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隻有一個日本人的安圖縣，有個綏芬大甸子街，居民1萬多人。東滿特委在這裏有個區工委，5個支部，黨員117人，反日會已成當地公開的政權機關，與偽政權共存。而老百姓有什麽問題，像結婚、離婚、地畝、地租糾紛，都來找反日會解決，因為反日會辦事公道，還不用花錢。反日會為2軍和義勇軍籌集糧款，偽政府不管。駐街偽軍一個營，與2軍和義勇軍有秘密協議：一是彼此互不進攻；二是日軍來了，偽軍要提前送信，打仗時沖天放槍；三是盡力為抗日武裝解決彈藥及各種物品；四是保護當地反日組織、人員；五是偽軍士兵有反日言論自由，並允許反日武裝在偽軍中進行反日宣傳。
“大甸子現象”隻是個例，而與偽軍訂立協議，互不開戰，互通情報，則在各地或多或少都有。但是有個前提，就是在那個小環境內，你比他強大，或者旗鼓相當，或者另有許多對他不利的因素。
一個因素是他們是中國人，再一個是要給自己留條後路，不想把壞事做絕。寶清縣三人班偽自衛團文書戴煥章，是3軍4師32團副官，為抗聯收集情報，購買東西，32團團長李明順也常來常往，偽團總王貞什麽都知道，還挺幫忙。可像張傳福那樣讓他反正，參加抗聯，想都別想。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與人方便，自己方便。”
這種人物，這種心態，在與抗聯訂立協議的各色敵偽武裝中，是比較普遍的。
但是，以上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而且隻是其中較少的部分。
許多老人說，天氣暖和了，樹葉關門了，咱們的好日子來了，偽軍、偽自衛團對你也格外客氣了。樹葉落了，老天爺變臉了，秋冬季“討伐”要開始了，許多人也變臉了。有什麽事找到他們，就推三阻四起來。待到1938年後抗聯進入困難時期，包括一些所謂“外白內紅”的甲長也日趨反動，見到抗聯別說不告密，不打你就不錯了。
道理很簡單，他們是敵人。
他們是中國人，有時也會表現出點中國人的良心。可是，要他們在國家、民族與個人利益之間進行選擇，他們最終會選擇自己。不然，抗聯與偽軍進行了那麽多的戰鬥，有時還是很激烈的戰鬥，以及東邊道“獨立大討伐”，就難以解釋了。
“抗日反滿不並提”，是從關內的“抗日反蔣不並提”演繹過來的。蔣介石反共、剿共，可他是抗日的。“滿洲國”是個什麽東西？是日寇一手製造出來的怪胎，溥儀是大漢奸，“滿”軍被老百姓稱做“漢奸隊”、“走狗軍”。如此演繹，豈不是牛唇對上了馬嘴？
“中代信”說“不應把滿軍與日軍同樣當敵人看待”——這話應改作“不應把滿軍與日軍當做同樣的敵人看待”。因為他們確有區別，不大一樣，並不像當時的一幅宣傳畫畫的，一個日軍和一個偽軍擁抱在一起，上麵寫著“日滿兩軍親如一體”。
真理再向前邁一步就是謬誤。“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個口號，曾被人視為沒有階級性，是向前邁了一步。而從偽軍與日軍確有不同，到“不應把滿軍與日軍同樣當敵人看待”，再到“抗日反滿不並提”，邁出去的可就不止一步了。
在省執委擴大會上，趙尚誌不能不對“抗日反滿不並提”痛加駁斥——它對於抗聯造成的危害，雖然不像勸群眾歸大屯那樣大，卻也是個涉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問題呀。
趙尚誌激烈抨擊的另一個問題，是“等待大事變”。
我們是處在緊迫關頭，殘酷的鬥爭著，工作著，積蓄保存進步和發展著，促進和造成一切有把握的勝利條件，而絕不是和平等待，消極退守，以為大的事變來，東北民族革命自然就成功，大事變不來，民族革命就算完了的一切錯誤觀念，而產生目前最危險的右傾路線或曲解國際路線，認為目前是準備大事變的時期，不是領導緊迫鬥爭的時期。
以上是珠湯聯席會議決議草案中的文字。而在此之後，北滿臨時省委和趙尚誌等人批駁“等待大事變”，以及“抗日反滿不並提”和勸群眾歸大屯的言論，比這更精練、更深刻，因為都是寫給某人、某單位的信件，就不引錄了。
“打”字當頭的趙尚誌，一向反對消極避戰，“老熊蹲倉”，坐吃山空，怎能容忍“等待大事變”？
問題是“王康信”中說的，是“我們的策略現時不是將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擲’，而是要更大的準備群眾，積蓄力量，保存和發展遊擊隊的實力，培養大批軍事幹部，以作為準備將來更大戰爭和更大事變的基礎”，是“準備大事變”，而非“等待大事變”。“準備”是磨刀擦槍，整軍備戰，一旦號角吹響，就躍出塹壕，發起攻擊，與“等待”不是同一概念。那麽，趙尚誌和北滿臨時省委，為什麽要批評“等待大事變”呢？
