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老人說，會不會是複寫、刻印時弄錯了，把“準備”寫成了“等待”？或者幾個字油印得不清楚，順著上下文意思一溜，就溜出個“等待”？不然，趙尚誌怎麽就認準了這兩個字？有這個必要嗎？隨“王康信”一道發下來的還有個通知，告訴大家王明、康生是什麽人。趙尚誌若是故意把“準備”曲解成“等待”，那不是太歲頭上動土嗎？況且，他對“王康信”總體上是肯定呀？
那時的信件，經常是坐在樹底下寫完了，交給通訊員就帶走了。丟字落字錯別字，字跡潦草看不清，有信封裝錯的，有缺頁的，有途中淋雨、過河弄濕了，模糊不清的。晚上露營，衣服燒了，信也燒了，燒大了就廢了，就根據那些殘缺不全的文字猜吧、溜吧。
以上隻是猜測，可以定論的，是有人確是在“等待”。這種情況在當年的文件中是不難見到的，連關東憲兵司令部也說某某部隊“其行動卻最為消沉”（請讀者理解，就不注釋了）。而在“王康信”指示不要孤注一擲，要積蓄力量，準備更大事變後，一些人等待得好像更心安理得了。連批評北滿不執行“中代信”是“妄加曲解，故作誤會”的人，後來也說“必須排除那些無根據的再等更大事變的機會主義的觀點”。
在趙尚誌的心目中，“準備”也不僅僅是磨刀擦槍，等到大事變到來再躍出塹壕，而是現在就要主動、積極地作戰，向敵人統治薄弱地帶突擊。他沒有說出“我們也是大事變的促成者”這樣的話，他是用行動說的。
“大事變”這3個字，對於終年在山林僻壤遊擊的抗聯官兵，已是夠費解的了。問題還在於“我們的策略現時不是將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擲’”，究竟有沒有、有多少針對性？即便認為七七事變爆發是大事變到來了的人，也沒有孤注一擲，拚命一戰。老熊蹲倉般等待著的，倒有人在。趙尚誌和北滿臨時省委，則認為七七事變還不是大事變。趙尚誌的“打”字當頭，3軍、3路軍的遠征，更是與孤注一擲風馬牛不相及。
“曲解”兩個字頻繁出現的第一個高峰，是在貫徹執行“1·26”指示信期間，楊靖宇、趙尚誌、李延祿、周保中等人，都曾被批評為“曲解”統一戰線為“上層勾結”。而珠湯聯席會議後，則是吉東和北滿互相指責對方“曲解”這個，“曲解”那個。再後來，這個是不是帽子的東西，就逐漸歸結、集中到趙尚誌的頭上了。
“我們的領袖王明同誌”
王明，原名陳紹禹，字露清。他有許多筆名、化名和俄譯化名，“王明”是1931年在蘇聯擔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後使用的名字。
1904年，王明生於安徽省六安縣金家寨鎮。父親陳嘉渭在鎮子裏開個小店，經營竹木。土地革命時期，擔任六安縣六區反帝大同盟主席和赤色互濟會主席，國民黨占領金家寨後，還組織群眾給紅軍送鹽送鞋。王明是家中長子，弟弟妹妹都是黨員，先後參加革命，小妹妹還參加了長征。
王明聰明，六歲讀書，八歲即能寫對聯賣錢，補貼家用。十六歲考入省立第三甲種農業學校，又考入武昌商科大學，並開始接受進步思想。前麵介紹了本書許多人物在五卅運動中的作為。或者投身其間，或者置身事外，或者逆潮流而動，這是那個時代的青年學生都要作出的選擇。王明表現積極，並在同年秋天入團入黨，從此開始了職業革命家生涯。
使王明命運發生重大轉折的，是隨後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並受到副校長米夫的青睞。中國留學生精英濟濟，而王明半年內對俄語即能說會讀，列寧、史達林的一些經典語錄張口即來。在二十五歲的沒到過中國的副校長心目中，這個聰穎、俊秀的二十二歲中國青年，就有了種鶴立雞群的感覺。王明當上中山大學學生公社主席是選舉的，米夫的欣賞、信任和施加的影響，也是顯然的。有了這個基點，再加上“階級祖國”、共產國際這樣居高臨下的背景，王明後來平步青雲也就不難理解了。其實，無論他在中共中央獲取多麽高的地位，在獨具特色的中國革命鬥爭中，終其一生，也隻能算個缺乏實踐經驗的難成大器的書生型人物。
回到本書，王明對東北抗戰的重要貢獻，是起草了“1·26”指示信、“王康信”和《八一宣言》。前者第一次提出在東北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糾正了“北方會議”的孤家寡人路線，使東北的抗日救國運動開始走向正軌，是一份裏程碑式的文件。後者則向全國同胞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號召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並明確宣布“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願意作成立這種國防政府的發起人”，“紅軍絕對首先加入聯軍，以盡抗日救國的天職”。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文件，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供了理論基礎，並直接導致“一二·九”運動的爆發，從而掀起抗日救亡運動高潮。據說，毛澤東也讚揚了《八一宣言》。
北滿臨時省委執委會擴大會決議案中，認為“王康未有把每一個鬥爭運動問題都詳細的更具體的指示”，這是苛求了。這樣的文件即便不是沒有的，也是極少的。任何文件都不能不受到各種各樣的局限，連《八一宣言》也有缺點、不足，“1·26”指示信更是明顯地拖著個“北方會議”的尾巴。我們今天看到的一些近乎完美的文件、著作，有的當年並不完全是那個樣子。至於因為王明、康生後來變成了人所共知的那種人，就認為他們在娘胎裏就不是好東西，做不出好事，否定他們的歷史作用和功績，更是站不住腳的、有害的。
