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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麥卡錫是愛爾蘭天主教徒，在中西部的一個小農場長大，在密爾沃基（milwaukee）一所名叫馬凱特（marquette）的天主教大學讀書，喜歡拳擊。他是憎惡自由派精英的民粹主義的化身。他的言談像一個碼頭裝卸工，穿著邋遢且貪杯。他替數百萬像他一樣的人表達了憎惡之情，譴責“享有特權、滿是娘娘腔的國務院”，粗暴攻擊迪安·艾奇遜是個手拿花邊手絹、裝腔作勢地用英國腔說話、刻板而“徒有虛名的外交官”，指責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參與了一個驚天大陰謀、是歷史上最聲名狼藉的人”。他對一群記者說：“夥計，如果你反對麥卡錫，那你要麽是共產黨人，要麽是渾蛋。”[15]難怪普雷斯科特·布希覺得有必要給他上上禮儀課。
麥卡錫的擔心並非全無道理。國務院確實存在一些共產黨人。但是他的不修邊幅、恐嚇舉止和日益嚴重的酗酒行為，對他的事業無所裨益。甚至他的得力助手羅伊·科恩（roy cohn）也承認，由於他的“火暴脾氣、單調而威脅人的話語、不苟言笑的神態以及下巴上永遠刮不完的短須”，人們對他避之唯恐不及。到了1955年，麥卡錫已經使右派手中的王牌之一——反共——失去價值，自己也成了自由派長期打擊的靶子。
偏執狂是右派最顯著的失敗，怪癖性則是右派更常見的病症。艾伯特·傑伊·諾克是戰後右派為數不多的重要長者之一，但他卻自稱為貴族。他憎惡“我們的敵人——國家”（他的一篇文章就以此為標題），瞧不起普通老百姓，視自己的保守派知識分子同人為脫離美國主流的“殘渣”。而為了凸顯自己脫離美國主流，他身披花裏胡哨的鬥篷，手拿拐杖，並把自傳取名為《多餘人的記憶》（memoirs of a superfluous man，1943）。他指責自己的祖國奉行劫匪的道德準則，並認為全世界的理想社會存在於比利時。
另一位身披鬥篷的十字軍戰士是安·蘭德（ayn rand）。她是一個俄國流亡貴族，寫過好幾部讚美經濟個人主義的小說，現在是一個受到右派尊敬的人物。她的兩部小說《欲潮》（fountainhead，1943）和《阿特拉斯聳聳肩》（as shrugged，1957）賣出了好幾百萬冊。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艾倫·格林斯潘（n greenspan）一度是她的狂熱愛好者，這也抬高了她的地位。但對許多當代人來說，圍繞在她周圍的一批信徒卻顯得有點古怪。她預言將出現一個綱領要求極低的國家——沒有稅收、沒有任何傳統，尤其是基督教傳統。她身披飄逸的黑鬥篷，由美元符號的金別針扣住，用濃重的俄國口音鼓吹她的“客觀主義”哲學，力勸人們盡可能多地享受性高潮。她向《時代》周刊解釋：“十字架是苦難的象徵，我更喜歡美元符號，因為它是自由貿易的象徵，因而也是自由心靈的象徵。”[16]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的結尾，一個劫後餘生的主人公得到天啟後在空中追逐一個美元符號，以祝福荒無人煙的大地。蘭德堅信，人們有吸菸的責任，因為吸菸代表了人類對火的馴服。出版商在《阿特拉斯聳聳肩》的封麵上畫了一支香菸，上麵飾以浮雕式的小金葉美元符號。1982年，在她的悼念儀式上，人們把一個6英尺高的美元符號放在她棺蓋打開的棺木旁，房間裏縈繞著《通往提伯雷裏的漫漫長路》（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那悠揚的樂聲。[17]
蘭德至少還是著眼於未來，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保守主義的第三個特點則是懷舊症。理察·韋弗（ri插rd weaver）是個南方人，綽號“聖保羅的土地改革者”。他的大部分學術生涯是在芝加哥大學教授英國文學。他迷上了舊南方以及它的封建種植園世界、宗教忠誠和紳士派頭的道德規範。在《港灣的南方傳統》（the southern tradition at bay）一書中（該書作為學術論文成於20世紀40年代，出版於他過世後的1968年），韋弗宣稱，南方是“最後一片沒有西方世界物質文明痕跡的淨土”，是一個“沒有認識到其正義性基礎的正義社會”。他譴責內戰使野蠻的自由市場契約準則流毒整個美國。他最有名的著作《思想產生結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s，1948）開篇即大膽陳述：“這是關於西方分裂的又一部著作。”他認為，自從14世紀末人們放棄對先驗價值的信仰，轉而喜歡上聖方濟各會修士奧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am）的唯名論(2)，西方就走上了一條大錯特錯的道路。
