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0頁
我讓歷史拐個彎之明劫 作者：可可阿裏01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宋元戰爭中，成都城是蒙古軍最先攻取的目標，早就被焚毀一空。雖然南宋四川製置使陳隆之曾經於淳祐元年(1241)春，在成都、漢州(今德陽廣漢市)舊城的基礎上，“復立其城”，但很快又遭破陷。鑑於在蒙古鐵騎的衝擊麵前，川西平原無險可守，南宋不得不放棄包括成都在內的平原郡邑，設在成都的軍政機構也相繼搬遷到金堂雲頂山上築城拒守。在成都城被宋軍放棄十餘年後，蒙古軍於1257年進駐成都平原，重興修葺宋軍廢棄的成都城的“樓堞隍塹”，由此奠定了元一代蒙古統治成都的城防基礎。其後，駐守嘉定(今樂山市)的宋軍溯泯江而上，奔襲成都，曾經抵達東郊沙坎(今沙河堡)，攻入成都外城，元軍失備，退保子城。可見當時處在軍事拉鋸之中的成都，蒙古人也是無暇修築城隍的。洪武四年(1371)六月，大夏政權覆滅。七月，曹國公李文忠奉明太祖之令入蜀，撫綏軍民，修築成都新城。十月，平定川蜀各地，“築成都新城”，並派兵駐守“諸郡要害”。由李文忠等新築的“成都新城”，即明代成都府城，“成都府城，與省會同”，故亦稱省會。由於成都府城歷經宋、元、明夏戰亂，城垣官署早已倒塌焚毀，到了明朝一統天下，已經到了重新修築的時候了。從明初洪武年間增築成都大城開始，成都城曾經歷過多次浚修:洪武二十二年(1389)藍玉在成都練兵時，曾“復督修城池”。宣德三年(1428年)都督陳懷“復浚池隍，至今賴焉。”嘉靖二十二年(1541)，“奏準包砌以石，設四門如磚城製”。其中，以都指揮趙清“甃以磚石”、都督陳懷復浚城隍這一次最為關鍵，“至今賴焉”。【註：引自《明代成都城郭營造與城市布局》陳世鬆】
明代中葉以後，商品經濟逐漸恢復發展，與此相適應，城市形態、功能上日漸完善，城市的社會生活不斷豐富起來。正是這些因素的互相影響，使得這一時期成都的城市風貌與社會生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中國古代城池是封建中央集權政治間架性設計的主要因素之一，它是皇權對地方統治的象徵，體現著行政等級設置與禮儀規製。明代城池的規模與等級都有較為嚴格的製度規定。從一開始成都城就是按照省會城市和四川第一府城來設計營造的。
我國古代城池的建造方法，均以土為主，採用夯土修築城牆，也用夯土版築的方法進行施工。從漢代開始，各地也有用磚砌城牆的做法，磚也是用土做牆心，然後經過焙燒而成。這種磚城牆，實際上是在土牆外包砌一層磚，故稱“磚砌****”。成都城之有磚砌城牆，始於唐代高駢。不過那個時代，磚城尚不發達，僅僅在個別地方有個別城牆做成磚牆。到了明代，國力強盛，經濟及手工業迅速發展，製磚技術達到一定水平，因而燒磚業得到較大發展，所以在全國範圍內大量建磚城牆，即內外用青磚進行****，使明代磚城牆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今天，我們在各地所能見到的以及所知道的磚砌城牆基本上都是明代的。
明初成都的修築，一方麵是出於軍事上防守要害的需要，另一方麵也是為了適應大明王朝統治四川，顯示封建皇朝的威儀。正如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十八年(1358)諭蜀景川侯曹震所說:“蜀之為邦，在西南一隅，羌戎所瞻仰，非壯麗無以示威儀”。天啟《成都府誌》載有兩幅地圖:一幅是“成都府治圖”，另一幅是“府治三衢九陌宮室圖”。它們為今天再現當年成都大城的修建提供了直觀形象的依據。圖中形象地繪出了用城牆連接起來的城門與城樓。四座高聳的城樓，城樓上插有一麵大旗;在月城的空間，各繪有一座小廟:東門是五顯廟、南門是關王廟、西門是溫帥廟、北門是玄壇廟。這些設置將成都城牆的防守功能和王朝威嚴的形象展示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凸顯出皇權高高在上的政治象徵意義。
在明初成都、重慶修建城池之後，除個別要害地方屯兵之外，各地郡邑城池並沒有立刻模仿增築。但到了明代中期，各郡邑的守臣無不把修築城池作為該縣的頭等大事來抓。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是鑑於明代中期四川境內頻繁發生大規模農民起義，統治階級意識到非軍事要害的一般郡邑也必須加強築城。尤其是正德年間持續六年之久的鄢本恕、廖惠農民大起義爆發之後，各郡邑更加清醒地認識到有城不備的危害性，以及築城設防的重要性。
