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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如果戈德華特隻是把南方白人帶進了共和黨陣營，那麽他還不能說是一個劃時代的人物。但是，他把保守主義同另外一個截然不同的地區——欣欣向榮的西部——連接到了一起。直到20世紀50年代，共和黨右派的主導力量還是像塔夫脫這樣的中西部人。然而，戈德華特來自新興的西部，這裏正是老布希的謀生之地。[53]戈德華特的祖父是個貧窮的猶太移民，菲尼克斯最大的百貨商店就是他開的。戈德華特目睹了這個沙漠城市由他孩提時期的3萬人先後增加到1963年的81.6萬人和20世紀80年代的200萬人。戈德華特曾經說過：“在西部和中西部，我們並不常為擔心可能發生的事情所困擾，這裏確實有風險，但我們總是在冒險。”[54]他對新技術簡直著了迷。在亞利桑那州他家的屋後麵，高高豎起一根由光電機械控製的25英尺的旗杆。沙漠上的黎明來臨時，旗杆的發動機在光的作用下使星條旗升起，黃昏時分，國旗又自動降下來。[55]
這名參議員發現，一些最支持他的人來自欣欣向榮的西部地區。他們有的來自亞利桑那州的沙漠城市，有的來自洛杉磯雜亂發展的大市郊地區，有的則是奧倫治縣的夥夫廚娘。這些西部美國人，天性上就是個人主義者。他們住的是平房，而不是街區公寓；他們依靠的是私人小汽車，而不是公共運輸——盡管“依靠”一詞並不足以傳達出那種近似於頂禮膜拜的生活態度。用戈德華特的話來說，他們每天見證著“個人的主動性怎樣使沙漠變得繁榮”。他們評價一個人的標準不是出身，而是成就。[56]
西部美國人的這種發自內心的個人主義與強烈反對“權勢集團”的情緒融合到了一起。他們中的許多人搬到西部，是為了躲開操控東海岸商界的那些密不透風的小型俱樂部，主宰藍領工人生活的工會核心機構以及控製市區政治的種族大佬。他們憎恨東海岸精英們繼續享有過多的權力——在亞利桑那州掌握了超過40%的權力，在阿拉斯加州掌握了90%的權力。經濟活力正迅速從以前的核心集團所在地外移：與1945年相比，1964年紐約擁有的金融資源，從占全國的25％下降到12.5％，減了一半。[57]同年，加利福尼亞州美國銀行的規模變得與洛克菲勒的大通銀行一樣大。然而，東海岸精英依然對全國大部分地區視而不見。1964年競選期間，愛達荷州的共和黨州長羅伯特·e.斯邁利（robert e.smylie）說道：“國家的重心發生變化了，但東部人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人們有一種‘一站飛過’的情結，以為從紐約艾德瓦德國際機場——現在的約翰·f.甘迺迪國際機場——起飛後的下一站就是洛杉磯。”[58]因此，當戈德華特痛斥大政府，或者宣稱“如果告別東海岸，讓它在海裏隨波逐流，美國將變得更加富足”時，人們對此當然是讚賞有加。
西部是各種各樣右派團體的孕育之地。保守派開辦“自由論壇”書店，這些書店裏銷售書名響亮的書籍，如《赤裸裸的共產主義者》（the nakedmunist）、《欺騙大師》（masters of deceit）、《你可以相信共產黨人》（you can trustmunists）［又名《即將成為共產主義者》（to bemunists）］等，這些書與《聖經》、美國國旗擺放在一起銷售。他們競選校董會，為共和黨服務，參加各種私下播放《地圖上的共產主義》munism on the map）和《消除行動》（operation abolition）等影片的反共協會。他們紛紛去聽右派演說家的演講，如來自南加利福尼亞州的牧師羅伯特·舒勒（robert schuller）和來自澳大利亞的世俗傳道者弗雷德·施瓦茨（fred schwarz）。舒勒是一個煽動家，他警告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意味著“徹底摧毀美國的生活方式和真正的民主自由”。施瓦茨則在中途放棄了所從事的醫學工作，全身心投入“基督教反共十字軍”組織（christian antimunism crusade）的管理工作中。施瓦茨還開辦了一所“反共學校”，該校1961年春季一期吸引了多達7000名學生，其中許多學生是經當地校董會允許，放棄自己正常的課業而來到這裏的。[59]
