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頁
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7)孤星州（lone star state），即德克薩斯州。——譯者注
(8)對美國南方白人略帶打趣的稱呼。——譯者注
第二章
保守主義的潰敗：1952—1964年
我們在接下來的三章中將試圖解答這樣一個問題：共和黨究竟是怎樣發生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化？哪怕是最樂觀的保守主義者也承認，過去50年中右派的崛起和發展，很難說是一帆風順的。其間有過很大的起伏——僅以水門事件和比爾·柯林頓的當政為例——也有過曠日持久的曲折。然而，在此過程中，有三個貫穿始終的不變因素在起作用，即人口統計學、基層戰士和知識分子。
布希家族是到南方和西部尋找發財機會的美國大軍中的一員。人口統計學上的革命性變化，既使美國這個國家得以重塑，也改變了共和黨。陽光地帶不僅以一種更質樸、更銳利的保守主義信條來挑戰東北部的權勢集團，而且也為右派帶來了許多基層戰士。可以粗略地把他們分成兩大類：社會保守派活動分子和反製政府的保守派活動分子。前者中的許多人來自南方，他們所需要的是政治家們為上帝效力；後者中的許多人來自西部，他們隻是希望擺脫華盛頓的幹擾。如果說使南方保守派聚集到一起的旗幟是墮胎問題的話，那麽西部反製政府大軍的出發點則是稅收問題和槍枝問題。在使共和黨發生改變這一點上，知識分子同基層戰士一樣居功甚偉。1952年，保守主義還是美國人生活中的邊緣思想。到20世紀末，保守主義卻成了一部真正的思想百科全書，內容從司法功能主義到流氓國家，可謂無所不包。
艾克(1)時代
1952年，普雷斯科特·布希到華盛頓任參議員的時候，德懷特·艾森豪成為1928年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以來第一位共和黨總統。艾克以55%對45%的明顯優勢擊敗了阿德萊·史蒂文森（ai stevenson），並且帶領共和黨贏得國會兩院的多數黨地位——盡管共和黨在參議院的多數黨地位有賴於副總統那打破僵局的一票。艾克有很高的個人聲望，他率領盟軍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
然而，這個共和黨的凱撒並不是保守派的黨棍。艾克把所有的精力都耗在處理聯邦政府的事務上，因此沒有時間來形成激進的意識形態。將軍有時候自稱“進步的共和黨人”，我們不妨稱他為“保守派民主黨人”更恰當。[1]事實上，1952年，民主黨曾在他接受共和黨的提名之前，懇請他代表民主黨參選總統。1956年，艾森豪再次輕鬆地戰勝了史蒂文森，當時有個記者甚至宣揚這樣一種主張，即由兩黨共同提名他為總統候選人。艾森豪隻是因為個人關係而選擇了共和黨。新任民主黨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林登·詹森稱讚艾森豪的就職演說為“這20年來對民主黨綱領的一個很好的聲明”。[2]
對外，艾克支持對紅色威脅進行遏製，而不是將它擊退；對內，他既不打算廢除“新政”（the new deal），也不打算減少稅負。他宣稱：“聯邦政府的逐步擴大”是“以犧牲國家的快速增長為代價的”。[3]他寫信給比自己更保守的兄弟埃德加時說：“如果有哪個黨膽敢廢除社會安全保障、勞動法和農業計劃，那就別指望在政治史上再次聽到它的聲音。”他爭辯道，支持這種政策的共和黨人少之又少，並且這些政策“愚不可及”。[4]他向國會提交的首份施政報告是要求建立一個衛生、教育和福利部。[5]當衛生、教育和福利部的第一任部長奧維塔·卡爾普·霍比（oveta culp hobby）公開她削減學校支出的計劃時，艾森豪的話卻使她左右為難。他說：“我對削減教育經費的想法感到吃驚。所有自由派人士都不會同意這種做法，包括我自己。”[6]
