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特務分室是座秘密監獄，不知關押過多少愛國誌士。於天放後來得知，12支隊長樸吉鬆，1943年在慶安縣福合隆屯戰鬥中負傷被俘，被殺害前就關在關押他的第二監室。
他開始謀劃越獄。
他是夜裏被押來北安的，蒙著眼睛。之前常在北安周圍活動，還派人進來偵察，畫過城區地圖，可這秘密監獄的位置卻是個謎。兩扇小窗是不透明的麻玻璃，掛著厚厚的冰霜，外麵的世界傳遞給他的，除了風聲就是火車的響動。南麵火車汽笛不時鳴叫，西邊有火車來往經過。如此，南麵是火車站，斜對過就應該是實業銀行，東邊是大街，西邊是通往黑河的鐵路，過了鐵路就沒人家了。後來證明，他的判斷一點兒沒錯。
越獄得有武器。監室除了天棚、四壁和一鋪小炕外，連他的褲帶都給沒收了。不過，兩個監室的間壁牆上，嵌著個挺大的俄式“別拉氣”（火爐子），在外麵走廊上添煤，有個掏爐灰的小鐵門，正好在他的監室這邊。小鐵門長半尺、寬3寸，有個鐵軸，能安能卸，半斤多重，要是照看守後腦勺來一下子，能拍個半死。他進來第一天就盯上這東西了，就是它了。
看守三班倒，每班一般兩個人，全是鬼子。他把每個鬼子的特點都琢磨透了，把那串鑰匙哪把開哪個門，也都看在眼裏，刻進腦子裏。2號監室正對著看守的辦公室，那串鑰匙有時看守帶在身上，有時就扔在辦公桌上。
大冬天，有棉衣，沒棉鞋棉帽，就算越獄成功，荒郊野外也得凍死。最好是青紗帳起，起碼也等到春暖開化，可鬼子能讓他等到那時候嗎？就隨時尋機準備動作，寧肯出去凍死，也不在這裏等死。隻是別說連夥夫都是鬼子的秘密監獄，就是一般的監獄，又談何容易呀？
機會來了。
6月上旬，偽警務廳思想股長永井來了，拿張小興安嶺地區地圖，說於先生足跡遍及小興安嶺，如果蘇聯打進來，可能從哪幾個方向進攻，請於先生在地圖上詳細標明出來。幾天後永井又來了，地圖還是原樣子。於天放說，你們灌涼水把我的腦子灌壞了，記不住了，我得慢慢想。
於天放剛進來時，偌大個特務分室就他一個“犯人”。3月後各監室陸續關進幾個，7月初又關進個趙忠良，二十四歲的精壯小夥，原是2路軍的，從牡丹江來偵察北齊線軍運情況，在克山被俘。於天放把自己的計劃跟他講了，就多了個幫手。
那地圖塗塗抹抹的總也畫不好，永井火了，臨走扔下句話，明天來拿。
這天是7月11日，值夜班的正巧隻有一個警尉石丸兼政，這小子最喜歡虐待犯人，於天放一看到那個扒爐灰的小鐵門，就會想到他的後腦勺。於天放說今晚無論如何要把地圖畫完，監室燈光太暗，要到看守的辦公室去加班。石丸猶豫一下，同意了。下半夜了，趙忠良在監室裏敲門，說他要“放風”，就是大小便。石丸不耐煩地去開了門，然後看著趙忠良小便。於天放把小鐵門從褲腰裏掏出來，悄悄走過去，照著石丸的腦袋砸去。走廊裏有三道鐵柵欄門，頭兩道伸進鑰匙就開了，第三道換了幾把也打不開，是從走廊窗戶跳出去的。院子一圈3米多高的木障子，蹬著橫木就翻過去了。
紅領巾時代，筆者就看過於天放寫的《牢門脫險記》。
1967年5月3日淩晨，黑龍江省政協副主席兼黑龍江大學校長於天放，在省博物館地下室被秘密看押10天後，割腕自殺。
