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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獲勝的詹森決心使國家更緊密地團結起來。他寄希望於30年來成功的進步政策、國內的扶貧政策以及國外對共產主義的遏製，來促進全國團結。但結果卻是背道而馳——他不僅使國家分裂了，而且使羅斯福的大聯盟瓦解了。1969年，詹森離開白宮時，共和黨人接過了白宮的鑰匙。西部保守派——其中有些人承認自己比其他人更保守、更具西部特性——在此後的24年裏，把持白宮達20年之久。
這一時期無論對右派還是其他派別來說，都是一個混亂喧囂的時期。1976年，水門事件塵埃落定之時，許多保守主義者斷定，一代人的共和主義夢想已經破滅了。然而，在1964年至1980年的大部分年份中，右派大體上有了自己的根基。在這一時期，南方和西部的右派基層戰士逐漸成為一支統一大軍，右派知識分子開始製定政策，人口統計學繼續使美國朝著有利於西南的方向發展。這三股力量在1980年通過羅納德·裏根匯聚到了一起，而裏根的哲學恰恰與詹森的完全相反——政府是問題叢生之源，而非解決問題之道。
唾棄左派
1965年，詹森繼續他1964年的事業。在《民權法案》上又增加了《投票權法案》。他宣布對“合眾國裏的一切貧窮和失業全麵開戰”。通過“貧困兒童學前教育計劃”（the head start program of preschool education）、“國家藝術及人文學科捐贈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and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humanities）和龐大的“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計劃”（the medicare and medicaid programs），他將聯邦政府的功能延伸到了教育、高級文化和醫療保健領域。眾議院議長約翰·麥科馬克（john ormack）吹噓道：“這是國會夢寐以求的成就，這是國會夢想成真的事業。”[3]毫無疑問，“偉大社會計劃”中的許多計劃是值得稱道的，但即使是最好的政策，也會產生意料之外的後果。這些計劃自身的慣性激發了政府機構的統治權，激怒了白人。他們無情地拉開民主黨與中間選民的距離，從而使曾經投票支持戈德華特的“極度厭倦聯盟”（coalition of the fed up）不斷膨脹。
民主黨的民權議程迅速從保證黑人公民的基本權利——如平等的機會權和投票權——擴大到以優惠待遇來補償過去的不公正。例如，詹森的“社區行動計劃”，本來是要幫助窮人自救，但由於在貧窮社區裏把權力給了那些專事抗議的人，以至於貧窮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加劇了。1970年，湯姆·沃爾夫（tom wolfe）在《暴力恐嚇強詞奪理的人》（mau mauing the k catchers）(1)一書中譏諷過這類抗議者。[4]猶太人社區不斷強化的激進主義使得民主黨聯盟內部更趨緊張，在北方城市暴亂不斷的20世紀60年代末，情形更是如此。市區激進分子、知識分子和黑人構成了民主黨支持者的半數，他們似乎覺得這種抗議是合法的，而解決之道就是給予更多的金錢和更多的優惠。由貧窮白人和市郊居民構成的民主黨的另一半支持者厭惡秩序混亂，並且不明白為什麽要給予黑人特殊照顧。
與此同時，傳統的民主黨人還發現，司法製度中存在另外一個令人憂心的根源。沃倫最高法院（the warren supreme court）逐漸修改法律，將權利賦予此前被排除在外的各種群體——不僅包括黑人，還有婦女、同性戀者、殘疾人、囚犯、心理疾病患者，甚至色情作家。[5]沃倫最高法院認為，憲法賦予被告犯人一係列內容廣泛的權利：法定訴訟程序、保持沉默的權利、快速審判的權利、自證其罪的證言不能作為合法證據等，而這一切都發生在美國的犯罪率飆升之時。1962年，沃倫最高法院禁止在公立學校裏進行祈禱；1962年和1964年，沃倫最高法院兩度增加猥褻起訴的難度；1965年，拜普雷斯科特·布希之友埃斯特爾·格裏斯沃爾德所賜，沃倫最高法院使避孕器械（包括避孕藥）的銷售合法化。鑑於在死刑實施時存在“任意隨性”的模式，在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warren burger）的領導下，最高法院於1972年禁止死刑。盡管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對墮胎的判決具有裏程碑的意義，但這隻是隨後一長串令戈德華特的“極度厭倦聯盟”感到憤怒的案例中的一個而已。
對於大城市中的美國工人階級來說，法庭判決最讓他們感到憤怒的是規定學校用車接送學生。大多數普通人認為學校用車接送學生既不公平，又顯得偽善。說它不公平，是因為孩子們得走上好長的路程以求得“種族平衡”；說它偽善，是因為支持這一政策的“自由派精英”總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往私立學校或郊區學校就讀。1974年，當參議員泰德·甘迺迪（ted kennedy）在波士頓試圖對一個反對校車的示威活動發表演講時，一群憤怒的愛爾蘭裔美國人叫喊聲蓋過了他的聲音，並且追著這個自由主義之王擲雞蛋和西紅柿。正如克裏斯多福·拉希（christophersch）所說，他們“已經受夠了甘迺迪王朝”[6]。
另一股分裂的力量是反戰運動。對許多反戰活動者來說，越南戰爭是當時最大的罪惡，而反文化與抗議活動天然相伴。然而，對許多基層的民主黨人來說，反戰運動令人厭惡至極。普通工人同那些把時間耗在吸毒和大肆揮霍家裏錢財的嬉皮士以及褻瀆美國國旗的學生之間能有什麽共同語言呢？那些反戰抗議者得到的處罰不是被送往戰場，而不過是延期學習，這些人甚至比戰爭本身還不受歡迎。[7]他們當中大多數的人並不是對美國的具體政策充滿敵意，而是對美國總體上充滿敵意。1970年，4個學生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被射殺，激發了美國搖滾歌星尼爾·楊（neil young）為之歌唱哀悼，但一星期後，一群頭戴安全帽的工會建築工人痛打一群反戰示威者，美國藍領階級卻為之歡呼雀躍。