如果艾森豪有自己的哲學，那就是他的管理主義哲學。他因在歐洲協調了盟軍的關係而聲名鵲起。他喜歡和商界打交道。他任命通用汽車公司主席查爾斯·威爾遜（插rles wilson）為國防部部長，從而引發人們諷刺他以汽車商（car dealers）代替了“新政”擁護者（new dealers）。[7]人們看不出這些來自公司的官員有什麽理由要搗亂。1928年赫伯特·胡佛當選總統以來，聯邦政府雇員由63萬人膨脹到250萬人，而年度聯邦預算則由39億美元上升到662億美元，[8]但汽車商似乎並不擔心聯邦政府人員和預算的增加。
艾森豪也歡迎那些在民主黨裏供職過的自由派權勢人物加入內閣。亨利·卡伯特·洛奇是“波士頓貴族社”（boston brahmin）的典型成員，他擔任艾克的總統競選主管，隨後出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一職。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對北約、外援和國際主義堅信不疑。
艾森豪有資本怠慢右派，因為他並不擔心右派的回擊。在共和黨內部，環繞艾克的“杜威式共和黨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策略性地戰勝了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robert taft）領導的“塔夫脫式共和黨人”。眾所周知，塔夫脫喜歡別人叫他“共和黨先生”，他一直毫不妥協地批評“新政”和北約。1949年，塔夫脫抱怨道：“我們已經悄然滑向了幹涉他國事務的道路，並且不知不覺地傾向於認為我們是半個上帝和聖誕老人，可以解決世界上的種種問題。”[9]而得名於紐約的貴族州長托馬斯·杜威（thomas dewey）是溫和派共和黨人，對內接受了“新政”，對外則贊成國際主義。盡管塔夫脫在國會有其影響力，但在1940年至1960年間，杜威式共和黨人還是贏得了本黨所有的總統候選人提名，成為美國最大州（包括賓夕法尼亞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州長，控製了共和黨主要的輿論機構，如《時代》周刊、《生活》周刊和《紐約先驅論壇報》。“共和黨先生”在艾森豪總統任期的第一年過世，溫和派共和黨人似乎贏得了徹底的勝利。
(8)對美國南方白人略帶打趣的稱呼。——譯者注
第二章
保守主義的潰敗：1952—1964年
我們在接下來的三章中將試圖解答這樣一個問題：共和黨究竟是怎樣發生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化？哪怕是最樂觀的保守主義者也承認，過去50年中右派的崛起和發展，很難說是一帆風順的。其間有過很大的起伏——僅以水門事件和比爾·柯林頓的當政為例——也有過曠日持久的曲折。然而，在此過程中，有三個貫穿始終的不變因素在起作用，即人口統計學、基層戰士和知識分子。
布希家族是到南方和西部尋找發財機會的美國大軍中的一員。人口統計學上的革命性變化，既使美國這個國家得以重塑，也改變了共和黨。陽光地帶不僅以一種更質樸、更銳利的保守主義信條來挑戰東北部的權勢集團，而且也為右派帶來了許多基層戰士。可以粗略地把他們分成兩大類：社會保守派活動分子和反製政府的保守派活動分子。前者中的許多人來自南方，他們所需要的是政治家們為上帝效力；後者中的許多人來自西部，他們隻是希望擺脫華盛頓的幹擾。如果說使南方保守派聚集到一起的旗幟是墮胎問題的話，那麽西部反製政府大軍的出發點則是稅收問題和槍枝問題。在使共和黨發生改變這一點上，知識分子同基層戰士一樣居功甚偉。1952年，保守主義還是美國人生活中的邊緣思想。到20世紀末，保守主義卻成了一部真正的思想百科全書，內容從司法功能主義到流氓國家，可謂無所不包。
艾克(1)時代
1952年，普雷斯科特·布希到華盛頓任參議員的時候，德懷特·艾森豪成為1928年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以來第一位共和黨總統。艾克以55%對45%的明顯優勢擊敗了阿德萊·史蒂文森（ai stevenson），並且帶領共和黨贏得國會兩院的多數黨地位——盡管共和黨在參議院的多數黨地位有賴於副總統那打破僵局的一票。艾克有很高的個人聲望，他率領盟軍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