李桂林老人說，我是1968年2月9號晚上抓進去的，1970年2月15號放出來，關在省公安廳拘留所，正兒八經的監號。每個監號8平方米，我那個監號最多時關10個人。我頭一天晚上進去，見個人麵熟，仔細看叫人哭笑不得，竟是省公安廳長魏子民。可連省委第二書記李範五、副省長陳雷都抓起來了，公安廳長算什麽呀？開頭不放風，不讓說話，不許躺著，隻能坐著，還不能靠牆，說不定什麽時候造反派就把誰帶走了。回來後鼻青臉腫的，直不起腰的，剃了鬼頭的，有的就沒了，不知弄哪去了。陳雷、李敏、張瑞麟等人都在那兒，陳雷關個8年抗戰，李敏關4年，張瑞麟跟陳雷差不多，我兩年多算少的。不叫名字，叫號，我是81號，陳雷20號，李敏21號，張瑞麟是多少號來著？瞧這腦袋，剛才還在嘴邊呢。
張瑞麟當年是有號的。前麵說過，南滿1軍士兵是編號的，從參軍那天就有號沒名了。東滿、吉東、北滿沒有編號，這回也有了。
趙明山老人說，編號好哇，當年保密，“文化大革命”也保密了，有的就這麽躲過去了。俺沒躲過去。堡子裏有人知道俺跟隊伍走了幾年，問俺是不是當鬍子去了，俺說俺是當紅軍打日本子去了。造反派說你糊弄誰，南方才有紅軍，東北哪來的紅軍？俺說那時抗聯就叫紅軍，俺參加的是楊靖宇領導的正兒八經的共產黨的紅軍、抗聯。造反派說你在哪兒當的抗聯，俺說在老禿頂子，在長白山。他們說那是山林警察，是漢奸，打！就把俺吊起來打，俺這左胳膊到現在也不能往上彎，洗臉用一隻手。俺一個老農民，倒沒什麽可開除、能“櫓杆子”（撤職）的，可這手殘廢了，還怎麽幹活，一家人還怎麽吃飯哪？
單立誌老人說，造反派說我是假黨員，我說我這黨員要是假的，我這輩子就沒什麽真的了。他們說你填表了嗎？我說現在入黨要寫申請書、填誌願書，我們那時沒這事。又問你參加“在家禮”，還拜把子了吧？我說這個是真的，告訴他們怎麽回事兒。要想把抗聯弄明白，再說清“為什麽”，真不大容易，好在是親歷者、過來人。結果一解釋就成了“態度問題”，抗拒從嚴，罪加一等了。
他開始謀劃越獄。
他是夜裏被押來北安的，蒙著眼睛。之前常在北安周圍活動，還派人進來偵察，畫過城區地圖，可這秘密監獄的位置卻是個謎。兩扇小窗是不透明的麻玻璃，掛著厚厚的冰霜，外麵的世界傳遞給他的，除了風聲就是火車的響動。南麵火車汽笛不時鳴叫，西邊有火車來往經過。如此，南麵是火車站，斜對過就應該是實業銀行，東邊是大街，西邊是通往黑河的鐵路，過了鐵路就沒人家了。後來證明，他的判斷一點兒沒錯。
越獄得有武器。監室除了天棚、四壁和一鋪小炕外，連他的褲帶都給沒收了。不過，兩個監室的間壁牆上，嵌著個挺大的俄式“別拉氣”（火爐子），在外麵走廊上添煤，有個掏爐灰的小鐵門，正好在他的監室這邊。小鐵門長半尺、寬3寸，有個鐵軸，能安能卸，半斤多重，要是照看守後腦勺來一下子，能拍個半死。他進來第一天就盯上這東西了，就是它了。
看守三班倒，每班一般兩個人，全是鬼子。他把每個鬼子的特點都琢磨透了，把那串鑰匙哪把開哪個門，也都看在眼裏，刻進腦子裏。2號監室正對著看守的辦公室，那串鑰匙有時看守帶在身上，有時就扔在辦公桌上。
大冬天，有棉衣，沒棉鞋棉帽，就算越獄成功，荒郊野外也得凍死。最好是青紗帳起，起碼也等到春暖開化，可鬼子能讓他等到那時候嗎？就隨時尋機準備動作，寧肯出去凍死，也不在這裏等死。隻是別說連夥夫都是鬼子的秘密監獄，就是一般的監獄，又談何容易呀？
機會來了。
6月上旬，偽警務廳思想股長永井來了，拿張小興安嶺地區地圖，說於先生足跡遍及小興安嶺，如果蘇聯打進來，可能從哪幾個方向進攻，請於先生在地圖上詳細標明出來。幾天後永井又來了，地圖還是原樣子。於天放說，你們灌涼水把我的腦子灌壞了，記不住了，我得慢慢想。
