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滿與吉東間的分歧、爭論，始終免不了誤會。
前麵說過，由於各地環境、條件及領導人性格的不同，也就形成了各軍不同的特點和戰鬥作風，有時對同一件事情的理解和處理方式，也有差異。比如對金溝木業的捐稅徵收，吉東有的部隊不論日偽，還是民族企業，基本是同樣對待。趙尚誌認為收了日偽的捐稅，就允許它採金伐木，這是讓日寇得了最大的利益。南滿也曾認為“這是作了‘滿洲國’走狗軍隊的任務，幫助敵人資本的發展”。
被有的作品稱做的“吉東方式”，以及可以同樣類推的“北滿方式”、“南滿方式”等等，就跟持家過日子差不多，各有優長。在抗日救國毫無二致這個大前提下，應該互相取長補短。北滿臨時省委執委擴大會邀請周保中參加，就是一次嚐試。可在撤銷滿洲省委引發的組織混亂和誤會的大背景下，問題已經很難解決了，甚至不可能解決了。
冥冥中好像有隻無形的手，唯恐北滿和吉東間的亂子不大。原來的分歧還是懸案，又出來個後麵將會詳細敘述的劉曙華的“奸細問題”，北滿開始封鎖與吉東間的重要消息，新的誤會、危機又來了。
1938年5月14日，×××給周保中、宋一夫等連發兩信。《×××關於北滿黨的路線鬥爭等事給周保中、宋一夫及二五軍全體同誌的信》中說，“你們也應當堅決負起不斷在信件上，言論上，來努力推動和幫助北省進行這一轉變，特別是在實際行動上援助北省走向轉變”。《×××關於糾正北滿省委“左”傾關門主義問題給周保中、宋一夫同誌的信》中，再次談到撤銷趙尚誌、李熙山、黃成植幾個人的工作問題，其中撤銷李熙山9軍政治部主任的職務，“請你們站在兄弟黨統一的精神，及聯軍係統上，必須負責幫助解決”。
6月27日，《周保中關於幹部等問題給金策同誌信》中說：
在我黨以中、高革命先進分子鮮血創造，為中國民族被壓迫民族解放而鬥爭抗日聯軍——第三軍，在北滿鬆花江岸起骨幹作用，這不用贅說。可是由於個別同誌帶傾向性，而影響到三軍更大發展，特別是在軍隊基礎鞏固方麵突露許多缺陷，到目前極緊的鬥爭階段，內部許多困難問題，表現出更加繁難。首先是三軍軍事負責主要幹部尚誌的遠走，使全軍缺乏集中的有係統的領導。而我聽說××同誌最近在尚誌“遠征”之後，在北滿黨組織發出什麽反“左”傾通知，並曾由侯啟剛同誌轉達宋一夫吉東省委援助，一致起來展開黨內反傾向鬥爭。××同誌這種表現，在我個人認定是極危險而冒昧無知可恥的行動。去年此時北滿擴大會議，××初則一言不發，完全改變在江南時的堂皇正大，象真是布爾塞維克的態度，對於有傾向問題及有傾向同誌的批評半吐半吞的尾巴主義，會議以後，完全調和做了尾巴。因此去年此時北滿會議原則性的一線曙光，又完全黑暗，而被某個別同誌一手全改，影響到江南江北的全般工作，×××同誌首先有責任。
現在是革命——東北遊擊運動處在極端嚴重的時候。而我黨所領導的骨幹軍——三軍正需要全力來圖謀鞏固，即使我們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也得要保持最基本的最中心的力量，絕不能使全部革命力量成問題。尚誌同誌“遠征”，××同誌不能便認為這是反“左”傾的機會。這是（樣）的觀點和這樣的簡單做法，能夠會幫助了我們的死敵——日賊法西斯蒂。
應該怎樣做才對呢？首先應該盡一切可能保持北滿組織的整個性，把一切同誌團結在黨組織正確的原則立場上，個人行動問題和個別傾向問題，應該依照緊急鬥爭形勢，按黨的原則性來解決，首先要顧（全）無論任何問題解決必須使黨更加有力，要把黨對聯軍領導特別是對三軍的鞏固提到第一位，同時應該提出目前遊擊鬥爭的各種具體必樣（要）辦法。××同誌江南江北走，並未著眼到這一點，象政客式的“搖旗吶喊”、“清談”，這可算吾黨之不幸！
9月4日，《周保中給×××、金策及北滿臨時省委各負責同誌的信》中說：
尚誌同誌之去找中央關係，是否經過北滿黨組織同意，我們不得而知，但久去不歸，顯係在緊急關頭，事情弄到壞的地步以後，逃避實際困難，我們提議糾正傾向，撤銷工作是另外一回事。你們應該依照尚誌同誌去中央的線索關係，要求幫助他改正錯誤，特別要求他回到戰線上來繼續鬥爭。戴鴻賓以下各同誌同樣提出這個要求。
趙尚誌過界去蘇聯二十多天後，周保中也過界了，在蘇聯境內比肯的一個接待站待了一個月零四天。2月24日，即動身回國的前四天，《周保中給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中共中央代表團的信》中說：
北滿黨組織不良傾向所含有危險性，若不適時適當的解決，有可能墮入到反革命日賊奸細托陳匪類中去，這是由於北滿黨的歷史的組織生活、政治思想和工作表現所看到的。改造北滿黨必須把盤踞在三軍中的傾向分子調開，趙尚誌同誌必須調其他工作。三軍及北滿黨需要從中共中央代表團迅速負責派十名以上各級黨各工作的負重要責任的同誌。
