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尚誌“應邀”過界前，“三江大討伐”已經開始了。“治標”、“治本”，雙管齊下，規模之大和殘酷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抗聯從此步入嚴冬，開始了“天大房子地大炕，野菜樹皮當食糧”的歲月。
有老人說，北滿4個軍，3個軍長過界被扣，3軍幾個月就損失一半左右的兵力，多少人流血犧牲，凍死餓死，許多隊伍潰散了、投降了。國歌中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那時是東北抗聯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應該“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全神貫注，全力以赴反“討伐”。筆桿子什麽時候都不能丟，它能宣傳群眾，鼓舞士氣，打擊敵人。可這畢竟是你死我活的戰爭，筆桿子不能替代槍桿子向衝上來的敵人射擊，更不用說那筆頭子對著的還是自己人了。“反傾向”真的就那麽重要嗎？趙尚誌他們“傾向”到敵人那邊去了，跟日本鬼子穿了連襠褲嗎？
槍炮聲中，歷史沒有留下謝文東、李華堂參與這場筆戰的資料。連共產黨員謝文東也沒有這種資格，隻能置身事外。“左”呀“右”的，“傾向”呀“路線”呀，讓他們參加這場筆戰，無異於趕鴨子上架。可他們明了有利於抗戰的就是有益的，不利於抗戰的就是有害的。當然也明了抗聯的處境，也逐漸明了北滿和吉東黨發生了什麽，正在進行著的硝煙瀰漫的筆墨大戰。
李華堂十分敬重趙尚誌，欽佩他打鬼子的精明、幹勁和戰績。周保中到下江後，很尊重李華堂，李華堂對周保中也頗有好感，許多問題求助周保中。但與謝文東的8軍不同，9軍始終與3軍保持友好關係，未脫離聯總。“奸老奤”始終記得在他最困難的時候，是趙尚誌和3軍幫助了他。他與3軍派來的軍政治部主任李熙山，相處得很好，郭鐵堅等人也受到他的信任。他對北滿臨時省委撤銷李熙山的9軍政治部主任不滿，對繼任的魏長奎避而不見。他對北滿省委不與他商量，即決定9軍主力西征不滿。而這些不滿，或多或少都與對北滿黨內大批趙尚誌的不滿有關。
1938年12月2日，高禹民給省委的報告及工作提議中說：
要多向華堂同誌作解釋和說明北滿省委現在和過去的不同。
9月4日，《周保中給張壽籛、金策及北滿臨時省委各負責同誌的信》中說：
八軍問題的確被傾向路線鬧得領導不易、複雜、辣手。
無論謝文東對趙尚誌有多少不滿，也無論應不應該把“奸老奤”換成“奸老謝”，像李華堂一樣，在抗戰打鬼子上，他都不能不佩服趙尚誌。眼下，這些人對趙尚誌這樣的“共產派”尚且如此，將來又會怎樣對待他這樣的“民族派”呢？
“咱們的隊伍還要咱們自己去說了算。”沒人說謝文東的這句話是雙關語，更沒人說謝文東、李華堂的叛變，8軍、9軍的潰散，是“反傾向鬥爭”所致。但是，這場曠日持久的好像並不涉及到他們的“反傾向鬥爭”，使他們與共產黨疏遠了，而不是親近了，絲毫無助於堅定他們的抗戰信念，隻能使其更加動搖，當是無疑的吧？
整個的說來，希望東北黨同誌應站在黨中央一致的路線下集中力量，努力衝破目前日寇向東北遊擊運動的各種進攻，不要離開原則立場的爭論，若把黨和群眾隔離，黨內人與人對立，黨所領導的抗日軍隊對立，誰這樣做誰就是革命的罪人。
這是1938年6月26日，《周保中關於東北遊擊運動的方針、黨的組織原則問題及對三軍、獨立師部隊目前工作活動等給侯啟剛同誌信》中的文字，而且還是“中共中央代表團認為”的，可結果又能怎樣？
在這場全麵否定珠湯聯席會議以後的路線、策略，批判、清算“左傾”、“左傾關門主義”、“反黨”、“反中央”路線及其分子的鬥爭中，北滿黨和軍隊的高級幹部（師以上）中，12人被開除黨籍並撤職，10人被撤職，3人被嚴重警告。而無論這些人的錯誤，乃至“罪行”多麽嚴重，沒有任何人說他們是不抗戰、不打鬼子的。
從1938年初至1940年初，這場“反傾向”的“路線”鬥爭，歷時兩年才告結束，而其影響為時更遠。
在那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甚至不得不用戰友的遺體維持呼吸運動，以求生存、戰鬥的歲月，這些與日寇不共戴天的肩負重任的共產黨人，就在那些緊張的戰鬥間隙奮筆疾書。許多文件長達幾千字，有的近3萬字。凡是看過《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記》的人，都清楚在同時期的文件中，這類文字所占的是種什麽樣的篇幅——那僅僅是耗掉了包括交通員在內的多少人的精力和時間嗎？
筆者實在搞不明白（我想讀者也是一樣），可以不記舊仇夙怨，跟曾經反共的抗日武裝搞統一戰線，甚至“抗日反滿不並提”，期望把漢奸都統戰過來，而對趙尚誌這樣堅決打鬼子，而且特別能戰鬥的共產黨人，為什麽卻容不得呢？
歷史的事實是，一些似乎隻能幾筆帶過，甚至好像根本就不曾存在的東西，恰恰是危害最大、最需要記取的教訓。
