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造成北滿和吉東黨的誤會、分歧，並引發長達四年之久的親者痛、仇者快的內爭，這兩個人是無論如何也脫離不了幹係的。
半年多時間，上海中央局連續4次被破壞，主要領導人被捕叛變，楊光華等人又是這期間從上海調來的，王明、康生懷疑滿洲省委也有問題，調楊光華等人去莫斯科，審查他們，應不為過。
準備成立南滿、東滿、吉東、鬆江4個省委，無疑也是正確的。實際上，之前的南滿、東滿、吉東3個特委，和北滿的珠河、湯原兩個中心縣委，起的也是這樣的作用。而成立4個小省委，顯然更便於集中領導這四大遊擊戰略區的抗戰。
但是，撤銷滿洲省委，無論從哪方麵說，都是沒有道理的、錯誤的。
看看吉東所處的地理位置，就明白從莫斯科到海參崴，再到吉東，中央代表團通過這條線領導東北抗戰是很便利的。但是，吉東特委也好，吉東省委也罷，都隻能是轉達中央代表團的指示，而不能取代滿洲省委的地位。認為楊光華等人有問題，可以改組省委，楊靖宇、魏拯民都是省委委員，魏拯民應該是代理書記的非常合適的人選。如果認為經吉東再哈爾濱太遠，浪費時間，貽誤戰機，滿洲省委可以遷到吉東，或者幹脆上隊。實際上，滿洲省委被撤銷前後，一些地區的黨組織已經陸續上隊了。
問題的緣起，表麵上看，似乎是因了誤會和分歧。其實，各地鬥爭環境不同，領導人的思想、性格、作風也有差異，對於北方會議以來的方針、政策的理解也難免差異，行為方式自然也有差異，你可能左點，他可能右點。當不同風格的各軍蝟集下江，再加上經濟利益的碰撞，誤會和意見分歧、爭論，也是自然的、難免的。
也就是說，即便吉東沒說滿洲省委有內奸，吉東沒出叛徒，特委沒被破壞，“吉特信”、“中代信”中，沒有那樣幾處事關戰略方針的明顯的硬傷，後來的事情遲早也會發生的，問題大小而已。除非像南滿那樣，天各一方，互不接觸。
1941年1月1日，《金日成、安吉、徐哲給王新林的報告——關於抗聯第一路軍情況和對問題的答覆》中，第15個問題為：“對北滿、吉東、及南滿黨委之互相關係以及領導意見之交換關係，總的對黨委和領導人之分歧都是哪些問題？”回答是：“南滿黨委與吉東及北滿黨委長期沒發生關係，因此也沒發生過什麽分歧的意見。”
1935年夏，日偽軍瘋狂“討伐”珠河地區，“治標”、“治本”雙管齊下，中心縣委向滿洲省委告急，省委又能怎麽著？手中沒有一兵一卒，又不可能從其他地區調兵增援。就是在平時，偌大的東北，隻有個滿洲省委，人手又少，一些事情也是鞭長莫及。東北沒有南方大革命的經歷，黨員少，底子薄，每省一個省委也隻能是空架子。況且，成立4個小省委領導4個遊擊區，那遊擊區之外的哈爾濱、長春、奉天、大連等城市，以及其他廣大城鄉的黨組織，又該怎麽辦？無論有沒有、有多少個小省委，都必須有個類似東北局的滿洲省委這樣的大省委，來統一掌管、領導、號令一切。“家有百口，主事一人。”黨組織也是一樣。沒有領導，沒大沒小，各行其是，豈不亂套了？
事實就是亂套了。
如今國內外的綠茵場上，無論有多少黑哨、假哨，如果沒了裁判，那球還能踢嗎？
滿洲省委當然不是裁判，它是領導、指導東北抗日救國的，當然也可以協調、裁定下級黨組織的分歧、矛盾。以趙尚誌、周保中、張壽籛等人的黨性，倘若滿洲省委還在，做出決定說句話，他們能不聽嗎？大敵當前，會耗費那麽大的精力，沒完沒了地爭論幾年嗎？
