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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保守主義運動在國會沒有產生太大影響，在知識界呼聲更弱。自由主義者有8份雜誌周刊供他們發表自己的觀點。與此相對，保守主義者隻有一份創辦於1944年的《人類事件》（human events），這份8頁紙的時事通訊，讀者隻有127人。[10]美國的學術界整齊劃一地成為自由主義的天下，以至於當時的一個保守派基金會——威廉·沃爾克基金會（william volker fund）——甚至要僱人去找學者，以勸說他們接受基金會的資助。[11]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有關英美保守主義創業史的作品《保守主義的心靈》（the conservative mind，1953）一書，最初的臨時書名竟是《保守主義的潰敗》（the conservative rout）。
相反，自由主義者認為世界是屬於他們的。萊昂內爾·特裏林（lionel trilling）在《自由主義的想像力》（the liberal imagination，1950）一書中評述道：“自由主義在美國，不僅是主導的知識傳統，而且是唯一的知識傳統。”特裏林承認美國存在保守主義的衝動，但表達出來的並不是完整的思想，而是“狂躁不安的囈語”。[12]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在《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1955）一書中的觀點更加極端。他認為，封建貴族和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的缺乏，意味著美國是世界上最純正的自由社會典範。美國自由主義麵臨的最大難題，就是缺乏一個堅強勇敢的保守主義對手。[13]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那時候還是自由主義陣營的堅定支持者，在《意識形態的終結》（the end of ideology，1960）一書中，他認為左派與右派之間的激烈衝突已經讓位於有關管理技術的冷靜辯論。
由於缺乏內在連貫的保守主義運動，那些不幸飽受萊昂內爾·特裏林譏諷的“保守主義的衝動”的美國人是相當軟弱的群體。他們尤其容易成為偏執狂、怪癖性和懷舊症這三種心智失常的犧牲品。
右派偏執狂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利·詹姆斯·哈吉斯（billy james hargis）牧師一邊乘著專用的灰狗巴士漫遊全國，一邊公然抨擊共產主義和通敵叛國。美國保守主義協會（conservative society of america）的創始人肯特·考特尼（kent courtney）指責巴裏·戈德華特“受到社會主義的毒害”。臭名昭著的重婚者、億萬富翁哈羅德·拉斐特·亨特（haroldfayette hunt）是個石油商人，為右派的事業資助了大量資金。他認為人們的投票權應取決於他們的財富——因此他理應擁有大量選票。在其私人出版的《看不見的政府》（the invisible government）一書中，他警告說，有一個陰謀要“把美國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然後使之成為單一的世界社會主義製度的一部分”。
杜魯門擔任總統時的一個戲劇性事件——阿爾傑·希斯（alger hiss）事件——使得這種妄想症有了極大的進展。這件事證明，保守派可以妄想很多東西。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一群人數不斷增加的、理想幻滅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使得保守派的這一事業得到加強。盡管像作家詹姆斯·伯納姆（james burnham）這樣的改良派托洛茨基分子與哈吉斯、亨特之流大異其趣，但他們也十分關注美國在國內外的需要，以便更強硬地反擊蘇聯的威脅。1948年，《時代》周刊高級編輯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插mbers）——一個憤怒的前共產黨人——告訴眾議院的非美活動委員會（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mittee），他在20世紀30年代接觸過一名國務院的年輕官員，名叫阿爾傑·希斯。盡管這時候希斯剛從國務院卸任，但他是使華盛頓權勢集團增光添彩的要角。他參加過雅爾達會議，現擔任卡內基國際和平捐贈基金（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主席，是喬治敦大學餐會上的常客。希斯立即向法院起訴錢伯斯誹謗。美國的自由主義者齊心協力保護溫文爾雅的希斯，以使他免受居心不良的錢伯斯的傷害。杜魯門總統譴責這一事件是在“轉移視聽”。埃利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堅持認為，希斯一定是加利福尼亞州那個令人厭惡的年輕國會議員理察·尼克森發起的政治迫害的犧牲品。但隨後，錢伯斯令整個國家吃驚不已，他提供文件證明希斯和他曾在20世紀30年代為蘇聯做過間諜。希斯因做偽證接受審判，於1950年1月被判5年監禁。
希斯事件加深了保守派對自由派權勢集團的敵意。華盛頓的上流社會為什麽要反對錢伯斯？為什麽在希斯被宣判有罪以後，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還要說他不會對阿爾傑·希斯的事不聞不問？錢伯斯在他那本殺傷力巨大的《見證》（witness，1952）一書中提出下麵的觀點，這一觀點之後由幾代保守派的“沉默的多數”支持者不斷發展：
希斯案最顯著的特點就是產生了這個國家有歷史記錄以來最令人不安的裂痕，雖然這裂痕未被徹底揭露。這是那些樸素的男男女女，與那些假裝為了他們的利益而行而思而言的人之間的裂痕……這是那些有學識、有權勢、大聲嚷嚷支持那個思想開明者的人，與那些因受閉於支持希斯的精神異常狀態中而撕裂自己心靈的普通人之間的裂痕……[14]
