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滿在動用行政權力強行收購之前，全東北的糧食產量為1600萬噸，農民自用口糧據說是1200萬噸，而現在要求交售800萬噸，這確是一個不餓死人就無法完成的數字。
偽總務廳長武部六藏，非常欣賞張景惠的“繫緊褲腰帶”，常把這句話掛在嘴上：現在是“聖戰”高於一切的時候。日本並不是要“滿洲國”出多少兵力，付出多少生命，隻是要在人力、物力和財力上，比過去做出更多的貢獻。請大家想想，付出生命，流血犧牲，較之人力與財物的獻出，孰輕孰重？即使吃的東西，有時不大滿意，緊緊褲腰帶也就過去了。
戰時體製下的“糧穀出荷”，屬軍用物資，一粒不能少。而老百姓那褲腰帶已經緊得不能再緊了，怎麽辦？各省縣在上邊規定的“出荷”量上，再增加10%，以防一些人真的緊不出來時，也能確保完成任務。
偽國務院有“收購糧食督催委員會”，總務廳長為委員長。省有“收購糧食督催部”，次長為部長。縣有“收購糧食督催班”，正副縣長任正副班長。每年9月，這些催命鬼就下來了，督催快割快收快打快“出荷”。哪個村屯動作慢了，或是沒完成任務，糧探子就柴草垛、炕洞子、棚頂亂捅一氣，連雞架、狗窩也翻個底朝天。吉林省榆樹縣為“全滿第一穀倉”，偽縣長王奉璋人稱“王大馬棒”，他認為誰不老實，二話不說，劈頭一頓馬棒。黑龍江省林甸縣一戶姓孫的，在草垛裏藏了幾鬥糧食，被翻出來，一家人苦苦哀求，說就剩這麽點活命糧了。副縣長山菅下令沒收，又一把火燒了草垛和房子。
土地不光生產糧食，還特產飛機。比如偽濱江省，按土地攤派“飛機獻金”，每坰3元。從1943年7月到1945年8月，兩年間“獻金”720萬元，當時飛機每架為15萬元左右。
此類“獻金”很多，不算捐稅。“九一八”事變前徵收的國內稅，總共13種，其中屬於消費稅的隻有4種，流通稅2種。而1944年國內稅竟達34種，其中消費稅11種，流通稅13種。至於各省市縣（旗）街村的地方稅捐費，五花八門，林林總總，那是誰也說不清的。像煙筒稅、牛馬稅、豬雞狗捐、井水捐、走道捐、死人捐、生小孩捐、山東人稅、甲長費、村長費，等等等等，全憑當地說了算的人興之所至，發何奇想了。
黑龍江省和吉林省東部的黑土地，長春以南的沖積平原，那金黃色的大豆、小麥、玉米，晚霞樣的紅高粱，吸引著一代又一代闖關東的人們。“九一八”事變前，東北大豆年產量500餘萬噸，占全世界總產量的59%。1915年的一個數字，僅中東路沿線31縣所產大豆、小麥、大麥、燕麥、蕎麥等餘糧，即有145萬噸可供輸出。據南開大學經濟統計季刊載，1931年度中國出口總值為6.05億海關兩（每1海關兩折合白銀1兩1錢1分4厘），而東北農產品輸出即達2.80億海關兩，為全國的48%左右。至於東北豐富的煤鐵資源及其開發，則是越來越吸引眼球的新熱點。
“在王道政策的恩惠下，歡天喜地的生活。”這是偽治安部警務司編的《滿洲國警察史》（上卷）中的文字，說的是“集團部落”，但我們不妨將其視為對未來的一種想像——因為這片豐腴的黑土地，客觀上確實存在著這樣的可能性。
日本有關“滿洲國”的一些著述，把1936年前稱做“創建”、“整備”時期，即鎮壓反日運動、加強統治時期。戰亂重創了東北經濟，侵略者認為這是正常的必須付出的代價。對這片豐腴的黑土地垂涎已久的侵略者，是有長遠眼光的。“寧使農村破產也要把匪民分離工作貫徹到底”，為了“王道樂土”的長治久安，它是不惜代價的，也雄心勃勃地下了些本錢。據武部六藏筆供，14年間，日本對東北的投資總額，估計超過130億元。
結果呢？
從1937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產業計劃”，迎頭撞上七七事變，計劃即隨著戰爭而擴大。結果是力不從心，在鋼鐵、煤炭、電力、液體燃料等大幅增加的同時，汽車、飛機的計劃指標全部落空。
第二個“五年產業計劃”，更著重於戰略資源的掠奪，特別是供應日本的鋼鐵和其他金屬。這時，日軍陷在中國難以自拔，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1943年，太平洋戰局急轉直下，緊綁在日本戰車上的“滿洲國”的第二個“五年產業計劃”，即把糧食需求調整到第一位。
平型關戰鬥，繳獲物資中有大米。115師官兵是南方人，以往吃的南方大米叫秈米。這回吃繳獲日軍的大米，嘩，怎麽這麽香呀？就說是“日本大米”。林彪在《平型關戰鬥的經驗》中說：“敵人不僅是彈藥要靠後方輸送，連糧食都要靠日本送來。”錯了，那是地地道道的東北大米。
據滿鐵調查資料和偽滿《農產物收穫量預想調查》（1930年至1944年）中的數據，1930年糧食總產量為18，865，000噸，1931年為18，457，000噸，之後即開始下跌，1934年為最低點13，431，870噸，1944年17，433，543噸。而這些糧食除大量運往日本外，還要供給日本關東軍和侵華日軍，特別是華北的軍需。怎麽辦？隻有用版權屬於張景惠的武部六藏的那句口頭禪了。