美國最老牌的懷舊症人物要屬拉塞爾·柯克，他企圖為艾森豪時代的美國重新闡釋埃德蒙·伯克的思想。在《保守主義的心靈》（the conservative mind，1953）一書中，柯克認為，美國革命是一項以懷疑人性和崇敬傳統為基礎的保守主義事業。柯克的確得到了《紐約時報》和《時代》周刊的熱情評論，但有徵兆表明，由於受到內心某種邪惡力量的驅使，他使自己從主流社會邊緣化。他生活在密西根州僅有200人的梅科斯塔村（mecosta），稱自己為“殘缺不全的鄉村裏最後一個戴著軟帽的地主”，並把汽車這一美國生活的標記描述成“機械雅各賓”。[18]對於柯克來說，資本主義就好像共產主義的幽靈，“洛克菲勒和馬克思僅僅是同一股社會力量的兩個不同代理而已”。人們隻能在神意許可的固定社會等級裏才能得救。無怪乎有批評家指責柯克，說他說話就像是“一個晚出生了150年並且生錯了國家的人”。[19]
麥卡錫的擔心並非全無道理。國務院確實存在一些共產黨人。但是他的不修邊幅、恐嚇舉止和日益嚴重的酗酒行為，對他的事業無所裨益。甚至他的得力助手羅伊·科恩（roy cohn）也承認，由於他的“火暴脾氣、單調而威脅人的話語、不苟言笑的神態以及下巴上永遠刮不完的短須”，人們對他避之唯恐不及。到了1955年，麥卡錫已經使右派手中的王牌之一——反共——失去價值，自己也成了自由派長期打擊的靶子。
偏執狂是右派最顯著的失敗，怪癖性則是右派更常見的病症。艾伯特·傑伊·諾克是戰後右派為數不多的重要長者之一，但他卻自稱為貴族。他憎惡“我們的敵人——國家”（他的一篇文章就以此為標題），瞧不起普通老百姓，視自己的保守派知識分子同人為脫離美國主流的“殘渣”。而為了凸顯自己脫離美國主流，他身披花裏胡哨的鬥篷，手拿拐杖，並把自傳取名為《多餘人的記憶》（memoirs of a superfluous man，1943）。他指責自己的祖國奉行劫匪的道德準則，並認為全世界的理想社會存在於比利時。
另一位身披鬥篷的十字軍戰士是安·蘭德（ayn rand）。她是一個俄國流亡貴族，寫過好幾部讚美經濟個人主義的小說，現在是一個受到右派尊敬的人物。她的兩部小說《欲潮》（fountainhead，1943）和《阿特拉斯聳聳肩》（as shrugged，1957）賣出了好幾百萬冊。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艾倫·格林斯潘（n greenspan）一度是她的狂熱愛好者，這也抬高了她的地位。但對許多當代人來說，圍繞在她周圍的一批信徒卻顯得有點古怪。她預言將出現一個綱領要求極低的國家——沒有稅收、沒有任何傳統，尤其是基督教傳統。她身披飄逸的黑鬥篷，由美元符號的金別針扣住，用濃重的俄國口音鼓吹她的“客觀主義”哲學，力勸人們盡可能多地享受性高潮。她向《時代》周刊解釋：“十字架是苦難的象徵，我更喜歡美元符號，因為它是自由貿易的象徵，因而也是自由心靈的象徵。”[16]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的結尾，一個劫後餘生的主人公得到天啟後在空中追逐一個美元符號，以祝福荒無人煙的大地。蘭德堅信，人們有吸菸的責任，因為吸菸代表了人類對火的馴服。出版商在《阿特拉斯聳聳肩》的封麵上畫了一支香菸，上麵飾以浮雕式的小金葉美元符號。1982年，在她的悼念儀式上，人們把一個6英尺高的美元符號放在她棺蓋打開的棺木旁，房間裏縈繞著《通往提伯雷裏的漫漫長路》（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那悠揚的樂聲。[17]
蘭德至少還是著眼於未來，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保守主義的第三個特點則是懷舊症。理察·韋弗（ri插rd weaver）是個南方人，綽號“聖保羅的土地改革者”。他的大部分學術生涯是在芝加哥大學教授英國文學。他迷上了舊南方以及它的封建種植園世界、宗教忠誠和紳士派頭的道德規範。在《港灣的南方傳統》（the southern tradition at bay）一書中（該書作為學術論文成於20世紀40年代，出版於他過世後的1968年），韋弗宣稱，南方是“最後一片沒有西方世界物質文明痕跡的淨土”，是一個“沒有認識到其正義性基礎的正義社會”。他譴責內戰使野蠻的自由市場契約準則流毒整個美國。他最有名的著作《思想產生結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s，1948）開篇即大膽陳述：“這是關於西方分裂的又一部著作。”他認為，自從14世紀末人們放棄對先驗價值的信仰，轉而喜歡上聖方濟各會修士奧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am）的唯名論(2)，西方就走上了一條大錯特錯的道路。
美國最老牌的懷舊症人物要屬拉塞爾·柯克，他企圖為艾森豪時代的美國重新闡釋埃德蒙·伯克的思想。在《保守主義的心靈》（the conservative mind，1953）一書中，柯克認為，美國革命是一項以懷疑人性和崇敬傳統為基礎的保守主義事業。柯克的確得到了《紐約時報》和《時代》周刊的熱情評論，但有徵兆表明，由於受到內心某種邪惡力量的驅使，他使自己從主流社會邊緣化。他生活在密西根州僅有200人的梅科斯塔村（mecosta），稱自己為“殘缺不全的鄉村裏最後一個戴著軟帽的地主”，並把汽車這一美國生活的標記描述成“機械雅各賓”。[18]對於柯克來說，資本主義就好像共產主義的幽靈，“洛克菲勒和馬克思僅僅是同一股社會力量的兩個不同代理而已”。人們隻能在神意許可的固定社會等級裏才能得救。無怪乎有批評家指責柯克，說他說話就像是“一個晚出生了150年並且生錯了國家的人”。[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