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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種活力解釋了為什麽身著仿製牛仔衣褲﹑年輕聰明的姑娘希拉蕊·羅德姆（hiry rodham），在1964年時會徹底支持戈德華特。但是，當她離開芝加哥郊區的家前往威斯利女子學院（wellesley college）讀書時，現代保守美國的另一個催生因素——民主黨的激進化——卻成了她所擁抱的事業。詹森曾預言，他簽署1964年的《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等於是“將南方放棄50年”，這種說法雖然很準確，但這種現象不僅僅是針對南方的種族主義而言的。南方的白人當然是與共和黨站在一起，可南方其他的藍領工人也因為民主黨的突然向左轉而大為惱怒。“偉大社會計劃”並沒能兌現諾言。就像羅納德·裏根（ronald reagan）指出的那樣，“自由派與貧困做鬥爭，而獲勝者卻是貧困”。
1964年的小小一夥“戈德華特式民主黨人”擴大為1972年有一定規模的“尼克森式民主黨人”，到1980年更是成為一支“裏根式民主黨人”大軍。一度以東北部的溫文爾雅為特點的共和黨，由此開始擁有更銳利的意識形態武器和南方式的火烈風味這兩個特點。陽光地帶的共和黨人贏得了過去10次總統選舉中的7次，其中有兩個加利福尼亞人（尼克森和裏根）和兩個德克薩斯人（布希父子）。美國保守派聯盟（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曾就國會眾議員對保守派事業的忠誠度而對他們的投票記錄進行追蹤，結果發現，1972年眾議院共和黨議員的忠誠度平均是63%，而2002年則高達91%（參見附錄）。
確實，同時期的民主黨人向左靠了，國會民主黨眾議員對保守派事業的忠誠度，由1972年的32%下降到2002年的13%。但那是由不公正的選區劃分和南方民主黨人的損失這兩個因素造成的，前一個因素使民主黨的安全席次得以增加。眾議院同期的保守派議員比例，由1972年的45%增加到2002年的53%。如果在總統選舉中民主黨要贏得勝利，那它就至少要借用一些右派的評判價值。比爾·柯林頓自己就成了一個陽光地帶式的保守派。他不僅贊成死刑，而且在1992年的總統競選期間，還回到阿肯色州主持對患有心理疾病的黑人裏基·雷·雷克托（ricky ray rector）執行死刑。這位自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no roosevelt）以來最成功的民主黨政治家，竟然宣稱“我們熟悉的福利結束了”“大政府結束了”。今天，即使是在阿拉斯加，如果一個民主黨的州長候選人強調競選時一定要在手提包裏放把槍也沒有人會覺得奇怪。當眺望大西洋彼岸以尋找靈感時，如今，右派美國的領袖們把“老歐洲”看成一個需要躲避的汙水坑。
不一樣的保守主義
這本書既是一幅肖像畫，又是一場爭論。這是一幅有關保守的右派美國的肖像畫，這是一場有關這種保守主義如何解釋美國的與眾不同的爭論。美國不僅產生了一場比其他富裕國家都更強大的保守主義運動，而且作為一個整體，美國也是一個更保守的國家。美國人可能想像，他們的政治像所有其他人的政治一樣，具有多樣性。就某種角度而言，情形確實如此。如我們所見，眾議院議長、共和黨人丹尼斯·哈斯泰特（dennis hastert）與眾議院少數黨民主黨領袖南希·佩羅西（nancy pelosi）之間存在巨大的反差，他們代表的選區分別是伊利諾州和舊金山的郊區。但是美國輿論的重心要右傾得多——整個世界都需要弄清楚這意味著什麽。
許多美國人還沒有意識到，他們那種保守主義的標誌有多麽特別。美國的左派，如工會、學術界、公共部門員工等，在海外都能找到其同路人，但達斯廷、毛拉、“關注家庭”組織、憤怒的納稅人以及支持使用武力的槍枝擁有者，則是美國所獨有的。例如，在歐洲幾乎不存在保守性的脫口秀電台，基督教電台也隻有那麽幾個。當被問及國外的類似信條時，許多美國的保守主義者提到了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科羅拉多州頗具雄心的年輕州長比爾·歐文斯（bill owens）認為，“她現在是一個西方的保守主義者”。事實上，相對於美國的保守主義，柴契爾主義遠不是一種持久的現象，也沒有很多道德內容。當柴契爾試圖在1988年蘇格蘭教會的一般性布道會上請求上帝幫助時，她甚至受到了自己支持者的嘲笑。那種情況不會在美國發生。美國有200個基督教電視頻道、1500個基督教電台以及一個高度組織化的基督教右派組織（the christian right）。有時候，南方的宗教狂熱者會提到歐洲的基督教民主黨，殊不知“基督教”這個形容詞是以前傳下來的。我們有個同事最近拜訪某個歐洲國家的基督教民主黨主席時，問了這樣一個問題：“你們黨的基督教特性如何？”他回答：“完全是後基督性（post-christian）的。”
右派的歸屬由價值觀而非階級決定，這一現象非美國莫屬。決定美國白人選民投共和黨票的風向標，是他們上教堂的次數而非其收入的多少。2000年，一星期上教堂超過一次的白人選民中，有79%的人把票投給了布希；而在從不上教堂的白人選民中，投票給他的隻有33%。與此相對照，他在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美國人中，隻贏得了54%的選票。[6]然而，盡管價值觀如此重要，但美國卻根本沒有產生像歐洲那樣仇外的“極右派”。美國能夠與歐洲強硬的右派分子比肩的是帕特·布坎南（pat bu插nan），但是他的政治資本已經不漲反跌。［2000年，舊保守派（布坎南）所起的唯一作用，是其在佛羅裏達的選票同阿爾·戈爾（al gore）的選票看起來十分相像，這種令人困惑的相像選票使得棕櫚灘縣許多上了年紀的人錯把票投給了他，但他並未參加2004年的大選。］在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大多數保守派並不認為外來移民有損美國的民族精神，而是把他們看作這個國家潛在的保守派新兵。