偽總務廳長武部六藏，非常欣賞張景惠的“繫緊褲腰帶”，常把這句話掛在嘴上：現在是“聖戰”高於一切的時候。日本並不是要“滿洲國”出多少兵力，付出多少生命，隻是要在人力、物力和財力上，比過去做出更多的貢獻。請大家想想，付出生命，流血犧牲，較之人力與財物的獻出，孰輕孰重？即使吃的東西，有時不大滿意，緊緊褲腰帶也就過去了。
戰時體製下的“糧穀出荷”，屬軍用物資，一粒不能少。而老百姓那褲腰帶已經緊得不能再緊了，怎麽辦？各省縣在上邊規定的“出荷”量上，再增加10%，以防一些人真的緊不出來時，也能確保完成任務。
偽國務院有“收購糧食督催委員會”，總務廳長為委員長。省有“收購糧食督催部”，次長為部長。縣有“收購糧食督催班”，正副縣長任正副班長。每年9月，這些催命鬼就下來了，督催快割快收快打快“出荷”。哪個村屯動作慢了，或是沒完成任務，糧探子就柴草垛、炕洞子、棚頂亂捅一氣，連雞架、狗窩也翻個底朝天。吉林省榆樹縣為“全滿第一穀倉”，偽縣長王奉璋人稱“王大馬棒”，他認為誰不老實，二話不說，劈頭一頓馬棒。黑龍江省林甸縣一戶姓孫的，在草垛裏藏了幾鬥糧食，被翻出來，一家人苦苦哀求，說就剩這麽點活命糧了。副縣長山菅下令沒收，又一把火燒了草垛和房子。
土地不光生產糧食，還特產飛機。比如偽濱江省，按土地攤派“飛機獻金”，每坰3元。從1943年7月到1945年8月，兩年間“獻金”720萬元，當時飛機每架為15萬元左右。
此類“獻金”很多，不算捐稅。“九一八”事變前徵收的國內稅，總共13種，其中屬於消費稅的隻有4種，流通稅2種。而1944年國內稅竟達34種，其中消費稅11種，流通稅13種。至於各省市縣（旗）街村的地方稅捐費，五花八門，林林總總，那是誰也說不清的。像煙筒稅、牛馬稅、豬雞狗捐、井水捐、走道捐、死人捐、生小孩捐、山東人稅、甲長費、村長費，等等等等，全憑當地說了算的人興之所至，發何奇想了。
黑龍江省和吉林省東部的黑土地，長春以南的沖積平原，那金黃色的大豆、小麥、玉米，晚霞樣的紅高粱，吸引著一代又一代闖關東的人們。“九一八”事變前，東北大豆年產量500餘萬噸，占全世界總產量的59%。1915年的一個數字，僅中東路沿線31縣所產大豆、小麥、大麥、燕麥、蕎麥等餘糧，即有145萬噸可供輸出。據南開大學經濟統計季刊載，1931年度中國出口總值為6.05億海關兩（每1海關兩折合白銀1兩1錢1分4厘），而東北農產品輸出即達2.80億海關兩，為全國的48%左右。至於東北豐富的煤鐵資源及其開發，則是越來越吸引眼球的新熱點。
“在王道政策的恩惠下，歡天喜地的生活。”這是偽治安部警務司編的《滿洲國警察史》（上卷）中的文字，說的是“集團部落”，但我們不妨將其視為對未來的一種想像——因為這片豐腴的黑土地，客觀上確實存在著這樣的可能性。
日本有關“滿洲國”的一些著述，把1936年前稱做“創建”、“整備”時期，即鎮壓反日運動、加強統治時期。戰亂重創了東北經濟，侵略者認為這是正常的必須付出的代價。對這片豐腴的黑土地垂涎已久的侵略者，是有長遠眼光的。“寧使農村破產也要把匪民分離工作貫徹到底”，為了“王道樂土”的長治久安，它是不惜代價的，也雄心勃勃地下了些本錢。據武部六藏筆供，14年間，日本對東北的投資總額，估計超過130億元。
結果呢？
從1937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產業計劃”，迎頭撞上七七事變，計劃即隨著戰爭而擴大。結果是力不從心，在鋼鐵、煤炭、電力、液體燃料等大幅增加的同時，汽車、飛機的計劃指標全部落空。
第二個“五年產業計劃”，更著重於戰略資源的掠奪，特別是供應日本的鋼鐵和其他金屬。這時，日軍陷在中國難以自拔，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1943年，太平洋戰局急轉直下，緊綁在日本戰車上的“滿洲國”的第二個“五年產業計劃”，即把糧食需求調整到第一位。
平型關戰鬥，繳獲物資中有大米。115師官兵是南方人，以往吃的南方大米叫秈米。這回吃繳獲日軍的大米，嘩，怎麽這麽香呀？就說是“日本大米”。林彪在《平型關戰鬥的經驗》中說：“敵人不僅是彈藥要靠後方輸送，連糧食都要靠日本送來。”錯了，那是地地道道的東北大米。
據滿鐵調查資料和偽滿《農產物收穫量預想調查》（1930年至1944年）中的數據，1930年糧食總產量為18，865，000噸，1931年為18，457，000噸，之後即開始下跌，1934年為最低點13，431，870噸，1944年17，433，543噸。而這些糧食除大量運往日本外，還要供給日本關東軍和侵華日軍，特別是華北的軍需。怎麽辦？隻有用版權屬於張景惠的武部六藏的那句口頭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