西部保守派人人必讀的一本書是《保守派的良心》。到1964年總統競選時，這部戈德華特的個人宣言已經賣出了350萬本。他寫道：“我對使政府合理化或者提高政府效率不感興趣，因為我的目的是要減小它的規模；我不想提高福利，因為我的建議是要擴展自由；我的目標不是通過法律，而是廢除法律。”戈德華特對現代共和主義核心地區的政府機構膨脹懷抱的敵意比任何人都深。他很高興地呼籲取消普通中產階級的權利，並認為聯邦政府用於國內項目的費用應該每年減少10％並實行統一稅。這對於總統候選人來說是一件非常令人興奮的事情，尤其是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
這一切都在朝裏根主義的方向發展。這個飾演過“吉普”的裏根定期到施瓦茨的反共學校發表演講。他在全國政治舞台的首次冒險，是在1964年的共和黨舊金山大會上提名戈德華特為總統候選人。裏根將這些思想發揚光大。正如喬治·威爾（george will）曾諷刺的，戈德華特終於贏得了總統選舉——那是在1980年。
右派是在戈德華特的旗幟下開始聯合的——盡管肯定是少數派，但卻紀律嚴明、意誌堅定。1960年，尼克森的競選吸引到的個人捐助者不足5萬，1964年，戈德華特的競選吸引到的個人捐助者達6.5萬人。戈德華特的選舉註定失敗，但他的共和黨誌願者卻有390萬，是詹森民主黨誌願者人數的兩倍。[60]在汽車保險杆上張貼支持戈德華特gg的人是支持詹森人數的10倍。支持戈德華特的人有時候會對高層進行審核，就像在1964年的共和黨大會上把納爾遜·洛克菲勒轟下台一樣，但他們是毫不留情地使共和黨向右轉的核心活動的成員。戈德華特加強了保守派基層戰士與保守派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戈德華特的《保守派的良心》是由威廉·巴克利的妹夫布倫特·博澤爾（brent bozell）捉筆代勞的。1964年，戈德華特在共和黨大會上的演講中聲稱“捍衛自由的極端主義噤聲了”，而這次的演講稿是由哈裏·賈菲（harry jaffe）——列奧·史特勞斯的首批信徒之一——撰寫的，後者後來成了新保守派寵愛的哲學家。無論是《國民評論》，還是像拉塞爾·柯克和安·蘭德這樣大相逕庭的保守派，都熱情支持戈德華特成為候選人。威廉·巴魯迪把美國企業研究所變成了戈德華特的智囊團，並說服保守派知識分子投入戈德華特陣營，這些人之中有米爾頓·弗裏德曼﹑羅伯特·博克（robert bork）、威廉·倫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以及名字預兆不祥的沃倫·納特（warren nutter）(4)。
這名參議員發現，一些最支持他的人來自欣欣向榮的西部地區。他們有的來自亞利桑那州的沙漠城市，有的來自洛杉磯雜亂發展的大市郊地區，有的則是奧倫治縣的夥夫廚娘。這些西部美國人，天性上就是個人主義者。他們住的是平房，而不是街區公寓；他們依靠的是私人小汽車，而不是公共運輸——盡管“依靠”一詞並不足以傳達出那種近似於頂禮膜拜的生活態度。用戈德華特的話來說，他們每天見證著“個人的主動性怎樣使沙漠變得繁榮”。他們評價一個人的標準不是出身，而是成就。[56]
西部美國人的這種發自內心的個人主義與強烈反對“權勢集團”的情緒融合到了一起。他們中的許多人搬到西部，是為了躲開操控東海岸商界的那些密不透風的小型俱樂部，主宰藍領工人生活的工會核心機構以及控製市區政治的種族大佬。他們憎恨東海岸精英們繼續享有過多的權力——在亞利桑那州掌握了超過40%的權力，在阿拉斯加州掌握了90%的權力。經濟活力正迅速從以前的核心集團所在地外移：與1945年相比，1964年紐約擁有的金融資源，從占全國的25％下降到12.5％，減了一半。[57]同年，加利福尼亞州美國銀行的規模變得與洛克菲勒的大通銀行一樣大。然而，東海岸精英依然對全國大部分地區視而不見。1964年競選期間，愛達荷州的共和黨州長羅伯特·e.斯邁利（robert e.smylie）說道：“國家的重心發生變化了，但東部人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人們有一種‘一站飛過’的情結，以為從紐約艾德瓦德國際機場——現在的約翰·f.甘迺迪國際機場——起飛後的下一站就是洛杉磯。”[58]因此，當戈德華特痛斥大政府，或者宣稱“如果告別東海岸，讓它在海裏隨波逐流，美國將變得更加富足”時，人們對此當然是讚賞有加。
