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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讓歷史拐個彎之明劫 作者：可可阿裏01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正文 第299章 官署
第二百九十八章官署
承宣布政使布政司，即四川藩署，在城西北隅五擔山南麓，即今成都軍區內。提刑按察使司，在“東門內正街”，即今春熙南路。都指揮使司，在“東門內正街”，即今城守東大街。清軍察院，即清軍禦史署，在大城東門正街，即今上中東大街。巡撫督察院，在按察使前街，即今督院街。總兵府，在都指揮司後麵，約今總府街或提督街。四川巡撫，是兼兵部右侍郎和都察院副都禦史的虛銜，故又稱部院、都督，其辦公地點稱“將軍衙門”，今仍有街道名“將軍衙門”，即今人民公園西側。成都縣署，明人何宇度《益部談資》稱:“揚雄舊宅，在府治西，成都縣治，其舊址也。今藩司前有墨池、草玄亭在焉。”正府街西側的署前街，相傳為揚雄故居，即今青羊區教育局教研室所在地。成都府學，在省治南，即文翁石室及周公禮殿遺址，今為石室中學。中國古代地方官衙的建築格局到明代發生了一個顯著的變化，這就是明初太祖頒行了地方衙署建設應遵循的“範式”。這一規製與前朝的主要不同在於“府官居地及各吏舍皆置其中”。按照規定，有司官吏必須居於官府公廨，不許雜處民間。從文獻記載來看，許多在明初新修或重修的衙署的格局的確遵循了新的規製，但有些地方限於經濟條件或歷史格局的影響，並不完全符合新的規製，比如在一些地方吏舍並未被納入到縣衙之中。明代成都府、縣衙門大多建於明初洪武時期，應該說都是基本遵從這一營造規製的。
成都府的宗教和教化性公共建築十分顯眼，占據了官署以外的其餘空間。本來，明代成都就是一座宮觀寺廟規模不減兩都(南京、北京)的城市。據何宇度《益部談資》載，“仙宮佛院，成都頗盛。半創自蜀藩獻王時。既累代藩封，又中貴從而增益之。殿宇廊廡，華麗高敞。觀如玄天、雲台；寺如昭覺、金像、淨居、淨因(俗名萬福)、金沙;廟如昭烈祠;宮如青羊宮。俱不減兩都規模，足供遊眺。”
在天啟《成都府誌》的輿圖內，反映宗教性質的建築，有祭祀正統宗教佛、道二教的，如昭覺寺、大慈寺、金像寺、金沙寺、金繩寺、西蓮寺、白馬寺、梵安寺、正法寺、萬壽寺、青羊宮、真武宮、重陽觀、寶光寺、白雲庵等;有供奉俗神的，如城隍廟、南瀆廟、五顯廟、火神廟、關王廟、溫帥廟、玄壇廟、老鬼廟、八蠟廟等;有祭祀聖賢的，如禹王廟、諸葛祠、武侯祠、射洪祠、鄉賢名宦祠、六賢祠、趙公祠、喬公祠、大儒祠、潛溪祠、文昌祠等。
值得注意的是，這之中並不包括未經批準的“淫祠淫祀”在內，供奉的都是官方批準的神明聖賢。這些祭祀供奉神靈的場所，在當時的官員、士紳，以及繪製輿圖人士的眼中，和公廨衙署一樣，也算是城市的公共空間。由此可見，輿圖在把官署作為統治機構予以強化的同時，不忘把一座座供奉神靈的祭祀場所標誌得如此顯眼。這種做法，當然與發揮宗教和教化的功能有關，其目的不外乎是想通過陽間與陰間配合，將政治權力與思想教化結合起來，雙管齊下，以實現對這座城市的統治和駕馭。