於天放剛進來時，偌大個特務分室就他一個“犯人”。3月後各監室陸續關進幾個，7月初又關進個趙忠良，二十四歲的精壯小夥，原是2路軍的，從牡丹江來偵察北齊線軍運情況，在克山被俘。於天放把自己的計劃跟他講了，就多了個幫手。
那地圖塗塗抹抹的總也畫不好，永井火了，臨走扔下句話，明天來拿。
這天是7月11日，值夜班的正巧隻有一個警尉石丸兼政，這小子最喜歡虐待犯人，於天放一看到那個扒爐灰的小鐵門，就會想到他的後腦勺。於天放說今晚無論如何要把地圖畫完，監室燈光太暗，要到看守的辦公室去加班。石丸猶豫一下，同意了。下半夜了，趙忠良在監室裏敲門，說他要“放風”，就是大小便。石丸不耐煩地去開了門，然後看著趙忠良小便。於天放把小鐵門從褲腰裏掏出來，悄悄走過去，照著石丸的腦袋砸去。走廊裏有三道鐵柵欄門，頭兩道伸進鑰匙就開了，第三道換了幾把也打不開，是從走廊窗戶跳出去的。院子一圈3米多高的木障子，蹬著橫木就翻過去了。
紅領巾時代，筆者就看過於天放寫的《牢門脫險記》。
1967年5月3日淩晨，黑龍江省政協副主席兼黑龍江大學校長於天放，在省博物館地下室被秘密看押10天後，割腕自殺。
李桂林老人說，我是1968年2月9號晚上抓進去的，1970年2月15號放出來，關在省公安廳拘留所，正兒八經的監號。每個監號8平方米，我那個監號最多時關10個人。我頭一天晚上進去，見個人麵熟，仔細看叫人哭笑不得，竟是省公安廳長魏子民。可連省委第二書記李範五、副省長陳雷都抓起來了，公安廳長算什麽呀？開頭不放風，不讓說話，不許躺著，隻能坐著，還不能靠牆，說不定什麽時候造反派就把誰帶走了。回來後鼻青臉腫的，直不起腰的，剃了鬼頭的，有的就沒了，不知弄哪去了。陳雷、李敏、張瑞麟等人都在那兒，陳雷關個8年抗戰，李敏關4年，張瑞麟跟陳雷差不多，我兩年多算少的。不叫名字，叫號，我是81號，陳雷20號，李敏21號，張瑞麟是多少號來著？瞧這腦袋，剛才還在嘴邊呢。
張瑞麟當年是有號的。前麵說過，南滿1軍士兵是編號的，從參軍那天就有號沒名了。東滿、吉東、北滿沒有編號，這回也有了。
趙明山老人說，編號好哇，當年保密，“文化大革命”也保密了，有的就這麽躲過去了。俺沒躲過去。堡子裏有人知道俺跟隊伍走了幾年，問俺是不是當鬍子去了，俺說俺是當紅軍打日本子去了。造反派說你糊弄誰，南方才有紅軍，東北哪來的紅軍？俺說那時抗聯就叫紅軍，俺參加的是楊靖宇領導的正兒八經的共產黨的紅軍、抗聯。造反派說你在哪兒當的抗聯，俺說在老禿頂子，在長白山。他們說那是山林警察，是漢奸，打！就把俺吊起來打，俺這左胳膊到現在也不能往上彎，洗臉用一隻手。俺一個老農民，倒沒什麽可開除、能“櫓杆子”（撤職）的，可這手殘廢了，還怎麽幹活，一家人還怎麽吃飯哪？
單立誌老人說，造反派說我是假黨員，我說我這黨員要是假的，我這輩子就沒什麽真的了。他們說你填表了嗎？我說現在入黨要寫申請書、填誌願書，我們那時沒這事。又問你參加“在家禮”，還拜把子了吧？我說這個是真的，告訴他們怎麽回事兒。要想把抗聯弄明白，再說清“為什麽”，真不大容易，好在是親歷者、過來人。結果一解釋就成了“態度問題”，抗拒從嚴，罪加一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