西部是各種各樣右派團體的孕育之地。保守派開辦“自由論壇”書店，這些書店裏銷售書名響亮的書籍，如《赤裸裸的共產主義者》（the nakedmunist）、《欺騙大師》（masters of deceit）、《你可以相信共產黨人》（you can trustmunists）［又名《即將成為共產主義者》（to bemunists）］等，這些書與《聖經》、美國國旗擺放在一起銷售。他們競選校董會，為共和黨服務，參加各種私下播放《地圖上的共產主義》munism on the map）和《消除行動》（operation abolition）等影片的反共協會。他們紛紛去聽右派演說家的演講，如來自南加利福尼亞州的牧師羅伯特·舒勒（robert schuller）和來自澳大利亞的世俗傳道者弗雷德·施瓦茨（fred schwarz）。舒勒是一個煽動家，他警告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意味著“徹底摧毀美國的生活方式和真正的民主自由”。施瓦茨則在中途放棄了所從事的醫學工作，全身心投入“基督教反共十字軍”組織（christian antimunism crusade）的管理工作中。施瓦茨還開辦了一所“反共學校”，該校1961年春季一期吸引了多達7000名學生，其中許多學生是經當地校董會允許，放棄自己正常的課業而來到這裏的。[59]
西部保守派人人必讀的一本書是《保守派的良心》。到1964年總統競選時，這部戈德華特的個人宣言已經賣出了350萬本。他寫道：“我對使政府合理化或者提高政府效率不感興趣，因為我的目的是要減小它的規模；我不想提高福利，因為我的建議是要擴展自由；我的目標不是通過法律，而是廢除法律。”戈德華特對現代共和主義核心地區的政府機構膨脹懷抱的敵意比任何人都深。他很高興地呼籲取消普通中產階級的權利，並認為聯邦政府用於國內項目的費用應該每年減少10％並實行統一稅。這對於總統候選人來說是一件非常令人興奮的事情，尤其是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
這一切都在朝裏根主義的方向發展。這個飾演過“吉普”的裏根定期到施瓦茨的反共學校發表演講。他在全國政治舞台的首次冒險，是在1964年的共和黨舊金山大會上提名戈德華特為總統候選人。裏根將這些思想發揚光大。正如喬治·威爾（george will）曾諷刺的，戈德華特終於贏得了總統選舉——那是在1980年。
右派是在戈德華特的旗幟下開始聯合的——盡管肯定是少數派，但卻紀律嚴明、意誌堅定。1960年，尼克森的競選吸引到的個人捐助者不足5萬，1964年，戈德華特的競選吸引到的個人捐助者達6.5萬人。戈德華特的選舉註定失敗，但他的共和黨誌願者卻有390萬，是詹森民主黨誌願者人數的兩倍。[60]在汽車保險杆上張貼支持戈德華特gg的人是支持詹森人數的10倍。支持戈德華特的人有時候會對高層進行審核，就像在1964年的共和黨大會上把納爾遜·洛克菲勒轟下台一樣，但他們是毫不留情地使共和黨向右轉的核心活動的成員。戈德華特加強了保守派基層戰士與保守派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戈德華特的《保守派的良心》是由威廉·巴克利的妹夫布倫特·博澤爾（brent bozell）捉筆代勞的。1964年，戈德華特在共和黨大會上的演講中聲稱“捍衛自由的極端主義噤聲了”，而這次的演講稿是由哈裏·賈菲（harry jaffe）——列奧·史特勞斯的首批信徒之一——撰寫的，後者後來成了新保守派寵愛的哲學家。無論是《國民評論》，還是像拉塞爾·柯克和安·蘭德這樣大相逕庭的保守派，都熱情支持戈德華特成為候選人。威廉·巴魯迪把美國企業研究所變成了戈德華特的智囊團，並說服保守派知識分子投入戈德華特陣營，這些人之中有米爾頓·弗裏德曼﹑羅伯特·博克（robert bork）、威廉·倫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以及名字預兆不祥的沃倫·納特（warren nutte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