這一時期無論對右派還是其他派別來說，都是一個混亂喧囂的時期。1976年，水門事件塵埃落定之時，許多保守主義者斷定，一代人的共和主義夢想已經破滅了。然而，在1964年至1980年的大部分年份中，右派大體上有了自己的根基。在這一時期，南方和西部的右派基層戰士逐漸成為一支統一大軍，右派知識分子開始製定政策，人口統計學繼續使美國朝著有利於西南的方向發展。這三股力量在1980年通過羅納德·裏根匯聚到了一起，而裏根的哲學恰恰與詹森的完全相反——政府是問題叢生之源，而非解決問題之道。
唾棄左派
1965年，詹森繼續他1964年的事業。在《民權法案》上又增加了《投票權法案》。他宣布對“合眾國裏的一切貧窮和失業全麵開戰”。通過“貧困兒童學前教育計劃”（the head start program of preschool education）、“國家藝術及人文學科捐贈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and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humanities）和龐大的“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計劃”（the medicare and medicaid programs），他將聯邦政府的功能延伸到了教育、高級文化和醫療保健領域。眾議院議長約翰·麥科馬克（john ormack）吹噓道：“這是國會夢寐以求的成就，這是國會夢想成真的事業。”[3]毫無疑問，“偉大社會計劃”中的許多計劃是值得稱道的，但即使是最好的政策，也會產生意料之外的後果。這些計劃自身的慣性激發了政府機構的統治權，激怒了白人。他們無情地拉開民主黨與中間選民的距離，從而使曾經投票支持戈德華特的“極度厭倦聯盟”（coalition of the fed up）不斷膨脹。
民主黨的民權議程迅速從保證黑人公民的基本權利——如平等的機會權和投票權——擴大到以優惠待遇來補償過去的不公正。例如，詹森的“社區行動計劃”，本來是要幫助窮人自救，但由於在貧窮社區裏把權力給了那些專事抗議的人，以至於貧窮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加劇了。1970年，湯姆·沃爾夫（tom wolfe）在《暴力恐嚇強詞奪理的人》（mau mauing the k catchers）(1)一書中譏諷過這類抗議者。[4]猶太人社區不斷強化的激進主義使得民主黨聯盟內部更趨緊張，在北方城市暴亂不斷的20世紀60年代末，情形更是如此。市區激進分子、知識分子和黑人構成了民主黨支持者的半數，他們似乎覺得這種抗議是合法的，而解決之道就是給予更多的金錢和更多的優惠。由貧窮白人和市郊居民構成的民主黨的另一半支持者厭惡秩序混亂，並且不明白為什麽要給予黑人特殊照顧。
與此同時，傳統的民主黨人還發現，司法製度中存在另外一個令人憂心的根源。沃倫最高法院（the warren supreme court）逐漸修改法律，將權利賦予此前被排除在外的各種群體——不僅包括黑人，還有婦女、同性戀者、殘疾人、囚犯、心理疾病患者，甚至色情作家。[5]沃倫最高法院認為，憲法賦予被告犯人一係列內容廣泛的權利：法定訴訟程序、保持沉默的權利、快速審判的權利、自證其罪的證言不能作為合法證據等，而這一切都發生在美國的犯罪率飆升之時。1962年，沃倫最高法院禁止在公立學校裏進行祈禱；1962年和1964年，沃倫最高法院兩度增加猥褻起訴的難度；1965年，拜普雷斯科特·布希之友埃斯特爾·格裏斯沃爾德所賜，沃倫最高法院使避孕器械（包括避孕藥）的銷售合法化。鑑於在死刑實施時存在“任意隨性”的模式，在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warren burger）的領導下，最高法院於1972年禁止死刑。盡管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對墮胎的判決具有裏程碑的意義，但這隻是隨後一長串令戈德華特的“極度厭倦聯盟”感到憤怒的案例中的一個而已。
對於大城市中的美國工人階級來說，法庭判決最讓他們感到憤怒的是規定學校用車接送學生。大多數普通人認為學校用車接送學生既不公平，又顯得偽善。說它不公平，是因為孩子們得走上好長的路程以求得“種族平衡”；說它偽善，是因為支持這一政策的“自由派精英”總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往私立學校或郊區學校就讀。1974年，當參議員泰德·甘迺迪（ted kennedy）在波士頓試圖對一個反對校車的示威活動發表演講時，一群憤怒的愛爾蘭裔美國人叫喊聲蓋過了他的聲音，並且追著這個自由主義之王擲雞蛋和西紅柿。正如克裏斯多福·拉希（christophersch）所說，他們“已經受夠了甘迺迪王朝”[6]。
另一股分裂的力量是反戰運動。對許多反戰活動者來說，越南戰爭是當時最大的罪惡，而反文化與抗議活動天然相伴。然而，對許多基層的民主黨人來說，反戰運動令人厭惡至極。普通工人同那些把時間耗在吸毒和大肆揮霍家裏錢財的嬉皮士以及褻瀆美國國旗的學生之間能有什麽共同語言呢？那些反戰抗議者得到的處罰不是被送往戰場，而不過是延期學習，這些人甚至比戰爭本身還不受歡迎。[7]他們當中大多數的人並不是對美國的具體政策充滿敵意，而是對美國總體上充滿敵意。1970年，4個學生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被射殺，激發了美國搖滾歌星尼爾·楊（neil young）為之歌唱哀悼，但一星期後，一群頭戴安全帽的工會建築工人痛打一群反戰示威者，美國藍領階級卻為之歡呼雀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