然而，這個共和黨的凱撒並不是保守派的黨棍。艾克把所有的精力都耗在處理聯邦政府的事務上，因此沒有時間來形成激進的意識形態。將軍有時候自稱“進步的共和黨人”，我們不妨稱他為“保守派民主黨人”更恰當。[1]事實上，1952年，民主黨曾在他接受共和黨的提名之前，懇請他代表民主黨參選總統。1956年，艾森豪再次輕鬆地戰勝了史蒂文森，當時有個記者甚至宣揚這樣一種主張，即由兩黨共同提名他為總統候選人。艾森豪隻是因為個人關係而選擇了共和黨。新任民主黨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林登·詹森稱讚艾森豪的就職演說為“這20年來對民主黨綱領的一個很好的聲明”。[2]
對外，艾克支持對紅色威脅進行遏製，而不是將它擊退；對內，他既不打算廢除“新政”（the new deal），也不打算減少稅負。他宣稱：“聯邦政府的逐步擴大”是“以犧牲國家的快速增長為代價的”。[3]他寫信給比自己更保守的兄弟埃德加時說：“如果有哪個黨膽敢廢除社會安全保障、勞動法和農業計劃，那就別指望在政治史上再次聽到它的聲音。”他爭辯道，支持這種政策的共和黨人少之又少，並且這些政策“愚不可及”。[4]他向國會提交的首份施政報告是要求建立一個衛生、教育和福利部。[5]當衛生、教育和福利部的第一任部長奧維塔·卡爾普·霍比（oveta culp hobby）公開她削減學校支出的計劃時，艾森豪的話卻使她左右為難。他說：“我對削減教育經費的想法感到吃驚。所有自由派人士都不會同意這種做法，包括我自己。”[6]
如果艾森豪有自己的哲學，那就是他的管理主義哲學。他因在歐洲協調了盟軍的關係而聲名鵲起。他喜歡和商界打交道。他任命通用汽車公司主席查爾斯·威爾遜（插rles wilson）為國防部部長，從而引發人們諷刺他以汽車商（car dealers）代替了“新政”擁護者（new dealers）。[7]人們看不出這些來自公司的官員有什麽理由要搗亂。1928年赫伯特·胡佛當選總統以來，聯邦政府雇員由63萬人膨脹到250萬人，而年度聯邦預算則由39億美元上升到662億美元，[8]但汽車商似乎並不擔心聯邦政府人員和預算的增加。
艾森豪也歡迎那些在民主黨裏供職過的自由派權勢人物加入內閣。亨利·卡伯特·洛奇是“波士頓貴族社”（boston brahmin）的典型成員，他擔任艾克的總統競選主管，隨後出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一職。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對北約、外援和國際主義堅信不疑。
艾森豪有資本怠慢右派，因為他並不擔心右派的回擊。在共和黨內部，環繞艾克的“杜威式共和黨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策略性地戰勝了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robert taft）領導的“塔夫脫式共和黨人”。眾所周知，塔夫脫喜歡別人叫他“共和黨先生”，他一直毫不妥協地批評“新政”和北約。1949年，塔夫脫抱怨道：“我們已經悄然滑向了幹涉他國事務的道路，並且不知不覺地傾向於認為我們是半個上帝和聖誕老人，可以解決世界上的種種問題。”[9]而得名於紐約的貴族州長托馬斯·杜威（thomas dewey）是溫和派共和黨人，對內接受了“新政”，對外則贊成國際主義。盡管塔夫脫在國會有其影響力，但在1940年至1960年間，杜威式共和黨人還是贏得了本黨所有的總統候選人提名，成為美國最大州（包括賓夕法尼亞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州長，控製了共和黨主要的輿論機構，如《時代》周刊、《生活》周刊和《紐約先驅論壇報》。“共和黨先生”在艾森豪總統任期的第一年過世，溫和派共和黨人似乎贏得了徹底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