日本關東憲兵司令部編印的那本《滿洲共產抗日運動概況》，稱這場筆戰為“吉東、北滿兩省委間之傾軋鬥爭”，“中共東北黨（軍）最近無論主觀方麵以及客觀方麵均處於最困難之惡劣條件下”。
有老人說，北滿4個軍，3個軍長過界被扣，3軍幾個月就損失一半左右的兵力，多少人流血犧牲，凍死餓死，許多隊伍潰散了、投降了。國歌中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那時是東北抗聯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應該“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全神貫注，全力以赴反“討伐”。筆桿子什麽時候都不能丟，它能宣傳群眾，鼓舞士氣，打擊敵人。可這畢竟是你死我活的戰爭，筆桿子不能替代槍桿子向衝上來的敵人射擊，更不用說那筆頭子對著的還是自己人了。“反傾向”真的就那麽重要嗎？趙尚誌他們“傾向”到敵人那邊去了，跟日本鬼子穿了連襠褲嗎？
槍炮聲中，歷史沒有留下謝文東、李華堂參與這場筆戰的資料。連共產黨員謝文東也沒有這種資格，隻能置身事外。“左”呀“右”的，“傾向”呀“路線”呀，讓他們參加這場筆戰，無異於趕鴨子上架。可他們明了有利於抗戰的就是有益的，不利於抗戰的就是有害的。當然也明了抗聯的處境，也逐漸明了北滿和吉東黨發生了什麽，正在進行著的硝煙瀰漫的筆墨大戰。
李華堂十分敬重趙尚誌，欽佩他打鬼子的精明、幹勁和戰績。周保中到下江後，很尊重李華堂，李華堂對周保中也頗有好感，許多問題求助周保中。但與謝文東的8軍不同，9軍始終與3軍保持友好關係，未脫離聯總。“奸老奤”始終記得在他最困難的時候，是趙尚誌和3軍幫助了他。他與3軍派來的軍政治部主任李熙山，相處得很好，郭鐵堅等人也受到他的信任。他對北滿臨時省委撤銷李熙山的9軍政治部主任不滿，對繼任的魏長奎避而不見。他對北滿省委不與他商量，即決定9軍主力西征不滿。而這些不滿，或多或少都與對北滿黨內大批趙尚誌的不滿有關。
1938年12月2日，高禹民給省委的報告及工作提議中說：
要多向華堂同誌作解釋和說明北滿省委現在和過去的不同。
9月4日，《周保中給張壽籛、金策及北滿臨時省委各負責同誌的信》中說：
八軍問題的確被傾向路線鬧得領導不易、複雜、辣手。
無論謝文東對趙尚誌有多少不滿，也無論應不應該把“奸老奤”換成“奸老謝”，像李華堂一樣，在抗戰打鬼子上，他都不能不佩服趙尚誌。眼下，這些人對趙尚誌這樣的“共產派”尚且如此，將來又會怎樣對待他這樣的“民族派”呢？
“咱們的隊伍還要咱們自己去說了算。”沒人說謝文東的這句話是雙關語，更沒人說謝文東、李華堂的叛變，8軍、9軍的潰散，是“反傾向鬥爭”所致。但是，這場曠日持久的好像並不涉及到他們的“反傾向鬥爭”，使他們與共產黨疏遠了，而不是親近了，絲毫無助於堅定他們的抗戰信念，隻能使其更加動搖，當是無疑的吧？
整個的說來，希望東北黨同誌應站在黨中央一致的路線下集中力量，努力衝破目前日寇向東北遊擊運動的各種進攻，不要離開原則立場的爭論，若把黨和群眾隔離，黨內人與人對立，黨所領導的抗日軍隊對立，誰這樣做誰就是革命的罪人。
這是1938年6月26日，《周保中關於東北遊擊運動的方針、黨的組織原則問題及對三軍、獨立師部隊目前工作活動等給侯啟剛同誌信》中的文字，而且還是“中共中央代表團認為”的，可結果又能怎樣？
在這場全麵否定珠湯聯席會議以後的路線、策略，批判、清算“左傾”、“左傾關門主義”、“反黨”、“反中央”路線及其分子的鬥爭中，北滿黨和軍隊的高級幹部（師以上）中，12人被開除黨籍並撤職，10人被撤職，3人被嚴重警告。而無論這些人的錯誤，乃至“罪行”多麽嚴重，沒有任何人說他們是不抗戰、不打鬼子的。
從1938年初至1940年初，這場“反傾向”的“路線”鬥爭，歷時兩年才告結束，而其影響為時更遠。
在那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甚至不得不用戰友的遺體維持呼吸運動，以求生存、戰鬥的歲月，這些與日寇不共戴天的肩負重任的共產黨人，就在那些緊張的戰鬥間隙奮筆疾書。許多文件長達幾千字，有的近3萬字。凡是看過《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記》的人，都清楚在同時期的文件中，這類文字所占的是種什麽樣的篇幅——那僅僅是耗掉了包括交通員在內的多少人的精力和時間嗎？
筆者實在搞不明白（我想讀者也是一樣），可以不記舊仇夙怨，跟曾經反共的抗日武裝搞統一戰線，甚至“抗日反滿不並提”，期望把漢奸都統戰過來，而對趙尚誌這樣堅決打鬼子，而且特別能戰鬥的共產黨人，為什麽卻容不得呢？
歷史的事實是，一些似乎隻能幾筆帶過，甚至好像根本就不曾存在的東西，恰恰是危害最大、最需要記取的教訓。
日本關東憲兵司令部編印的那本《滿洲共產抗日運動概況》，稱這場筆戰為“吉東、北滿兩省委間之傾軋鬥爭”，“中共東北黨（軍）最近無論主觀方麵以及客觀方麵均處於最困難之惡劣條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