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了北滿臨時省委執委擴大會，周保中覺得要解決北滿黨的“傾向問題”，不把趙尚誌調走是不可能的。而時隔半年多後，北滿黨弄成這個樣子，東北抗戰又處於極端艱難困苦時期，隻有趙尚誌回來，才能結束這場內亂。無論如何，反“討伐”才是當務之急——我們是不是應該這樣理解周保中的態度變化？
殊不知近半年前，北滿臨時省委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已經認為趙尚誌不必回來了。
11月16日，《×××給北滿臨時省委的報告》中說：
東北目前的客觀環境的反映，完全證明了黨中央給全黨同誌信的正確性，以及一切中央發出的文件，靡有一件不是很周密精細的指示給我們。過去因為我們負責同誌及下級黨部，即（既）然知識淺薄，許多問題容（易）弄錯，又加上自滿自足，輕視我們周圍發生的新象徵，結果使我們的過去成為犯罪的過去。
第二天，《×××關於北滿省委工作中的錯誤及思想問題給北滿省委的信》中說：
對於吉東黨的鬥爭簡直不能停止，繼續開展，因為現在吉北兩個組織的一致是假的，不是真一致，更不是“意識與行動的一致”，應當取得鬥爭中的真一致。
在此期間，還提出吉東黨與北滿黨的合併問題。抗聯的統一指揮，首先就要求黨的統一領導。這當然是令人欣喜的，隻是還有這種可能性嗎？
1939年2月20日，《中共北滿臨時省委致×××的信》中說：
親愛的××同誌，當此巨艱局麵，我要堅決反對人與人對立的現象。北滿執委諸同誌犧牲、逃亡、叛離僅存幾稀，革命責任是落在我們肩上，我們能不精誠團結麽？！
能夠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堪稱萬歲的，還有1937年（無月日）《中共吉東省委給北滿臨時省委常委並轉尚誌、××、馮各同誌的信》中的這樣一段話：
在北滿臨時省委擴大會後來的長篇信中，吉東同誌有一貫到底的認識：就是北滿黨各負責同誌中心幹部，沒有一個不是從主觀上去擁護黨、擁護中央路線。
誰在那兒偷著樂
1937年6月9日，《××關於吉東黨內部值得注意的三個重要事件》中，一是“朱明的事件”，二是“工會事件”，三是“劉曙華的問題”：
劉曙華的問題：言論與以上這兩個東西大致相同，老是歌功頌德的說“不繳‘滿’兵，是中央正確路線”。又說：“五軍不繳‘滿’兵，大事變到來時，‘滿’兵都譁變，都能到五軍來”。說：“繳‘滿’兵一部，別部分就不可能聯絡了，那是破壞統一戰線”。他前一年曾經被日賊捕去，已經在日帝麵投了降，允許當走狗，後潛逃回隊伍。黨政工作無實際成績。去年來依東，不經過組織關係，不得到三軍同意，改哈東辦事總處，為牡丹江辦事總處。擬老謝為總處長，反對三軍，已經囑吉東黨考察之。
8月1日，《趙尚誌×××給謝文東的信》中說：
我們要告訴給你劉曙華是曾經給日本做過偵探的呀！
共產黨給8軍派來的黨代表，竟然“曾經給日本做過偵探”！謝文東這一驚吃得能小嗎？而且僅僅是吃了這一驚嗎？
劉曙華，原名李明華，化名老曹，1912年生於山東省濟南市，30年代初入黨，1934年到蘇聯海參崴列寧主義學校學習，1935年任密山縣委書記，1936年為穆稜縣委代理書記，同年7月到5軍2師任政治部主任，9月調任8軍政治部主任。他是在密山縣委書記任上被捕的，關押5個月，被組織營救出獄。
7月19日，應該是見到了《××關於吉東黨內部值得注意的三個重要事件》吧，《關書範代周保中給北滿省委及趙尚誌諸位同誌信》中說：
八軍劉主任曙華同誌暫時停止吉東省委執委工作，關於黨紀律處分問題，現在還沒有決定，周同誌此次東去，單獨與劉曙華同誌作一談話，並搜索多方之材料，然後再決定。
顯然，吉東的處置方式比較穩妥的。那麽，××、趙尚誌和×××為什麽要突然間來這麽一下子呢？是以為謝文東這時已經知情了？或者把共產黨員謝文東當作自己人了？起碼後者是否定的。就算板上釘釘認定劉曙華投降當了走狗、偵探，也應該先穩住他，再採取相應措施，而不能這樣一竿子戳過去。因為他畢竟是5軍派去8軍這樣一支統戰部隊的黨代表，內外有別，相當敏感，影響非同小可，還可能打草驚蛇。再聯想到×××所說的劉曙華到依東後的表現，以及8月15日《抗聯總司令部、三軍司令部給吉東省委並轉五軍軍部信》，說“吉東黨及五軍軍部應注意下級幹部及個別同誌有意無意中破壞三軍聲譽或不合事實的以及不負責的批評之立場的危險傾向，尤其對革命破壞和損失（不論在黨內和群眾方麵），如劉曙華、關書範等須予以應有的製裁”，難免讓人想到其中可能摻雜了北滿和吉東黨之間的誤會、分歧。這時的謝文東，對此可能不大明了，可他多少能沒感覺嗎？而感覺有時反倒不如瞭然於心，可能把事情弄得更糟，特別是對於謝文東這種疑心病挺重的人。