那時的信件，經常是坐在樹底下寫完了，交給通訊員就帶走了。丟字落字錯別字，字跡潦草看不清，有信封裝錯的，有缺頁的，有途中淋雨、過河弄濕了，模糊不清的。晚上露營，衣服燒了，信也燒了，燒大了就廢了，就根據那些殘缺不全的文字猜吧、溜吧。
以上隻是猜測，可以定論的，是有人確是在“等待”。這種情況在當年的文件中是不難見到的，連關東憲兵司令部也說某某部隊“其行動卻最為消沉”（請讀者理解，就不注釋了）。而在“王康信”指示不要孤注一擲，要積蓄力量，準備更大事變後，一些人等待得好像更心安理得了。連批評北滿不執行“中代信”是“妄加曲解，故作誤會”的人，後來也說“必須排除那些無根據的再等更大事變的機會主義的觀點”。
在趙尚誌的心目中，“準備”也不僅僅是磨刀擦槍，等到大事變到來再躍出塹壕，而是現在就要主動、積極地作戰，向敵人統治薄弱地帶突擊。他沒有說出“我們也是大事變的促成者”這樣的話，他是用行動說的。
“大事變”這3個字，對於終年在山林僻壤遊擊的抗聯官兵，已是夠費解的了。問題還在於“我們的策略現時不是將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擲’”，究竟有沒有、有多少針對性？即便認為七七事變爆發是大事變到來了的人，也沒有孤注一擲，拚命一戰。老熊蹲倉般等待著的，倒有人在。趙尚誌和北滿臨時省委，則認為七七事變還不是大事變。趙尚誌的“打”字當頭，3軍、3路軍的遠征，更是與孤注一擲風馬牛不相及。
“曲解”兩個字頻繁出現的第一個高峰，是在貫徹執行“1·26”指示信期間，楊靖宇、趙尚誌、李延祿、周保中等人，都曾被批評為“曲解”統一戰線為“上層勾結”。而珠湯聯席會議後，則是吉東和北滿互相指責對方“曲解”這個，“曲解”那個。再後來，這個是不是帽子的東西，就逐漸歸結、集中到趙尚誌的頭上了。
“我們的領袖王明同誌”
王明，原名陳紹禹，字露清。他有許多筆名、化名和俄譯化名，“王明”是1931年在蘇聯擔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後使用的名字。
1904年，王明生於安徽省六安縣金家寨鎮。父親陳嘉渭在鎮子裏開個小店，經營竹木。土地革命時期，擔任六安縣六區反帝大同盟主席和赤色互濟會主席，國民黨占領金家寨後，還組織群眾給紅軍送鹽送鞋。王明是家中長子，弟弟妹妹都是黨員，先後參加革命，小妹妹還參加了長征。
王明聰明，六歲讀書，八歲即能寫對聯賣錢，補貼家用。十六歲考入省立第三甲種農業學校，又考入武昌商科大學，並開始接受進步思想。前麵介紹了本書許多人物在五卅運動中的作為。或者投身其間，或者置身事外，或者逆潮流而動，這是那個時代的青年學生都要作出的選擇。王明表現積極，並在同年秋天入團入黨，從此開始了職業革命家生涯。
使王明命運發生重大轉折的，是隨後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並受到副校長米夫的青睞。中國留學生精英濟濟，而王明半年內對俄語即能說會讀，列寧、史達林的一些經典語錄張口即來。在二十五歲的沒到過中國的副校長心目中，這個聰穎、俊秀的二十二歲中國青年，就有了種鶴立雞群的感覺。王明當上中山大學學生公社主席是選舉的，米夫的欣賞、信任和施加的影響，也是顯然的。有了這個基點，再加上“階級祖國”、共產國際這樣居高臨下的背景，王明後來平步青雲也就不難理解了。其實，無論他在中共中央獲取多麽高的地位，在獨具特色的中國革命鬥爭中，終其一生，也隻能算個缺乏實踐經驗的難成大器的書生型人物。
回到本書，王明對東北抗戰的重要貢獻，是起草了“1·26”指示信、“王康信”和《八一宣言》。前者第一次提出在東北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糾正了“北方會議”的孤家寡人路線，使東北的抗日救國運動開始走向正軌，是一份裏程碑式的文件。後者則向全國同胞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號召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並明確宣布“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願意作成立這種國防政府的發起人”，“紅軍絕對首先加入聯軍，以盡抗日救國的天職”。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文件，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供了理論基礎，並直接導致“一二·九”運動的爆發，從而掀起抗日救亡運動高潮。據說，毛澤東也讚揚了《八一宣言》。
北滿臨時省委執委會擴大會決議案中，認為“王康未有把每一個鬥爭運動問題都詳細的更具體的指示”，這是苛求了。這樣的文件即便不是沒有的，也是極少的。任何文件都不能不受到各種各樣的局限，連《八一宣言》也有缺點、不足，“1·26”指示信更是明顯地拖著個“北方會議”的尾巴。我們今天看到的一些近乎完美的文件、著作，有的當年並不完全是那個樣子。至於因為王明、康生後來變成了人所共知的那種人，就認為他們在娘胎裏就不是好東西，做不出好事，否定他們的歷史作用和功績，更是站不住腳的、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