前麵寫過幾筆的北滿省委交通員於蘭閣，1942年春被派到綏稜縣二道河子做地方工作，很快打開局麵。他的辦法是廣交朋友，具體是與山場的把頭磕頭拜把子，共是7個人。為抗聯籌糧送糧、購買服裝，有事一找都來，不來還叫什麽“生死弟兄”呀？這些人豪爽、仗義，又精明，有頭腦，幹什麽都千方百計，從未出錯。一次，炭窖把頭曹景春給抗聯送信，回來時被鬼子抓住了。鬼子把他吊起來，任憑怎樣毒打，他咬緊牙關，隻字未露。
單立誌老人說，我參軍前拜把子的8個人，老八是偽保長的弟弟。這人講義氣，他一耍橫，保長就不敢欺負我們這些人。我串聯9個人參加抗聯，說是讓鬍子綁票抓走了，其實保長心頭明鏡兒似的。可有老八在那兒擋著，上邊來人調查，他就得照著我們的話講。這小子是當地一霸，土改時讓人打死了，他的弟弟什麽事沒有。
“隊伍內禁止磕頭拜把子等小團體，勿致引起派別的人情觀念。”這是1938年1月5日下江特委（原湯原中心縣委）擴大會決議中的一個自然段。燒香磕頭，稱兄道弟，哥們義氣，那還叫共產黨的隊伍嗎？
但是，做地方工作，利用老鄉、親屬關係，以及拜把子、認幹親、在家禮等方式、手段開展活動，是各地普遍實行的，因為這些東西確實行之有效。張學良也認幹親，夫人於鳳至認宋美齡的母親為幹娘，宋母認她為四女兒。東北人認這個。“山東張”楊靖宇在撫順做地下工作時，為什麽自稱山東人？因為東北到處都是山東人，老鄉見老鄉，平添幾分親，便於開展工作。而湯原遊擊隊成立前後，中心縣委曾主張一種純而又純的革命，結果到處碰壁，每天除了開會，幾乎幹不了實事，被稱之為“炕頭革命”（坐在炕頭上清談革命）。
半年多時間，上海中央局連續4次被破壞，主要領導人被捕叛變，楊光華等人又是這期間從上海調來的，王明、康生懷疑滿洲省委也有問題，調楊光華等人去莫斯科，審查他們，應不為過。
準備成立南滿、東滿、吉東、鬆江4個省委，無疑也是正確的。實際上，之前的南滿、東滿、吉東3個特委，和北滿的珠河、湯原兩個中心縣委，起的也是這樣的作用。而成立4個小省委，顯然更便於集中領導這四大遊擊戰略區的抗戰。
但是，撤銷滿洲省委，無論從哪方麵說，都是沒有道理的、錯誤的。
看看吉東所處的地理位置，就明白從莫斯科到海參崴，再到吉東，中央代表團通過這條線領導東北抗戰是很便利的。但是，吉東特委也好，吉東省委也罷，都隻能是轉達中央代表團的指示，而不能取代滿洲省委的地位。認為楊光華等人有問題，可以改組省委，楊靖宇、魏拯民都是省委委員，魏拯民應該是代理書記的非常合適的人選。如果認為經吉東再哈爾濱太遠，浪費時間，貽誤戰機，滿洲省委可以遷到吉東，或者幹脆上隊。實際上，滿洲省委被撤銷前後，一些地區的黨組織已經陸續上隊了。
問題的緣起，表麵上看，似乎是因了誤會和分歧。其實，各地鬥爭環境不同，領導人的思想、性格、作風也有差異，對於北方會議以來的方針、政策的理解也難免差異，行為方式自然也有差異，你可能左點，他可能右點。當不同風格的各軍蝟集下江，再加上經濟利益的碰撞，誤會和意見分歧、爭論，也是自然的、難免的。
也就是說，即便吉東沒說滿洲省委有內奸，吉東沒出叛徒，特委沒被破壞，“吉特信”、“中代信”中，沒有那樣幾處事關戰略方針的明顯的硬傷，後來的事情遲早也會發生的，問題大小而已。除非像南滿那樣，天各一方，互不接觸。
