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著手銬和腳鐐的孫國棟從牢房裏走出來。腳鐐上掛著一把50厘米長的大鐵鎖，咣啷咣啷地，每走一步就響一聲。在8個多月裏，他過著非人道的、不斷被野蠻拷打的監獄生活，雙頰的肌肉已經塌陷下去，鬍子亂蓬蓬一團。可是，他的腳步雖蹣跚，但從容不迫，沒有一點兒恐懼與猶豫的樣子。他的目光如晴空一般深邃，射出鎮定的目光。
看守們便一起拉住孫國棟，他昂首直立的身軀晃動了一下，用那雙燃燒起憎惡與憤怒火焰的眼睛緊緊盯著我們，然後，從心底裏迸發出一句鏗鏘有力的口號：
“中國共產黨萬歲！”
誰能說得清東北抗聯總共有多少人？
1937年最高潮時是3萬多人，之前還有犧牲的、失蹤的，被打散後找不到隊伍回家的，以及開小差的、投降的、叛變的，之後還有陸續參軍的。
有人認為，從“九一八”事變到“八一五”光復，包括地方黨，東北抗聯的總人數應在5萬左右。
“八一五”前後，從蘇聯陸續回國的，還在國內堅持戰鬥的，包括被關在監獄裏的，已不到千人。
抗聯研究專家馬彥文老先生編輯的《東北抗日聯軍名錄》，包括上述各色人等，共是1200多人。
除去開小差的、投降的、叛變的，很難說出倖存者的比例，留下姓名的約在2%左右。
而無論有名，還是無名，犧牲者絕大多數是1938年後戰死的、餓死的、凍死的。
前麵已經引用過了，1935年（無月日）饒河反日總會追悼烈士的悼文中，追悼者稱自己為“後死的我們”。
沒人說得清這種叫“日本鬼子”的禽獸（我執拗地稱其為“它”、“它們”），在蹬腿挺屍前又殘害了多少愛國誌士，孫國棟毫無疑問是最後一批烈士中的一個。
從東北軍到山林隊，再到抗聯，二十九歲的人生而參加14年抗戰，那是怎樣曲折的經歷，該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壯舉？可就是這樣一位有名者，除了慷慨就義時的情形（而且還是鬼子提供的），我們還知道什麽？
他們不是烈士
著名作家劉白羽在《人民英雄於天放》中寫道：“黑龍江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於天放的。聽說他最近到海倫去了一次，從數十裏外奔來成萬的人來聽他說話；他在北安經常有成群結隊的人來看他，因此他那裏經常擠滿了人；聽說他現在簡直不能出去，到處就會給群眾包圍，群眾簡直著了魔一樣。”
於天放，1908年生於黑龍江省呼蘭縣三道溝，1928年以全省第一名考入清華大學經濟係，1931年入黨。“九一八”事變時差半年就畢業了，和張甲洲回東北拉隊伍抗戰，任巴彥遊擊隊特派員，遊擊隊失敗後到富錦縣立中學當教員、校長。1937年8月任聯軍隨軍學校教育長，之後為11軍1師政治部主任、3路軍6支隊政委、總部特派員兼宣傳科長。
前麵引用過的《張壽籛給負責同誌並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報告》中，說於天放“負責精神不劣，工作積極，遇事沉靜”。
“九一八”事變前後，在北平讀書和流亡北平的東北學生有多少，回東北投入血火抗戰的有多少？而那時一所中學的校長，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和受尊敬的程度，甚至不亞於縣太爺。至於1938年後不斷有人凍餓而死的那種嚴酷的環境，對這位知識分子又是一種怎樣與眾不同的考驗？據說，“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後寒”，這《露營之歌》中最著名的句子，就是出自他的筆下。
1940年10月22日，《於天放談龍江平原遊擊的感想》中說：
我東北抗日部隊自一九三八年受了嚴重損失以來，多數隊伍均在人煙絕無的山嶽地帶遊擊，形成了度命的狀態及吃睡主義的狀況。隊伍在脫離群眾的條件下，隻有減少數量，增多損失的機會，決不會發展的。我們為了蓄積實力，保存與擴大新的力量，非執行平原遊擊的計劃不可。
畏敵怯戰、坐吃山空的“蹲山主義”，在各個時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特別是一些山林隊改編的隊伍。而於天放一貫的主張就是打出去，在戰鬥中求得生存、發展。即便是被俘入獄，也要尋機打出去、衝出去。
他是和孫國棟等人同時被俘的。部隊化整為零，在鄉間發動群眾，組織救國會。他和於蘭閣在綏稜宋萬金屯，杜希剛在北大溝，孫國棟在綏化九井子，還有個新發展的劉祥在依安。出個叛徒夏振華，敵人一齊下手。
在慶安縣關了20多天，又五花大綁押來偽省城北安，關在專門囚禁政治犯的偽警察廳特務分室。外麵的老百姓都吃“滿洲饅頭”，“犯人”就更不用說了。隻是對他卻優待得很，油餅、饅頭，菜裏肉還挺多。他曾想絕食。學生時代看課外書，講革命者在監獄中絕食。再一想，吃它個“滿洲國”，吃飽喝得了好跟鬼子鬥。
