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毅上隊不久就入黨了，王耀均是4年後在西荒入的。那時工農出身入黨容易，有錢人就難，而知識分子基本都是有錢家庭出身。許多老人說，那時認為知識分子知道得多，心眼兒也多，腦瓜活，容易動搖，一般開頭都不大被信任。
而現在，王耀均和那些用懷疑、戒備的目光打量他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想到入黨這一層，他現在最迫切的渴望是報國有門。他之所以能被暫時留下來，是因為2師當時有幾個重傷員，有的已經不大行了。送上門來的醫生，為什麽不用用呢？那時抗聯最最急需的人才，莫過於醫生了。誰都明白，一支部隊沒有醫生，官兵負了重傷就隻有等死，那對軍心士氣會產生什麽影響。可也正因為如此，敵人不就更可能投其所好，讓你上當受騙嗎？
師裏請示到軍裏，最後還請示到聯總司令趙尚誌。對於這個來路不明又無從調查的人，據說趙尚誌說了8個字：提高警惕，暫時用著。
李敏老人說，冰趟子戰鬥後，總部讓耿殿君帶王耀均去海倫接收傷員，帶回湯旺河密營。30多傷員，就王耀均和一個姓畢的醫兵，關鍵是沒藥，治凍傷就熬冬青水洗燙，槍傷就用老鴰眼熬膏。天太冷，好人都凍傷了，有的傷員也凍傷了。耿團長火了，說你這個大醫官怎麽搞的，上去就是一個耳光子。那年夏天，他給個病號打針，沒打完那人就昏過去了，醒來說王耀均要謀害她。那時那人極少打針，不知是暈針，還是藥物反應，好在那針真管用，病人很快見好了。可那一陣子把大傢夥兒弄得緊張呀。裴大姐跟他談話，他解釋幾句，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掉眼淚。平時有的傷員心煩，罵他，他也不吭聲兒。這人長得高高大大的，不大愛說話。這人骨子裏非常硬氣，很有活動能力，能言善辯，當時我們不了解，他在那種情況下也難以展示這種才能。我們都挺尊敬他，可一出點兒什麽事，就會想到他來路不明，是不是下毒手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批鬥、關押時，我想得最多的就是他。
老人說，傷員多了，我們這些女兵就成了醫兵。他給我們講怎樣清洗傷口、換藥、包紮，各種常用藥的性能、用法，怎樣熬製中草藥。許多人不識字，他給我們開文化課，講課、檢查作業像看病一樣認真，寫字要橫是橫，豎是豎，我現在寫字字形還像他。
老人說，聽說西征後，他和3軍被服廠廠長談戀愛，兩人彼此愛慕。女方是黨員，他不是，還沒人證實身份，組織上不批準。
1940年11月，在阿榮旗一次戰鬥中，王耀均負傷，被安置在開荒屯養傷，與部隊失去聯繫。這個剛入黨的醫官的不為人知的才能，這回盡情釋放了。他去齊齊哈爾鐵路局獨身宿舍食堂當廚師，4個多月即發展了百餘人的地下抗日組織，取名“北滿執委會”，成員大都為鐵路員工，還在哈爾濱建立了組織。攤子大了，耳目多了，與9支隊取得聯繫，郭鐵堅將北滿執委會改成抗日救國會，並成立黨支部，王耀均任書記。
1941年秋，郭鐵堅犧牲，公文包被敵人得去，其中有地方組織人員名單。敵人按名單抓人，王耀均和許多黨員、救國會員被捕。
除郭鐵堅外，許亨植犧牲時，公文包也被敵人擄去，造成損失更大。
因受委屈、不被信任曾吧嗒吧嗒落淚的醫官，無論敵人怎樣軟硬兼施，或者一聲不吭，或者咬鋼嚼鐵三個字“不知道”。
王耀均是1943年3月3日被殺害的。遍體鱗傷的高大漢子，站在絞刑架下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萬歲！”
1937年4月22日，《周保中給李軍長的信》中說：
新參加之李醫官餘已麵詢。查其心誌，對抗日救國並不堅固。醫術中西醫兼懂，但並不精，在目前人才缺乏又可稱為上等，在監視與領導下可任用組織後方醫院。
5月9日，《關書範給周保中等同誌的信》中說：
我五軍之醫生及治理傷兵問題上，在與各軍比較起來是占一等。
不知道在各軍中占一等的5軍，除了管毅和這位新參加的李醫官外，還有幾位醫官，也不知道這位李醫官後來怎麽樣了。沒人能說得清抗聯曾經有過多少醫官，能夠比較詳細地寫在這裏的隻有兩位。
“後死的我們”
孫國棟，1916年生於河北省大名縣，十五歲參加西北軍，又參加東北軍，曾參加江橋抗戰。1932年初報號“壓滿洲”，率百餘人堅持抗戰。1936年被3軍收編為獨立營，任營長，不久入黨。1939年6月任3路軍9支隊25大隊大隊長，1940年冬任3路軍政治部特派員，率一支小部隊在綏稜、綏化活動。1944年12月在綏化九井子被俘，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投降前一天，被殺害於哈爾濱道裏監獄。
下麵是時任哈爾濱偽高等檢察廳檢察官水口隆夫，寫的《一個檢察官的自白》中的有關文字：
8月14日下午兩點，哈爾濱高等檢察廳副廳長西川海清先生把我找去了。
“日本已經完蛋了！再讓他活下去很危險，你馬上把孫國棟給我殺掉！”
我一聽到孫國棟的名字，心裏就不舒服。自從被警察逮捕以後，不用說，他受盡了嚴酷的拷打與審問，但是，在我審問他的全過程中，他一直堅強地正視著我。從他那十分嚴實的嘴裏，聽不到一句多餘的話。他為數不多然而卻是斬釘截鐵的話語，充滿了堅定的必勝信念以及對我們的強烈憎恨和堅決對抗到底的決心。