1941年1月1日，《金日成、安吉、徐哲給王新林的報告——關於抗聯第一路軍情況和對問題的答覆》中，第15個問題為：“對北滿、吉東、及南滿黨委之互相關係以及領導意見之交換關係，總的對黨委和領導人之分歧都是哪些問題？”回答是：“南滿黨委與吉東及北滿黨委長期沒發生關係，因此也沒發生過什麽分歧的意見。”
1935年夏，日偽軍瘋狂“討伐”珠河地區，“治標”、“治本”雙管齊下，中心縣委向滿洲省委告急，省委又能怎麽著？手中沒有一兵一卒，又不可能從其他地區調兵增援。就是在平時，偌大的東北，隻有個滿洲省委，人手又少，一些事情也是鞭長莫及。東北沒有南方大革命的經歷，黨員少，底子薄，每省一個省委也隻能是空架子。況且，成立4個小省委領導4個遊擊區，那遊擊區之外的哈爾濱、長春、奉天、大連等城市，以及其他廣大城鄉的黨組織，又該怎麽辦？無論有沒有、有多少個小省委，都必須有個類似東北局的滿洲省委這樣的大省委，來統一掌管、領導、號令一切。“家有百口，主事一人。”黨組織也是一樣。沒有領導，沒大沒小，各行其是，豈不亂套了？
事實就是亂套了。
如今國內外的綠茵場上，無論有多少黑哨、假哨，如果沒了裁判，那球還能踢嗎？
滿洲省委當然不是裁判，它是領導、指導東北抗日救國的，當然也可以協調、裁定下級黨組織的分歧、矛盾。以趙尚誌、周保中、張壽籛等人的黨性，倘若滿洲省委還在，做出決定說句話，他們能不聽嗎？大敵當前，會耗費那麽大的精力，沒完沒了地爭論幾年嗎？
前麵寫過幾筆的北滿省委交通員於蘭閣，1942年春被派到綏稜縣二道河子做地方工作，很快打開局麵。他的辦法是廣交朋友，具體是與山場的把頭磕頭拜把子，共是7個人。為抗聯籌糧送糧、購買服裝，有事一找都來，不來還叫什麽“生死弟兄”呀？這些人豪爽、仗義，又精明，有頭腦，幹什麽都千方百計，從未出錯。一次，炭窖把頭曹景春給抗聯送信，回來時被鬼子抓住了。鬼子把他吊起來，任憑怎樣毒打，他咬緊牙關，隻字未露。
單立誌老人說，我參軍前拜把子的8個人，老八是偽保長的弟弟。這人講義氣，他一耍橫，保長就不敢欺負我們這些人。我串聯9個人參加抗聯，說是讓鬍子綁票抓走了，其實保長心頭明鏡兒似的。可有老八在那兒擋著，上邊來人調查，他就得照著我們的話講。這小子是當地一霸，土改時讓人打死了，他的弟弟什麽事沒有。
“隊伍內禁止磕頭拜把子等小團體，勿致引起派別的人情觀念。”這是1938年1月5日下江特委（原湯原中心縣委）擴大會決議中的一個自然段。燒香磕頭，稱兄道弟，哥們義氣，那還叫共產黨的隊伍嗎？
但是，做地方工作，利用老鄉、親屬關係，以及拜把子、認幹親、在家禮等方式、手段開展活動，是各地普遍實行的，因為這些東西確實行之有效。張學良也認幹親，夫人於鳳至認宋美齡的母親為幹娘，宋母認她為四女兒。東北人認這個。“山東張”楊靖宇在撫順做地下工作時，為什麽自稱山東人？因為東北到處都是山東人，老鄉見老鄉，平添幾分親，便於開展工作。而湯原遊擊隊成立前後，中心縣委曾主張一種純而又純的革命，結果到處碰壁，每天除了開會，幾乎幹不了實事，被稱之為“炕頭革命”（坐在炕頭上清談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