1964年的小小一夥“戈德華特式民主黨人”擴大為1972年有一定規模的“尼克森式民主黨人”，到1980年更是成為一支“裏根式民主黨人”大軍。一度以東北部的溫文爾雅為特點的共和黨，由此開始擁有更銳利的意識形態武器和南方式的火烈風味這兩個特點。陽光地帶的共和黨人贏得了過去10次總統選舉中的7次，其中有兩個加利福尼亞人（尼克森和裏根）和兩個德克薩斯人（布希父子）。美國保守派聯盟（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曾就國會眾議員對保守派事業的忠誠度而對他們的投票記錄進行追蹤，結果發現，1972年眾議院共和黨議員的忠誠度平均是63%，而2002年則高達91%（參見附錄）。
確實，同時期的民主黨人向左靠了，國會民主黨眾議員對保守派事業的忠誠度，由1972年的32%下降到2002年的13%。但那是由不公正的選區劃分和南方民主黨人的損失這兩個因素造成的，前一個因素使民主黨的安全席次得以增加。眾議院同期的保守派議員比例，由1972年的45%增加到2002年的53%。如果在總統選舉中民主黨要贏得勝利，那它就至少要借用一些右派的評判價值。比爾·柯林頓自己就成了一個陽光地帶式的保守派。他不僅贊成死刑，而且在1992年的總統競選期間，還回到阿肯色州主持對患有心理疾病的黑人裏基·雷·雷克托（ricky ray rector）執行死刑。這位自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no roosevelt）以來最成功的民主黨政治家，竟然宣稱“我們熟悉的福利結束了”“大政府結束了”。今天，即使是在阿拉斯加，如果一個民主黨的州長候選人強調競選時一定要在手提包裏放把槍也沒有人會覺得奇怪。當眺望大西洋彼岸以尋找靈感時，如今，右派美國的領袖們把“老歐洲”看成一個需要躲避的汙水坑。
不一樣的保守主義
這本書既是一幅肖像畫，又是一場爭論。這是一幅有關保守的右派美國的肖像畫，這是一場有關這種保守主義如何解釋美國的與眾不同的爭論。美國不僅產生了一場比其他富裕國家都更強大的保守主義運動，而且作為一個整體，美國也是一個更保守的國家。美國人可能想像，他們的政治像所有其他人的政治一樣，具有多樣性。就某種角度而言，情形確實如此。如我們所見，眾議院議長、共和黨人丹尼斯·哈斯泰特（dennis hastert）與眾議院少數黨民主黨領袖南希·佩羅西（nancy pelosi）之間存在巨大的反差，他們代表的選區分別是伊利諾州和舊金山的郊區。但是美國輿論的重心要右傾得多——整個世界都需要弄清楚這意味著什麽。
許多美國人還沒有意識到，他們那種保守主義的標誌有多麽特別。美國的左派，如工會、學術界、公共部門員工等，在海外都能找到其同路人，但達斯廷、毛拉、“關注家庭”組織、憤怒的納稅人以及支持使用武力的槍枝擁有者，則是美國所獨有的。例如，在歐洲幾乎不存在保守性的脫口秀電台，基督教電台也隻有那麽幾個。當被問及國外的類似信條時，許多美國的保守主義者提到了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科羅拉多州頗具雄心的年輕州長比爾·歐文斯（bill owens）認為，“她現在是一個西方的保守主義者”。事實上，相對於美國的保守主義，柴契爾主義遠不是一種持久的現象，也沒有很多道德內容。當柴契爾試圖在1988年蘇格蘭教會的一般性布道會上請求上帝幫助時，她甚至受到了自己支持者的嘲笑。那種情況不會在美國發生。美國有200個基督教電視頻道、1500個基督教電台以及一個高度組織化的基督教右派組織（the christian right）。有時候，南方的宗教狂熱者會提到歐洲的基督教民主黨，殊不知“基督教”這個形容詞是以前傳下來的。我們有個同事最近拜訪某個歐洲國家的基督教民主黨主席時，問了這樣一個問題：“你們黨的基督教特性如何？”他回答：“完全是後基督性（post-christian）的。”
右派的歸屬由價值觀而非階級決定，這一現象非美國莫屬。決定美國白人選民投共和黨票的風向標，是他們上教堂的次數而非其收入的多少。2000年，一星期上教堂超過一次的白人選民中，有79%的人把票投給了布希；而在從不上教堂的白人選民中，投票給他的隻有33%。與此相對照，他在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美國人中，隻贏得了54%的選票。[6]然而，盡管價值觀如此重要，但美國卻根本沒有產生像歐洲那樣仇外的“極右派”。美國能夠與歐洲強硬的右派分子比肩的是帕特·布坎南（pat bu插nan），但是他的政治資本已經不漲反跌。［2000年，舊保守派（布坎南）所起的唯一作用，是其在佛羅裏達的選票同阿爾·戈爾（al gore）的選票看起來十分相像，這種令人困惑的相像選票使得棕櫚灘縣許多上了年紀的人錯把票投給了他，但他並未參加2004年的大選。］在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大多數保守派並不認為外來移民有損美國的民族精神，而是把他們看作這個國家潛在的保守派新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