無論有意，或者無意，××、趙尚誌和×××的這連續的兩竿子，後果都是災難性的。8軍的統戰工作本來就挺艱難、複雜，這下子就更艱難、複雜了，劉曙華的處境也一下子兇險起來——留待後敘。
殊不知近半年前，北滿臨時省委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已經認為趙尚誌不必回來了。
11月16日，《×××給北滿臨時省委的報告》中說：
東北目前的客觀環境的反映，完全證明了黨中央給全黨同誌信的正確性，以及一切中央發出的文件，靡有一件不是很周密精細的指示給我們。過去因為我們負責同誌及下級黨部，即（既）然知識淺薄，許多問題容（易）弄錯，又加上自滿自足，輕視我們周圍發生的新象徵，結果使我們的過去成為犯罪的過去。
第二天，《×××關於北滿省委工作中的錯誤及思想問題給北滿省委的信》中說：
對於吉東黨的鬥爭簡直不能停止，繼續開展，因為現在吉北兩個組織的一致是假的，不是真一致，更不是“意識與行動的一致”，應當取得鬥爭中的真一致。
在此期間，還提出吉東黨與北滿黨的合併問題。抗聯的統一指揮，首先就要求黨的統一領導。這當然是令人欣喜的，隻是還有這種可能性嗎？
1939年2月20日，《中共北滿臨時省委致×××的信》中說：
親愛的××同誌，當此巨艱局麵，我要堅決反對人與人對立的現象。北滿執委諸同誌犧牲、逃亡、叛離僅存幾稀，革命責任是落在我們肩上，我們能不精誠團結麽？！
能夠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堪稱萬歲的，還有1937年（無月日）《中共吉東省委給北滿臨時省委常委並轉尚誌、××、馮各同誌的信》中的這樣一段話：
在北滿臨時省委擴大會後來的長篇信中，吉東同誌有一貫到底的認識：就是北滿黨各負責同誌中心幹部，沒有一個不是從主觀上去擁護黨、擁護中央路線。
誰在那兒偷著樂
1937年6月9日，《××關於吉東黨內部值得注意的三個重要事件》中，一是“朱明的事件”，二是“工會事件”，三是“劉曙華的問題”：
劉曙華的問題：言論與以上這兩個東西大致相同，老是歌功頌德的說“不繳‘滿’兵，是中央正確路線”。又說：“五軍不繳‘滿’兵，大事變到來時，‘滿’兵都譁變，都能到五軍來”。說：“繳‘滿’兵一部，別部分就不可能聯絡了，那是破壞統一戰線”。他前一年曾經被日賊捕去，已經在日帝麵投了降，允許當走狗，後潛逃回隊伍。黨政工作無實際成績。去年來依東，不經過組織關係，不得到三軍同意，改哈東辦事總處，為牡丹江辦事總處。擬老謝為總處長，反對三軍，已經囑吉東黨考察之。
8月1日，《趙尚誌×××給謝文東的信》中說：
我們要告訴給你劉曙華是曾經給日本做過偵探的呀！
共產黨給8軍派來的黨代表，竟然“曾經給日本做過偵探”！謝文東這一驚吃得能小嗎？而且僅僅是吃了這一驚嗎？
劉曙華，原名李明華，化名老曹，1912年生於山東省濟南市，30年代初入黨，1934年到蘇聯海參崴列寧主義學校學習，1935年任密山縣委書記，1936年為穆稜縣委代理書記，同年7月到5軍2師任政治部主任，9月調任8軍政治部主任。他是在密山縣委書記任上被捕的，關押5個月，被組織營救出獄。
7月19日，應該是見到了《××關於吉東黨內部值得注意的三個重要事件》吧，《關書範代周保中給北滿省委及趙尚誌諸位同誌信》中說：
八軍劉主任曙華同誌暫時停止吉東省委執委工作，關於黨紀律處分問題，現在還沒有決定，周同誌此次東去，單獨與劉曙華同誌作一談話，並搜索多方之材料，然後再決定。
顯然，吉東的處置方式比較穩妥的。那麽，××、趙尚誌和×××為什麽要突然間來這麽一下子呢？是以為謝文東這時已經知情了？或者把共產黨員謝文東當作自己人了？起碼後者是否定的。就算板上釘釘認定劉曙華投降當了走狗、偵探，也應該先穩住他，再採取相應措施，而不能這樣一竿子戳過去。因為他畢竟是5軍派去8軍這樣一支統戰部隊的黨代表，內外有別，相當敏感，影響非同小可，還可能打草驚蛇。再聯想到×××所說的劉曙華到依東後的表現，以及8月15日《抗聯總司令部、三軍司令部給吉東省委並轉五軍軍部信》，說“吉東黨及五軍軍部應注意下級幹部及個別同誌有意無意中破壞三軍聲譽或不合事實的以及不負責的批評之立場的危險傾向，尤其對革命破壞和損失（不論在黨內和群眾方麵），如劉曙華、關書範等須予以應有的製裁”，難免讓人想到其中可能摻雜了北滿和吉東黨之間的誤會、分歧。這時的謝文東，對此可能不大明了，可他多少能沒感覺嗎？而感覺有時反倒不如瞭然於心，可能把事情弄得更糟，特別是對於謝文東這種疑心病挺重的人。
無論有意，或者無意，××、趙尚誌和×××的這連續的兩竿子，後果都是災難性的。8軍的統戰工作本來就挺艱難、複雜，這下子就更艱難、複雜了，劉曙華的處境也一下子兇險起來——留待後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