在後世的成都市各大街道都還仍能看到以各個寺廟命名的街道名稱，可見在古代的成都城市內有多少座宗教廟宇，從側麵也反應了明代時期各個宗教的興旺，以及統治者的手段和目的，盡管如此但保留至今的已十不存一了，最出名的還要數武侯祠和青羊宮以及大慈寺和昭覺寺，另外還有一座寶光寺也是保護得相當好了，甚至經歷過許多的戰火年代也基本完整，最主要的是在寺中還保存了十分繁多的寶貴文物，這給後世的考古工作帶來了無比珍貴的歷史資料啊！
在天啟《成都府誌》的輿圖內，還特意標出了兩類特殊的公共建築，即為備荒而建的倉庫、興辦學校的學府。在城的西南，圖中標有“豐寧倉”一處。按豐寧倉，係指置於成都府的兩座儲備倉庫———廣豐倉與廣寧倉的合稱。明代供應地方藩王宗室的祿米，按例一般在各地的儲備糧倉中撥給。萬曆十四年(1586年)四川撫按官在一份報告中稱:“四川王府祿糧於豐、寧二倉折米，內江、新都二縣存留米內撥給。自(萬曆)十四年為始，另立王糧名色，照數征解聽支，其折鈔分數要將郡王以下舊封者仍折六分，以後新封者遵例止折二分，永為定規。”表明這座地方性的官倉，存米糧甚豐。除了抓“物質食糧”的儲備外，另一方麵，政府還注重“精神食糧”的積蓄。這主要反映在地圖上有關文教等公共建築的標註，共繪有“貢院”、“府學”、“成都學”、“華陽學”、“文昌宮”、“大儒祠”、“六賢祠”等建築。有意思的是，與一般地圖以圖標符號的表示方法不同，在“府治三衢九陌宮室圖”中，還特別以立麵正視圖的方法加以表示。如在學宮中，繪有“櫺星門”、“大成殿”，在“府學”內，繪有“明倫堂”等建築格局。
由於其政府衙門編製眾多就不一一列舉了，這些官署衙門萬俟陽以後都是會有所交集的，所以提出來以便記憶。由於明代設在成都的官署區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北部，特別是西北部，因此，與市民生活關係密切的商業區則主要分布在城市偏東和偏南的區域。明代城區的建置，是裏下有街，街下有坊。
第二百九十八章官署
承宣布政使布政司，即四川藩署，在城西北隅五擔山南麓，即今成都軍區內。提刑按察使司，在“東門內正街”，即今春熙南路。都指揮使司，在“東門內正街”，即今城守東大街。清軍察院，即清軍禦史署，在大城東門正街，即今上中東大街。巡撫督察院，在按察使前街，即今督院街。總兵府，在都指揮司後麵，約今總府街或提督街。四川巡撫，是兼兵部右侍郎和都察院副都禦史的虛銜，故又稱部院、都督，其辦公地點稱“將軍衙門”，今仍有街道名“將軍衙門”，即今人民公園西側。成都縣署，明人何宇度《益部談資》稱:“揚雄舊宅，在府治西，成都縣治，其舊址也。今藩司前有墨池、草玄亭在焉。”正府街西側的署前街，相傳為揚雄故居，即今青羊區教育局教研室所在地。成都府學，在省治南，即文翁石室及周公禮殿遺址，今為石室中學。中國古代地方官衙的建築格局到明代發生了一個顯著的變化，這就是明初太祖頒行了地方衙署建設應遵循的“範式”。這一規製與前朝的主要不同在於“府官居地及各吏舍皆置其中”。按照規定，有司官吏必須居於官府公廨，不許雜處民間。從文獻記載來看，許多在明初新修或重修的衙署的格局的確遵循了新的規製，但有些地方限於經濟條件或歷史格局的影響，並不完全符合新的規製，比如在一些地方吏舍並未被納入到縣衙之中。明代成都府、縣衙門大多建於明初洪武時期，應該說都是基本遵從這一營造規製的。
