《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封麵還印出了教人製造莫洛托夫汽油彈的步驟。音樂家倫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甚至邀請美國黑豹黨（ck panthers）(2)的首領共進晚餐。好萊塢也在向左轉：1965年的奧斯卡最佳影片是《音樂之聲》（the sound of music），而1969年的奧斯卡最佳影片則是《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12]在1968年競選之夜開始拍攝的《洗髮水》（shampoo）於1975年出品，沃倫·比蒂（warren beatty）出演男主角。片中比蒂既與女友做愛，也與女友最好的朋友、女友最好的朋友的情人的妻子，以及女友最好的朋友的情人的妻子的女兒做愛。正如麥可·埃利奧特（mi插el elliott）所指出的那樣，“他的所作所為可談不上值得稱道”[13]。
忽然間，保守主義認為政府是問題之源而非解決問題之途的信條開始得到共鳴。回到1964年，高達62％的美國人認為，華盛頓的政府在大部分時間裏做對了事情。這一數字現在無情地下滑，最終跌落到1994年的19％。[14]
虛假的曙光：理察·尼克森
對許多右派來說，這個將民眾早期的怨恨轉化成投共和黨支持票的人永遠是英雄。理察·尼克森的反共歷史悠久，但他的反共行為有的光彩彪炳，有的則聲名掃地。前者如他在揭露阿爾傑·希斯謊言中所起的主導作用；後者如1950年他在加利福尼亞州進行的參議院扣帽運動——指控女演員出身的國會議員海倫·加黑根·道格拉斯（helen gahagan dous），說她“連內衣都是粉紅色的”。同戈德華特一樣，尼克森來自陽光地帶，毫不掩飾自己對東部權勢集團的厭惡。在他的整個生涯中，尼克森頻頻引發右派陣營的爭議。他宣稱自己是拉塞爾·柯克的崇拜者[15]，並且不諱言自己像約翰·伯奇社團分子和麥卡錫分子一樣，心中充滿了更加陰暗的幻想。在艾森豪的選舉使迪安·艾奇遜離開國務院不久後，尼克森說道：“終於可以有我們自己的國務卿了，太好了。”[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