而現在，王耀均和那些用懷疑、戒備的目光打量他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想到入黨這一層，他現在最迫切的渴望是報國有門。他之所以能被暫時留下來，是因為2師當時有幾個重傷員，有的已經不大行了。送上門來的醫生，為什麽不用用呢？那時抗聯最最急需的人才，莫過於醫生了。誰都明白，一支部隊沒有醫生，官兵負了重傷就隻有等死，那對軍心士氣會產生什麽影響。可也正因為如此，敵人不就更可能投其所好，讓你上當受騙嗎？
師裏請示到軍裏，最後還請示到聯總司令趙尚誌。對於這個來路不明又無從調查的人，據說趙尚誌說了8個字：提高警惕，暫時用著。
李敏老人說，冰趟子戰鬥後，總部讓耿殿君帶王耀均去海倫接收傷員，帶回湯旺河密營。30多傷員，就王耀均和一個姓畢的醫兵，關鍵是沒藥，治凍傷就熬冬青水洗燙，槍傷就用老鴰眼熬膏。天太冷，好人都凍傷了，有的傷員也凍傷了。耿團長火了，說你這個大醫官怎麽搞的，上去就是一個耳光子。那年夏天，他給個病號打針，沒打完那人就昏過去了，醒來說王耀均要謀害她。那時那人極少打針，不知是暈針，還是藥物反應，好在那針真管用，病人很快見好了。可那一陣子把大傢夥兒弄得緊張呀。裴大姐跟他談話，他解釋幾句，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掉眼淚。平時有的傷員心煩，罵他，他也不吭聲兒。這人長得高高大大的，不大愛說話。這人骨子裏非常硬氣，很有活動能力，能言善辯，當時我們不了解，他在那種情況下也難以展示這種才能。我們都挺尊敬他，可一出點兒什麽事，就會想到他來路不明，是不是下毒手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批鬥、關押時，我想得最多的就是他。
老人說，傷員多了，我們這些女兵就成了醫兵。他給我們講怎樣清洗傷口、換藥、包紮，各種常用藥的性能、用法，怎樣熬製中草藥。許多人不識字，他給我們開文化課，講課、檢查作業像看病一樣認真，寫字要橫是橫，豎是豎，我現在寫字字形還像他。
老人說，聽說西征後，他和3軍被服廠廠長談戀愛，兩人彼此愛慕。女方是黨員，他不是，還沒人證實身份，組織上不批準。
1940年11月，在阿榮旗一次戰鬥中，王耀均負傷，被安置在開荒屯養傷，與部隊失去聯繫。這個剛入黨的醫官的不為人知的才能，這回盡情釋放了。他去齊齊哈爾鐵路局獨身宿舍食堂當廚師，4個多月即發展了百餘人的地下抗日組織，取名“北滿執委會”，成員大都為鐵路員工，還在哈爾濱建立了組織。攤子大了，耳目多了，與9支隊取得聯繫，郭鐵堅將北滿執委會改成抗日救國會，並成立黨支部，王耀均任書記。
1941年秋，郭鐵堅犧牲，公文包被敵人得去，其中有地方組織人員名單。敵人按名單抓人，王耀均和許多黨員、救國會員被捕。
除郭鐵堅外，許亨植犧牲時，公文包也被敵人擄去，造成損失更大。
因受委屈、不被信任曾吧嗒吧嗒落淚的醫官，無論敵人怎樣軟硬兼施，或者一聲不吭，或者咬鋼嚼鐵三個字“不知道”。
王耀均是1943年3月3日被殺害的。遍體鱗傷的高大漢子，站在絞刑架下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萬歲！”
1937年4月22日，《周保中給李軍長的信》中說：
新參加之李醫官餘已麵詢。查其心誌，對抗日救國並不堅固。醫術中西醫兼懂，但並不精，在目前人才缺乏又可稱為上等，在監視與領導下可任用組織後方醫院。
5月9日，《關書範給周保中等同誌的信》中說：
我五軍之醫生及治理傷兵問題上，在與各軍比較起來是占一等。
不知道在各軍中占一等的5軍，除了管毅和這位新參加的李醫官外，還有幾位醫官，也不知道這位李醫官後來怎麽樣了。沒人能說得清抗聯曾經有過多少醫官，能夠比較詳細地寫在這裏的隻有兩位。
“後死的我們”
孫國棟，1916年生於河北省大名縣，十五歲參加西北軍，又參加東北軍，曾參加江橋抗戰。1932年初報號“壓滿洲”，率百餘人堅持抗戰。1936年被3軍收編為獨立營，任營長，不久入黨。1939年6月任3路軍9支隊25大隊大隊長，1940年冬任3路軍政治部特派員，率一支小部隊在綏稜、綏化活動。1944年12月在綏化九井子被俘，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投降前一天，被殺害於哈爾濱道裏監獄。
下麵是時任哈爾濱偽高等檢察廳檢察官水口隆夫，寫的《一個檢察官的自白》中的有關文字：
8月14日下午兩點，哈爾濱高等檢察廳副廳長西川海清先生把我找去了。
“日本已經完蛋了！再讓他活下去很危險，你馬上把孫國棟給我殺掉！”
我一聽到孫國棟的名字，心裏就不舒服。自從被警察逮捕以後，不用說，他受盡了嚴酷的拷打與審問，但是，在我審問他的全過程中，他一直堅強地正視著我。從他那十分嚴實的嘴裏，聽不到一句多餘的話。他為數不多然而卻是斬釘截鐵的話語，充滿了堅定的必勝信念以及對我們的強烈憎恨和堅決對抗到底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