成都府的宗教和教化性公共建築十分顯眼，占據了官署以外的其餘空間。本來，明代成都就是一座宮觀寺廟規模不減兩都(南京、北京)的城市。據何宇度《益部談資》載，“仙宮佛院，成都頗盛。半創自蜀藩獻王時。既累代藩封，又中貴從而增益之。殿宇廊廡，華麗高敞。觀如玄天、雲台；寺如昭覺、金像、淨居、淨因(俗名萬福)、金沙;廟如昭烈祠;宮如青羊宮。俱不減兩都規模，足供遊眺。”
在天啟《成都府誌》的輿圖內，反映宗教性質的建築，有祭祀正統宗教佛、道二教的，如昭覺寺、大慈寺、金像寺、金沙寺、金繩寺、西蓮寺、白馬寺、梵安寺、正法寺、萬壽寺、青羊宮、真武宮、重陽觀、寶光寺、白雲庵等;有供奉俗神的，如城隍廟、南瀆廟、五顯廟、火神廟、關王廟、溫帥廟、玄壇廟、老鬼廟、八蠟廟等;有祭祀聖賢的，如禹王廟、諸葛祠、武侯祠、射洪祠、鄉賢名宦祠、六賢祠、趙公祠、喬公祠、大儒祠、潛溪祠、文昌祠等。
值得注意的是，這之中並不包括未經批準的“淫祠淫祀”在內，供奉的都是官方批準的神明聖賢。這些祭祀供奉神靈的場所，在當時的官員、士紳，以及繪製輿圖人士的眼中，和公廨衙署一樣，也算是城市的公共空間。由此可見，輿圖在把官署作為統治機構予以強化的同時，不忘把一座座供奉神靈的祭祀場所標誌得如此顯眼。這種做法，當然與發揮宗教和教化的功能有關，其目的不外乎是想通過陽間與陰間配合，將政治權力與思想教化結合起來，雙管齊下，以實現對這座城市的統治和駕馭。
在後世的成都市各大街道都還仍能看到以各個寺廟命名的街道名稱，可見在古代的成都城市內有多少座宗教廟宇，從側麵也反應了明代時期各個宗教的興旺，以及統治者的手段和目的，盡管如此但保留至今的已十不存一了，最出名的還要數武侯祠和青羊宮以及大慈寺和昭覺寺，另外還有一座寶光寺也是保護得相當好了，甚至經歷過許多的戰火年代也基本完整，最主要的是在寺中還保存了十分繁多的寶貴文物，這給後世的考古工作帶來了無比珍貴的歷史資料啊！
在天啟《成都府誌》的輿圖內，還特意標出了兩類特殊的公共建築，即為備荒而建的倉庫、興辦學校的學府。在城的西南，圖中標有“豐寧倉”一處。按豐寧倉，係指置於成都府的兩座儲備倉庫———廣豐倉與廣寧倉的合稱。明代供應地方藩王宗室的祿米，按例一般在各地的儲備糧倉中撥給。萬曆十四年(1586年)四川撫按官在一份報告中稱:“四川王府祿糧於豐、寧二倉折米，內江、新都二縣存留米內撥給。自(萬曆)十四年為始，另立王糧名色，照數征解聽支，其折鈔分數要將郡王以下舊封者仍折六分，以後新封者遵例止折二分，永為定規。”表明這座地方性的官倉，存米糧甚豐。除了抓“物質食糧”的儲備外，另一方麵，政府還注重“精神食糧”的積蓄。這主要反映在地圖上有關文教等公共建築的標註，共繪有“貢院”、“府學”、“成都學”、“華陽學”、“文昌宮”、“大儒祠”、“六賢祠”等建築。有意思的是，與一般地圖以圖標符號的表示方法不同，在“府治三衢九陌宮室圖”中，還特別以立麵正視圖的方法加以表示。如在學宮中，繪有“櫺星門”、“大成殿”，在“府學”內，繪有“明倫堂”等建築格局。
由於其政府衙門編製眾多就不一一列舉了，這些官署衙門萬俟陽以後都是會有所交集的，所以提出來以便記憶。由於明代設在成都的官署區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北部，特別是西北部，因此，與市民生活關係密切的商業區則主要分布在城市偏東和偏南的區域。明代城區的建置，是裏下有街，街下有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