希斯事件為20世紀50年代右派偏執狂的象徵——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提供了舞台。麥卡錫綽號“死亡槍手喬”，從1950年2月他旅行到西維吉尼亞州威林市（wheeling）宣稱掌握了國務院205個共產黨間諜的名單，到1954年12月參議院以2∶1的多數票譴責他的行為，麥卡錫一直是美國政治舞台的中心人物。1946年，就在他40歲生日前夕，麥卡錫當選威斯康星州的聯邦參議員。他贏得了大批追隨者，全國各地自發成立了眾多麥卡錫俱樂部。1952年和1954年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阿德萊·史蒂文森正是傲慢自大的自由主義的化身。他說共和黨一半是艾森豪的支持者，一半是麥卡錫的支持者。這話並不為過。
相反，自由主義者認為世界是屬於他們的。萊昂內爾·特裏林（lionel trilling）在《自由主義的想像力》（the liberal imagination，1950）一書中評述道：“自由主義在美國，不僅是主導的知識傳統，而且是唯一的知識傳統。”特裏林承認美國存在保守主義的衝動，但表達出來的並不是完整的思想，而是“狂躁不安的囈語”。[12]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在《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1955）一書中的觀點更加極端。他認為，封建貴族和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的缺乏，意味著美國是世界上最純正的自由社會典範。美國自由主義麵臨的最大難題，就是缺乏一個堅強勇敢的保守主義對手。[13]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那時候還是自由主義陣營的堅定支持者，在《意識形態的終結》（the end of ideology，1960）一書中，他認為左派與右派之間的激烈衝突已經讓位於有關管理技術的冷靜辯論。
由於缺乏內在連貫的保守主義運動，那些不幸飽受萊昂內爾·特裏林譏諷的“保守主義的衝動”的美國人是相當軟弱的群體。他們尤其容易成為偏執狂、怪癖性和懷舊症這三種心智失常的犧牲品。
右派偏執狂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利·詹姆斯·哈吉斯（billy james hargis）牧師一邊乘著專用的灰狗巴士漫遊全國，一邊公然抨擊共產主義和通敵叛國。美國保守主義協會（conservative society of america）的創始人肯特·考特尼（kent courtney）指責巴裏·戈德華特“受到社會主義的毒害”。臭名昭著的重婚者、億萬富翁哈羅德·拉斐特·亨特（haroldfayette hunt）是個石油商人，為右派的事業資助了大量資金。他認為人們的投票權應取決於他們的財富——因此他理應擁有大量選票。在其私人出版的《看不見的政府》（the invisible government）一書中，他警告說，有一個陰謀要“把美國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然後使之成為單一的世界社會主義製度的一部分”。
杜魯門擔任總統時的一個戲劇性事件——阿爾傑·希斯（alger hiss）事件——使得這種妄想症有了極大的進展。這件事證明，保守派可以妄想很多東西。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一群人數不斷增加的、理想幻滅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使得保守派的這一事業得到加強。盡管像作家詹姆斯·伯納姆（james burnham）這樣的改良派托洛茨基分子與哈吉斯、亨特之流大異其趣，但他們也十分關注美國在國內外的需要，以便更強硬地反擊蘇聯的威脅。1948年，《時代》周刊高級編輯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插mbers）——一個憤怒的前共產黨人——告訴眾議院的非美活動委員會（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mittee），他在20世紀30年代接觸過一名國務院的年輕官員，名叫阿爾傑·希斯。盡管這時候希斯剛從國務院卸任，但他是使華盛頓權勢集團增光添彩的要角。他參加過雅爾達會議，現擔任卡內基國際和平捐贈基金（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主席，是喬治敦大學餐會上的常客。希斯立即向法院起訴錢伯斯誹謗。美國的自由主義者齊心協力保護溫文爾雅的希斯，以使他免受居心不良的錢伯斯的傷害。杜魯門總統譴責這一事件是在“轉移視聽”。埃利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堅持認為，希斯一定是加利福尼亞州那個令人厭惡的年輕國會議員理察·尼克森發起的政治迫害的犧牲品。但隨後，錢伯斯令整個國家吃驚不已，他提供文件證明希斯和他曾在20世紀30年代為蘇聯做過間諜。希斯因做偽證接受審判，於1950年1月被判5年監禁。
希斯事件加深了保守派對自由派權勢集團的敵意。華盛頓的上流社會為什麽要反對錢伯斯？為什麽在希斯被宣判有罪以後，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還要說他不會對阿爾傑·希斯的事不聞不問？錢伯斯在他那本殺傷力巨大的《見證》（witness，1952）一書中提出下麵的觀點，這一觀點之後由幾代保守派的“沉默的多數”支持者不斷發展：
希斯案最顯著的特點就是產生了這個國家有歷史記錄以來最令人不安的裂痕，雖然這裂痕未被徹底揭露。這是那些樸素的男男女女，與那些假裝為了他們的利益而行而思而言的人之間的裂痕……這是那些有學識、有權勢、大聲嚷嚷支持那個思想開明者的人，與那些因受閉於支持希斯的精神異常狀態中而撕裂自己心靈的普通人之間的裂痕……[14]
希斯事件為20世紀50年代右派偏執狂的象徵——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提供了舞台。麥卡錫綽號“死亡槍手喬”，從1950年2月他旅行到西維吉尼亞州威林市（wheeling）宣稱掌握了國務院205個共產黨間諜的名單，到1954年12月參議院以2∶1的多數票譴責他的行為，麥卡錫一直是美國政治舞台的中心人物。1946年，就在他40歲生日前夕，麥卡錫當選威斯康星州的聯邦參議員。他贏得了大批追隨者，全國各地自發成立了眾多麥卡錫俱樂部。1952年和1954年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阿德萊·史蒂文森正是傲慢自大的自由主義的化身。他說共和黨一半是艾森豪的支持者，一半是麥卡錫的支持者。這話並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