不光好吃好喝，各種頭麵人物還常來看望，問寒問暖，有時還把看守訓一頓。這樣持續一個來月，敵人開始用刑了。於天放的體會是：“最好挺的是打手板和鞭背，打了幾下就麻木不覺疼了；電刑過急，一碰就不省人事了，咬咬牙就挺過去了；最難挺的是灌涼水，使你七竅流血，頭髮變紅（由發孔冒血），幾次昏死。”
看守們便一起拉住孫國棟，他昂首直立的身軀晃動了一下，用那雙燃燒起憎惡與憤怒火焰的眼睛緊緊盯著我們，然後，從心底裏迸發出一句鏗鏘有力的口號：
“中國共產黨萬歲！”
誰能說得清東北抗聯總共有多少人？
1937年最高潮時是3萬多人，之前還有犧牲的、失蹤的，被打散後找不到隊伍回家的，以及開小差的、投降的、叛變的，之後還有陸續參軍的。
有人認為，從“九一八”事變到“八一五”光復，包括地方黨，東北抗聯的總人數應在5萬左右。
“八一五”前後，從蘇聯陸續回國的，還在國內堅持戰鬥的，包括被關在監獄裏的，已不到千人。
抗聯研究專家馬彥文老先生編輯的《東北抗日聯軍名錄》，包括上述各色人等，共是1200多人。
除去開小差的、投降的、叛變的，很難說出倖存者的比例，留下姓名的約在2%左右。
而無論有名，還是無名，犧牲者絕大多數是1938年後戰死的、餓死的、凍死的。
前麵已經引用過了，1935年（無月日）饒河反日總會追悼烈士的悼文中，追悼者稱自己為“後死的我們”。
沒人說得清這種叫“日本鬼子”的禽獸（我執拗地稱其為“它”、“它們”），在蹬腿挺屍前又殘害了多少愛國誌士，孫國棟毫無疑問是最後一批烈士中的一個。
從東北軍到山林隊，再到抗聯，二十九歲的人生而參加14年抗戰，那是怎樣曲折的經歷，該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壯舉？可就是這樣一位有名者，除了慷慨就義時的情形（而且還是鬼子提供的），我們還知道什麽？
他們不是烈士
著名作家劉白羽在《人民英雄於天放》中寫道：“黑龍江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於天放的。聽說他最近到海倫去了一次，從數十裏外奔來成萬的人來聽他說話；他在北安經常有成群結隊的人來看他，因此他那裏經常擠滿了人；聽說他現在簡直不能出去，到處就會給群眾包圍，群眾簡直著了魔一樣。”
於天放，1908年生於黑龍江省呼蘭縣三道溝，1928年以全省第一名考入清華大學經濟係，1931年入黨。“九一八”事變時差半年就畢業了，和張甲洲回東北拉隊伍抗戰，任巴彥遊擊隊特派員，遊擊隊失敗後到富錦縣立中學當教員、校長。1937年8月任聯軍隨軍學校教育長，之後為11軍1師政治部主任、3路軍6支隊政委、總部特派員兼宣傳科長。
前麵引用過的《張壽籛給負責同誌並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報告》中，說於天放“負責精神不劣，工作積極，遇事沉靜”。
“九一八”事變前後，在北平讀書和流亡北平的東北學生有多少，回東北投入血火抗戰的有多少？而那時一所中學的校長，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和受尊敬的程度，甚至不亞於縣太爺。至於1938年後不斷有人凍餓而死的那種嚴酷的環境，對這位知識分子又是一種怎樣與眾不同的考驗？據說，“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後寒”，這《露營之歌》中最著名的句子，就是出自他的筆下。
1940年10月22日，《於天放談龍江平原遊擊的感想》中說：
我東北抗日部隊自一九三八年受了嚴重損失以來，多數隊伍均在人煙絕無的山嶽地帶遊擊，形成了度命的狀態及吃睡主義的狀況。隊伍在脫離群眾的條件下，隻有減少數量，增多損失的機會，決不會發展的。我們為了蓄積實力，保存與擴大新的力量，非執行平原遊擊的計劃不可。
畏敵怯戰、坐吃山空的“蹲山主義”，在各個時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特別是一些山林隊改編的隊伍。而於天放一貫的主張就是打出去，在戰鬥中求得生存、發展。即便是被俘入獄，也要尋機打出去、衝出去。
他是和孫國棟等人同時被俘的。部隊化整為零，在鄉間發動群眾，組織救國會。他和於蘭閣在綏稜宋萬金屯，杜希剛在北大溝，孫國棟在綏化九井子，還有個新發展的劉祥在依安。出個叛徒夏振華，敵人一齊下手。
在慶安縣關了20多天，又五花大綁押來偽省城北安，關在專門囚禁政治犯的偽警察廳特務分室。外麵的老百姓都吃“滿洲饅頭”，“犯人”就更不用說了。隻是對他卻優待得很，油餅、饅頭，菜裏肉還挺多。他曾想絕食。學生時代看課外書，講革命者在監獄中絕食。再一想，吃它個“滿洲國”，吃飽喝得了好跟鬼子鬥。
不光好吃好喝，各種頭麵人物還常來看望，問寒問暖，有時還把看守訓一頓。這樣持續一個來月，敵人開始用刑了。於天放的體會是：“最好挺的是打手板和鞭背，打了幾下就麻木不覺疼了；電刑過急，一碰就不省人事了，咬咬牙就挺過去了；最難挺的是灌涼水，使你七竅流血，頭髮變紅（由發孔冒血），幾次昏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