前麵說過，由於各地環境、條件及領導人性格的不同，也就形成了各軍不同的特點和戰鬥作風，有時對同一件事情的理解和處理方式，也有差異。比如對金溝木業的捐稅徵收，吉東有的部隊不論日偽，還是民族企業，基本是同樣對待。趙尚誌認為收了日偽的捐稅，就允許它採金伐木，這是讓日寇得了最大的利益。南滿也曾認為“這是作了‘滿洲國’走狗軍隊的任務，幫助敵人資本的發展”。
被有的作品稱做的“吉東方式”，以及可以同樣類推的“北滿方式”、“南滿方式”等等，就跟持家過日子差不多，各有優長。在抗日救國毫無二致這個大前提下，應該互相取長補短。北滿臨時省委執委擴大會邀請周保中參加，就是一次嚐試。可在撤銷滿洲省委引發的組織混亂和誤會的大背景下，問題已經很難解決了，甚至不可能解決了。
冥冥中好像有隻無形的手，唯恐北滿和吉東間的亂子不大。原來的分歧還是懸案，又出來個後麵將會詳細敘述的劉曙華的“奸細問題”，北滿開始封鎖與吉東間的重要消息，新的誤會、危機又來了。
1938年5月14日，×××給周保中、宋一夫等連發兩信。《×××關於北滿黨的路線鬥爭等事給周保中、宋一夫及二五軍全體同誌的信》中說，“你們也應當堅決負起不斷在信件上，言論上，來努力推動和幫助北省進行這一轉變，特別是在實際行動上援助北省走向轉變”。《×××關於糾正北滿省委“左”傾關門主義問題給周保中、宋一夫同誌的信》中，再次談到撤銷趙尚誌、李熙山、黃成植幾個人的工作問題，其中撤銷李熙山9軍政治部主任的職務，“請你們站在兄弟黨統一的精神，及聯軍係統上，必須負責幫助解決”。
6月27日，《周保中關於幹部等問題給金策同誌信》中說：
在我黨以中、高革命先進分子鮮血創造，為中國民族被壓迫民族解放而鬥爭抗日聯軍——第三軍，在北滿鬆花江岸起骨幹作用，這不用贅說。可是由於個別同誌帶傾向性，而影響到三軍更大發展，特別是在軍隊基礎鞏固方麵突露許多缺陷，到目前極緊的鬥爭階段，內部許多困難問題，表現出更加繁難。首先是三軍軍事負責主要幹部尚誌的遠走，使全軍缺乏集中的有係統的領導。而我聽說××同誌最近在尚誌“遠征”之後，在北滿黨組織發出什麽反“左”傾通知，並曾由侯啟剛同誌轉達宋一夫吉東省委援助，一致起來展開黨內反傾向鬥爭。××同誌這種表現，在我個人認定是極危險而冒昧無知可恥的行動。去年此時北滿擴大會議，××初則一言不發，完全改變在江南時的堂皇正大，象真是布爾塞維克的態度，對於有傾向問題及有傾向同誌的批評半吐半吞的尾巴主義，會議以後，完全調和做了尾巴。因此去年此時北滿會議原則性的一線曙光，又完全黑暗，而被某個別同誌一手全改，影響到江南江北的全般工作，×××同誌首先有責任。
現在是革命——東北遊擊運動處在極端嚴重的時候。而我黨所領導的骨幹軍——三軍正需要全力來圖謀鞏固，即使我們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也得要保持最基本的最中心的力量，絕不能使全部革命力量成問題。尚誌同誌“遠征”，××同誌不能便認為這是反“左”傾的機會。這是（樣）的觀點和這樣的簡單做法，能夠會幫助了我們的死敵——日賊法西斯蒂。
應該怎樣做才對呢？首先應該盡一切可能保持北滿組織的整個性，把一切同誌團結在黨組織正確的原則立場上，個人行動問題和個別傾向問題，應該依照緊急鬥爭形勢，按黨的原則性來解決，首先要顧（全）無論任何問題解決必須使黨更加有力，要把黨對聯軍領導特別是對三軍的鞏固提到第一位，同時應該提出目前遊擊鬥爭的各種具體必樣（要）辦法。××同誌江南江北走，並未著眼到這一點，象政客式的“搖旗吶喊”、“清談”，這可算吾黨之不幸！
9月4日，《周保中給×××、金策及北滿臨時省委各負責同誌的信》中說：
尚誌同誌之去找中央關係，是否經過北滿黨組織同意，我們不得而知，但久去不歸，顯係在緊急關頭，事情弄到壞的地步以後，逃避實際困難，我們提議糾正傾向，撤銷工作是另外一回事。你們應該依照尚誌同誌去中央的線索關係，要求幫助他改正錯誤，特別要求他回到戰線上來繼續鬥爭。戴鴻賓以下各同誌同樣提出這個要求。
趙尚誌過界去蘇聯二十多天後，周保中也過界了，在蘇聯境內比肯的一個接待站待了一個月零四天。2月24日，即動身回國的前四天，《周保中給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中共中央代表團的信》中說：
北滿黨組織不良傾向所含有危險性，若不適時適當的解決，有可能墮入到反革命日賊奸細托陳匪類中去，這是由於北滿黨的歷史的組織生活、政治思想和工作表現所看到的。改造北滿黨必須把盤踞在三軍中的傾向分子調開，趙尚誌同誌必須調其他工作。三軍及北滿黨需要從中共中央代表團迅速負責派十名以上各級黨各工作的負重要責任的同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