在明代成都府林立的官署衙門中，最顯赫的是居於城中心位置的蜀王府。這是蜀藩王居住的地方，是一座城中之城。在它的四周，分布若幹座郡王府第，其中被標誌出來的有:南川王府、慶符王府、德陽王府、太平王府、富順王府等。其後依次是四川布政使司、都司、按察司、長使司、提學道台、察院、茶局司、稅課司等衙門。再下來是象徵國家****的軍隊———都指揮使司及其所屬的前衛、左護衛、右護衛、中衛、寧川衛等衛所。最後是成都府、華陽縣、成都縣的府衙等等。其布局情況大略是:城中蜀王府居於成都城市的中心，其東為歷代宮殿故址;城北府縣治所，多因襲宋代故基，變遷不大;布政司亦設在城北府署之後，原為漢昭烈稱帝故址。唯巡撫、都司以及按察使司為新設立的官署，故擺布在城東，此為當時高級官署移設東城之始。歷代成都城市布局，軍政官署多集中在城北，從明代開始，高級官署逐漸向東擴展，受其影響，至清代遂集中於城東，圍繞督院街向四周展布，這是從明代開始的政治生態布局的一大新變化。由於上述省級行政、監察、軍事機構的主要官署，大多建於明軍平定四川之初，當時無論經濟還是社會人心都尚待安定，這些情況決定了這些公署主要講求實用，還無暇追求宏麗。
明代中葉以後，商品經濟逐漸恢復發展，與此相適應，城市形態、功能上日漸完善，城市的社會生活不斷豐富起來。正是這些因素的互相影響，使得這一時期成都的城市風貌與社會生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中國古代城池是封建中央集權政治間架性設計的主要因素之一，它是皇權對地方統治的象徵，體現著行政等級設置與禮儀規製。明代城池的規模與等級都有較為嚴格的製度規定。從一開始成都城就是按照省會城市和四川第一府城來設計營造的。
我國古代城池的建造方法，均以土為主，採用夯土修築城牆，也用夯土版築的方法進行施工。從漢代開始，各地也有用磚砌城牆的做法，磚也是用土做牆心，然後經過焙燒而成。這種磚城牆，實際上是在土牆外包砌一層磚，故稱“磚砌****”。成都城之有磚砌城牆，始於唐代高駢。不過那個時代，磚城尚不發達，僅僅在個別地方有個別城牆做成磚牆。到了明代，國力強盛，經濟及手工業迅速發展，製磚技術達到一定水平，因而燒磚業得到較大發展，所以在全國範圍內大量建磚城牆，即內外用青磚進行****，使明代磚城牆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今天，我們在各地所能見到的以及所知道的磚砌城牆基本上都是明代的。
明初成都的修築，一方麵是出於軍事上防守要害的需要，另一方麵也是為了適應大明王朝統治四川，顯示封建皇朝的威儀。正如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十八年(1358)諭蜀景川侯曹震所說:“蜀之為邦，在西南一隅，羌戎所瞻仰，非壯麗無以示威儀”。天啟《成都府誌》載有兩幅地圖:一幅是“成都府治圖”，另一幅是“府治三衢九陌宮室圖”。它們為今天再現當年成都大城的修建提供了直觀形象的依據。圖中形象地繪出了用城牆連接起來的城門與城樓。四座高聳的城樓，城樓上插有一麵大旗;在月城的空間，各繪有一座小廟:東門是五顯廟、南門是關王廟、西門是溫帥廟、北門是玄壇廟。這些設置將成都城牆的防守功能和王朝威嚴的形象展示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凸顯出皇權高高在上的政治象徵意義。
在明初成都、重慶修建城池之後，除個別要害地方屯兵之外，各地郡邑城池並沒有立刻模仿增築。但到了明代中期，各郡邑的守臣無不把修築城池作為該縣的頭等大事來抓。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是鑑於明代中期四川境內頻繁發生大規模農民起義，統治階級意識到非軍事要害的一般郡邑也必須加強築城。尤其是正德年間持續六年之久的鄢本恕、廖惠農民大起義爆發之後，各郡邑更加清醒地認識到有城不備的危害性，以及築城設防的重要性。
在明代成都府林立的官署衙門中，最顯赫的是居於城中心位置的蜀王府。這是蜀藩王居住的地方，是一座城中之城。在它的四周，分布若幹座郡王府第，其中被標誌出來的有:南川王府、慶符王府、德陽王府、太平王府、富順王府等。其後依次是四川布政使司、都司、按察司、長使司、提學道台、察院、茶局司、稅課司等衙門。再下來是象徵國家****的軍隊———都指揮使司及其所屬的前衛、左護衛、右護衛、中衛、寧川衛等衛所。最後是成都府、華陽縣、成都縣的府衙等等。其布局情況大略是:城中蜀王府居於成都城市的中心，其東為歷代宮殿故址;城北府縣治所，多因襲宋代故基，變遷不大;布政司亦設在城北府署之後，原為漢昭烈稱帝故址。唯巡撫、都司以及按察使司為新設立的官署，故擺布在城東，此為當時高級官署移設東城之始。歷代成都城市布局，軍政官署多集中在城北，從明代開始，高級官署逐漸向東擴展，受其影響，至清代遂集中於城東，圍繞督院街向四周展布，這是從明代開始的政治生態布局的一大新變化。由於上述省級行政、監察、軍事機構的主要官署，大多建於明軍平定四川之初，當時無論經濟還是社會人心都尚待安定，這些情況決定了這些公署主要講求實用，還無暇追求宏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