“王康信”是裝在暖壺的夾層裏，由交通員從海參崴交通站送到吉東特委的。當晚李範五複寫6份，1份送往滿洲省委，其餘送到所屬縣委和4軍、5軍。珠河中心縣委接到後，馮仲雲讓於保合刻寫油印100多份，分送各縣委和3軍。
“大甸子現象”隻是個例，而與偽軍訂立協議，互不開戰，互通情報，則在各地或多或少都有。但是有個前提，就是在那個小環境內，你比他強大，或者旗鼓相當，或者另有許多對他不利的因素。
一個因素是他們是中國人，再一個是要給自己留條後路，不想把壞事做絕。寶清縣三人班偽自衛團文書戴煥章，是3軍4師32團副官，為抗聯收集情報，購買東西，32團團長李明順也常來常往，偽團總王貞什麽都知道，還挺幫忙。可像張傳福那樣讓他反正，參加抗聯，想都別想。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與人方便，自己方便。”
這種人物，這種心態，在與抗聯訂立協議的各色敵偽武裝中，是比較普遍的。
但是，以上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而且隻是其中較少的部分。
許多老人說，天氣暖和了，樹葉關門了，咱們的好日子來了，偽軍、偽自衛團對你也格外客氣了。樹葉落了，老天爺變臉了，秋冬季“討伐”要開始了，許多人也變臉了。有什麽事找到他們，就推三阻四起來。待到1938年後抗聯進入困難時期，包括一些所謂“外白內紅”的甲長也日趨反動，見到抗聯別說不告密，不打你就不錯了。
道理很簡單，他們是敵人。
他們是中國人，有時也會表現出點中國人的良心。可是，要他們在國家、民族與個人利益之間進行選擇，他們最終會選擇自己。不然，抗聯與偽軍進行了那麽多的戰鬥，有時還是很激烈的戰鬥，以及東邊道“獨立大討伐”，就難以解釋了。
“抗日反滿不並提”，是從關內的“抗日反蔣不並提”演繹過來的。蔣介石反共、剿共，可他是抗日的。“滿洲國”是個什麽東西？是日寇一手製造出來的怪胎，溥儀是大漢奸，“滿”軍被老百姓稱做“漢奸隊”、“走狗軍”。如此演繹，豈不是牛唇對上了馬嘴？
“中代信”說“不應把滿軍與日軍同樣當敵人看待”——這話應改作“不應把滿軍與日軍當做同樣的敵人看待”。因為他們確有區別，不大一樣，並不像當時的一幅宣傳畫畫的，一個日軍和一個偽軍擁抱在一起，上麵寫著“日滿兩軍親如一體”。
真理再向前邁一步就是謬誤。“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個口號，曾被人視為沒有階級性，是向前邁了一步。而從偽軍與日軍確有不同，到“不應把滿軍與日軍同樣當敵人看待”，再到“抗日反滿不並提”，邁出去的可就不止一步了。
在省執委擴大會上，趙尚誌不能不對“抗日反滿不並提”痛加駁斥——它對於抗聯造成的危害，雖然不像勸群眾歸大屯那樣大，卻也是個涉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問題呀。
趙尚誌激烈抨擊的另一個問題，是“等待大事變”。
我們是處在緊迫關頭，殘酷的鬥爭著，工作著，積蓄保存進步和發展著，促進和造成一切有把握的勝利條件，而絕不是和平等待，消極退守，以為大的事變來，東北民族革命自然就成功，大事變不來，民族革命就算完了的一切錯誤觀念，而產生目前最危險的右傾路線或曲解國際路線，認為目前是準備大事變的時期，不是領導緊迫鬥爭的時期。
以上是珠湯聯席會議決議草案中的文字。而在此之後，北滿臨時省委和趙尚誌等人批駁“等待大事變”，以及“抗日反滿不並提”和勸群眾歸大屯的言論，比這更精練、更深刻，因為都是寫給某人、某單位的信件，就不引錄了。
“打”字當頭的趙尚誌，一向反對消極避戰，“老熊蹲倉”，坐吃山空，怎能容忍“等待大事變”？
問題是“王康信”中說的，是“我們的策略現時不是將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擲’，而是要更大的準備群眾，積蓄力量，保存和發展遊擊隊的實力，培養大批軍事幹部，以作為準備將來更大戰爭和更大事變的基礎”，是“準備大事變”，而非“等待大事變”。“準備”是磨刀擦槍，整軍備戰，一旦號角吹響，就躍出塹壕，發起攻擊，與“等待”不是同一概念。那麽，趙尚誌和北滿臨時省委，為什麽要批評“等待大事變”呢？
“王康信”是裝在暖壺的夾層裏，由交通員從海參崴交通站送到吉東特委的。當晚李範五複寫6份，1份送往滿洲省委，其餘送到所屬縣委和4軍、5軍。珠河中心縣委接到後，馮仲雲讓於保合刻寫油印100多份，分送各縣委和3軍。